江西
316年冬，长安城内粮食断绝，晋愍帝司马邺穿着素服，率群臣出城投降。这个场面看似是一个王朝的终点，根子却早在半个世纪前埋下了：西晋并非败于某一场战役，而是内部秩序早已松动，外敌只是推倒了那堵摇摇欲坠的墙。
西晋的建立，本身就带着复杂的政治阴影。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夺取曹魏军政大权。曹爽曾有机会退往许昌，调兵反击，但司马懿以洛水为誓，许诺投降后保全性命。曹爽信了，交出兵权，却很快被夷灭三族。
这件事给司马氏留下了一个危险示范：誓言可以为权力让路，规则也可以由胜利者重新解释。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司马昭又逼杀魏帝曹髦，曹魏皇室一步步沦为傀儡。到了265年，司马炎接受魏元帝曹奂禅让，建立西晋，篡魏过程终于完成。
司马炎并非没有能力。他灭吴统一天下，结束了三国长期分裂，客观上让百姓获得了短暂安定。然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把隐患暂时压住，而不是从制度上消除。
司马炎最担心的，是曹魏宗室势弱、外戚和权臣坐大，于是大封宗室为王，先后分封二十七国，并给予相当兵力。这个安排本想让司马氏彼此照应，结果却把一批手握军队的藩王放进了国家权力中心。
更麻烦的是，司马炎又下令撤销州郡常备军。州郡平时只能维持治安，一旦中央发生内乱，地方既无足够兵力自保，也难以及时支援朝廷。中央怕地方坐大，地方却因此失去应变能力，西晋的军事体系被拦腰截断。
门阀士族同样得到大量特权。土地、官职和财富不断向少数家族集中，普通百姓很难通过正常途径改变命运。西晋依靠这些家族稳住政权，也被这些家族牵制。国家表面统一，社会内部却缺少真正牢固的支撑。
最致命的一步，出现在继承人问题上。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朝中不少大臣主张改立更有才干的司马攸。卫瓘、张华等人都看出了风险，司马炎却坚持让亲生儿子继位，还把希望寄托在皇太孙司马遹身上。
有人劝他：“太子不明，国事恐怕难以维持。”司马炎没有改变决定。为了排除反对声音，他压制甚至逼迫支持司马攸的大臣，最终把国家交给了一个无法独立执政的皇帝。
290年，司马炎去世，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外戚杨骏掌权，皇后贾南风不甘受制，便借助宗室力量发动政变。杨骏被杀以后，藩王开始频繁进入中央，权力争夺由宫廷斗争变成全面战争。
八王之乱从291年延续到306年，参与其中的虽以八王最为突出，实际牵涉的势力远不止八人。地方军队被不断调入中原，粮道被破坏，百姓被迫服役，北方边防也因此空虚。西晋最强盛的军力，消耗在了自家宗室的厮杀里。
早在东汉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部众便陆续内迁。西晋没有妥善处理他们的土地、身份和军役问题，许多部众长期受到地方豪强控制。八王之乱爆发后，刘渊在并州起兵，建立汉赵，北方各地的反抗相继扩大。
西晋并不是没有将领。问题在于，中央命令朝令夕改，地方势力各保地盘，彼此之间缺乏信任。311年，汉赵军队在宁平城击溃晋军主力，随后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这场灾难被称为永嘉之乱。
司马炽被带到平阳后，曾被刘聪当作宴席上的陪侍。刘聪问他，司马氏为何骨肉相残，司马炽只能答道：“大概是天意如此。”这句话并不能替他开脱，却道出了西晋皇室的窘境：他们争夺权位时毫不退让，真正面对国难时却无人愿意承担责任。
313年，司马炽被毒杀，年仅三十岁。长安的晋愍帝司马邺继续抵抗，但朝廷已经没有足够力量。316年，长安陷落，司马邺出城投降，西晋灭亡。刘聪同样没有放过这位末代皇帝，司马邺被迫穿戎服执戟，又被安排斟酒、侍奉，受尽羞辱，次年遇害。
一个王朝从权臣夺权开始，以宗室内战自毁，最终让两位皇帝先后成为俘虏。西晋的问题不只是皇帝昏庸，也不只是外族南下，而是权力来源、宗室分封、军队布局和继承安排彼此叠加，形成了一套无法自我修复的制度困局。司马炎以为统一便等于稳固，实际上，统一的外壳之下，裂缝早已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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