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蒙律师：我对刑诉法第四次修改的十大预测

202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把修改《刑事诉讼法》列入立法规划，划归“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第一类立法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继而将其列入初次审议法律案，修法进入立法程序的关键节点，预计年内初次审议。这可不是一般的立法动作——这部法律被叫作“小宪法”，管的是每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时的权利，是国家公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交锋的第一线。

2026年9月5日，第二十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正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事辩护高质量发展”，300余人现场参会。据论坛披露，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稿“在研究当中，大的框架已基本确定”。结合陈卫东、樊崇义等法学大家的公开观点、实务界的修法呼声，以及论坛披露的讨论信息，我对这次修改方向做个大胆预判，总结出十大预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下内容中，凡标注“学界建议”的，均属公开学术主张，并非已确定的修法方案；凡标注“草案讨论信息”的，来自已披露的论坛发言或公开报道。正式条文须以全国人大审议公布为准。

预测一：取保候审将更容易拿到，电子监管有望入法

过去实践中有个顺口溜：“构罪即捕，一捕到底。”取保候审虽然法律规定了，但用起来比登天还难。

陈卫东教授在相关学术文章中主张，本次修法应以比例原则为统领，推动强制措施体系从权力主导走向权利本位，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体系。学界建议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从“可以”改为“应当”，只要取保候审足以防止社会危险即应适用；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都应成为争取取保的有利因素。涉企案件，取保应成为原则性规定。

在监管手段上，司法实践中已有地方检察机关探索引入电子手环等数字化监管方式，对非羁押人员进行动态监控。学界建议将信息化核查和电子定位装置纳入取保候审的配套监管措施。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具体使用期限，目前公开的修法讨论信息中尚无明确方案。现行《社区矫正法》第29条规定，电子定位装置的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但该规定针对的是社区矫正场景，能否类推至取保候审，尚待立法明确。

预测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将被大幅收紧

这是近年来争议最大的制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来设计给没有固定住处的嫌疑人，结果实践中严重跑偏，成了“变相羁押”。谢小剑教授2019年发表的、以5955个大数据样本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安机关适用指居的案件中，转羁押率将近70%，未发挥替代羁押的作用；“办案需要”功能扩张，容易滥用；平均适用天数长达42.5天，1/4的案件指居期限超过60天。四川大学韩旭教授在2026年9月的新书发布会上指出，近年来大量案例表明该措施已被滥用，成为公安机关非法取证的手段。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6月30日，最高检、公安部已联合发布《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为修法积累了规范基础。

在修法方案上，存在不同版本。谢小剑教授主张严格限制而非废除，理由是“其发挥了比取保候审更强的监管能力……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并无适宜的替代措施”，其在后续学术主张中进一步建议将办案需要型指居限制在特定罪名，本地无固定住所型仅限人道保障，且由省级检察院严格审批，场所由分散走向集中，落实居审分离。樊崇义教授则指出指居场所、监管规则不明确，易出现秘密羁押、权利侵害。北京大学陈永生教授在论坛上建议，修法应明确指居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并将执行与侦查分离等合理条款上升为法律。我预测：修法会大幅收紧审批层级、限定适用条件、强化监督，适用范围可能压缩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极少数情形。 彻底取消普通案件指居的方案能否形成共识，尚待观察。

预测三：逮捕门槛有望松动，“曾经故意犯罪”条款面临限缩

现行刑诉法第81条规定，只要“曾经故意犯罪”，就应当逮捕。最高检在修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时，曾有意见建议对径行逮捕条件中的“曾经故意犯罪”进行限缩，设置“五年内”或者“本罪为故意犯罪”等条件，但“考虑到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不宜予以限缩”。这说明限缩该条款是实务界的呼声，但立法层面的修改尚未落地。学界建议修法删除这一条款，或至少加上“综合考量社会危险性，确无逮捕必要的除外”的但书。在轻罪时代背景下，不少前科人员仅涉嫌轻微犯罪却照样被逮捕，明显不合比例原则。无论最终采取哪种方案，方向应当是明确的：逮捕审查要回归“社会危险性”这个核心标准。

预测四：批捕程序走向诉讼化，律师意见必须听

现在审查批捕基本是检察院内部的行政审批。现行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第88条规定，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但“可以”二字让讯问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律师意见的刚性约束也不足。

学界建议将第86条“可以讯问”改为“应当讯问”，并进一步强化第88条中律师意见的刚性约束。最高检官网已刊发“对审查批捕进行诉讼化改造”的理论文章，主张批捕听证应体现控、辩、裁三方构造，各地检察机关也探索了公开听证、双向说理等改革举措。批捕从“关门审批”走向“三方对席”，是诉讼化改造的方向。至于实务界呼吁的“捕诉分离”，最高检的立场仍是捕诉合一，本次修法采纳的可能性不大，更现实的路径是通过强化羁押必要性审查来纠偏。

预测五：律师辩护权迎来实质性扩军

2026年8月，樊崇义教授在《法治日报》撰文，系统提出了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五大核心议题：确立有效辩护基本原则、强化会见阅卷取证等执业权利、充实侦查阶段防御权、完善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协商机制、健全法律援助与权利救济制度。陈卫东教授在论坛上建议将“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融入法律，将刑事辩护覆盖到侦查阶段。全国政协委员、最高检二级大检察官陈国庆指出，应进一步明确委托辩护优于指定辩护包括法律援助。

具体而言，学界建议包含以下几个重点：其一，明确委托辩护优先于法律援助指派辩护，当事人自行聘请律师的，司法机关不得强行安排值班律师替代；其二，赋予在押人员随时委托辩护人的权利，看守所必须及时转达委托申请；其三，保障侦查期间辩护律师的知情权，完善辩护律师诉讼权益的救济规定；其四，增设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上海交通大学孙长永教授建议修改第120条，保障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前能与律师会见或视频交流。

预测六：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随案移送、律师可查

这是本次修法最具突破潜力的方向之一。现行刑诉法解释第54条仅规定“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录音录像律师可查阅，范围有限。实践中突出问题是“同录不允许律师查阅复制、有关定罪量刑的笔录记载内容与同录不符”。

樊崇义教授在《法治日报》撰文中明确提出：“本次修法应把同步录音录像纳入法定阅卷范围，无正当理由不予提供的构成程序违法”。学界建议的突破路径是：所有讯问都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随案移送；辩护律师有权查阅、复制。对非法证据排除而言，这将提供实质性武器。律师今后可建立“三对照”审查机制：录音录像与笔录文字对照、时间戳对照、环境音和人员进出情况对照。对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不随案移送录音录像的问题，修改后的刑诉法也应提供明确依据。

预测七：证人出庭“应当”替代“可以”，鉴定人不出庭后果明确

现行法律规定证人出庭的前提是“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一个“可以”，让法院把通知证人出庭当成自由裁量，实际上成了拒绝证人出庭的“挡箭牌”。学界和实务界多次呼吁删除“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这一主观性条件，要求法院只要收到控辩双方的出庭申请即应通知证人到庭。宋福信律师早在2024年第十八届尚权论坛上就提出过删除“法庭认为有必要”表述的主张。

学界建议的方向是：对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控辩双方对证言存在重大争议的，必须当庭口头作证；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应当承担相应的程序性后果。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刑诉法第188条已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鉴定人拒不出庭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因此这部分并非修法新增内容，修法的着力点在于扩大应当出庭的情形范围。

预测八：二审不开庭的坚冰有望砸开

“二审不开庭”是中国刑事诉讼的老大难，多少冤错案件就卡在“书面审理”这一关。现行刑诉法第234条列举了四种应当开庭的情形，但实践中大量案件以“事实清楚”为由不开庭审理。

樊崇义教授近期在《法治日报》连续刊发文章，主张“将‘列举应当开庭’修改为‘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审理法定列举为例外’” 。尚权律师事务所高文龙律师撰文建议，对于上诉人做无罪辩解、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一律开庭审理。这一主张在实务界呼应者众多——钱列阳、毛立新等资深刑辩律师在2023年“刑辩十人”论坛上均主张无罪辩护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学界建议至少新增三种应当开庭的情形：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出现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的；被告人对认罪认罚自愿性提出异议的。这三种情形目前是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建议，草案是否照单全收尚待观察，但方向是明确的。

预测九：认罪认罚从“确定刑”回归“幅度刑”

认罪认罚制度2018年入法后，适用率超过85%——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84.8%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自愿认罪认罚。但副作用明显：检察官普遍提“确定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采纳”，等于检察官实际上拿走了量刑权；值班律师沦为签字的“见证人”。

陈卫东教授在论坛上指出，司法实践中律师在认罪认罚阶段发挥作用有限，建议在认罪认罚阶段设立专门程序，充分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学界建议修法调整为：原则上提幅度刑建议，只有可能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才允许提确定刑。幅度刑能恢复法院的量刑裁判权、激活真正的协商、降低反悔率。配套的两个矫正方向是：有辩护人的，不得由值班律师代为见证具结；被告人认罪认罚而辩护人认为无罪的，辩护人可以独立作无罪辩护，且不影响被告人从宽。

预测十：涉案财物处置独立成编，案外人可出庭喊冤

“一人犯罪、全家受罚”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现象之一。现行刑诉法解释第279条已规定“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但学术研究指出，该规定“并未对案外人参与庭审的具体程序和可以享有的诉讼权利进行规定”。

樊崇义教授提出，本次修法应构建“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的双层诉讼结构，案外利害关系人可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与庭审质证。学界建议将“定罪量刑与涉案财物处理并重”上升为基本制度：立案时就要审查财物的权属和证据；庭审中要当庭调查财物的权属来源；案外人提出权属异议的，法院应当听取意见，必要时通知案外人出庭，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有学者建议在总则辩护代理部分加入案外人委托律师成为诉讼代理人的法律规定。至于是否达到“独立成编”的程度，目前公开讨论中更多是“健全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的表述，最终立法体例尚待草案公布。

结语

综观十大预测，这次刑诉法修改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三化”：强制措施精准化、辩护权实质化、审判程序诉讼化。

陈卫东教授在论坛上表示，每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刑事辩护制度都有很大的完善，本次修法应推进刑事辩护全覆盖，将该项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典，推动实现有效辩护。樊崇义教授则用“司法现代化”概括本次修法的基本理念，主张坚持“程序正义优先”的价值取向，摒弃“小修小补”的立法策略，推动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与法典化。

在轻罪时代与数字时代叠加的今天，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永恒张力，要靠一次次精细的立法去平衡。十大预测能否兑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公布的正式条文。作为执业律师，我乐见其成，也必将用好每一条新规，为当事人争取实实在在的程序正义。

（本文基于学界公开观点与已披露的草案讨论信息作出预判。文中凡标注“学界建议”的内容，均属公开学术主张，不代表立法机关的修法方案；最终以正式公布的法律条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