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依赫桑萨尔山匈奴墓葬出土的石板状带饰

带饰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特征性文化遗物，既直观体现了当时当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是彰显佩戴者社会身份的重要文化符号。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匈奴在北方草原上的影响达到鼎盛，各类材质的带饰广泛流传于其活动区域内。这一时期匈奴墓葬出土带饰，材质除金、银、青铜、铁等金属外，还有玉石、骨角、木头等非金属。其中一类点缀宝石的黑色石板状带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特色。

墓地全景

2023年，蒙古国立大学考古学家在戈壁苏木贝尔省苏木贝尔县境内依赫桑萨尔山（IkhSansar）匈奴平民墓地开展发掘，在1号墓中发现一套两件、装饰精美、刻画动物纹样的石板状带饰，是同类器物中保存最好者。

依赫桑萨尔山匈奴墓地

蒙古国戈壁苏木贝尔省省会乔伊尔市以东18公里的依赫桑萨尔山周边区域内，分布着赫列克苏尔（一种青铜时代遗迹）、方形墓葬、匈奴墓葬、蒙古墓葬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2021年首次发现这片遗存，并确认了28座匈奴墓葬，部分墓葬受洪水冲刷和沟壑坍塌损毁严重，急需抢救性发掘。当地部门随即上报相关科研机构，本次考古工作由此启动。

2023年秋季，蒙古国立大学考古团队对墓地正式开展考古调查和抢救发掘，共发现34座匈奴平民墓葬，对损毁最严重的4座墓葬进行清理。墓地坐落于依赫桑萨尔山西南坡，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延伸260余米。墓地中间纵贯一条冲沟，沟西侧分布13座墓葬，东侧21座。多数墓葬石砌封堆轮廓清晰，当地民众称此地为“黑石头”。本次发掘的4座墓葬中仅1号墓出土石板状带饰。

匈奴墓葬分布情况

1号墓

1号墓位于墓地最北端，紧邻山间冲沟，海拔1488米。受长期洪水侵蚀影响，墓葬上部封石堆仅东北侧残存部分，其余部分坍塌。墓葬塌陷深度达1.5米，墓内填石大量裸露。

1 号墓葬发掘情况及剖面

我们先清理外露石块，探明墓坑轮廓。发掘至2.6米深处初见墓坑边界，继续清理至3.8米处，暴露完整的长方形墓坑。墓坑长2.1米，宽1.9米。墓坑东部有棺木残块，中部可见兽骨碎片、陶片、铁器残件。再向下发掘0.4米，至4.2米深度，墓坑底部全部揭露。

葬具为木棺，棺足部宽0.4米，保存高度0.4米，棺头部宽0.7米。墓主头朝向东北。墓葬早年遭盗扰，墓主头部及胸部骨骼散乱，骨盆和下肢骨骼仍在原始位置。人骨鉴定表明墓主为年龄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

墓主腰腹位置出土一对长方形黑色板状带饰，保存状态较好。墓葬出土其他器物包括铜箭镞、铜马饰、空心铜构件、玻璃饰件、兽纹铜器、青铜圆牌、骨器、木器残件、彩绘器物碎片、织物残片、铁刀残段、陶器，以及铁质、木质器物残片等。

墓底平面图及带饰出土情况

出土带饰

两件带饰出土于人骨腰部位置、盆骨上方，左右放置，一端相互叠压。从出土位置看，应是原位保存，未受到扰动。

两件器物形制尺寸基本一致，均为长方形板状，黑色石质。器物表面打磨光滑，黑亮有光泽，可观察到纵向打磨痕迹，平面和侧边均打磨规整。四侧边非垂直切割，而是略向外斜，横、纵剖面都呈梯形。正面平行于长边方向交错镶嵌5排绿色和红色圆形石块，绿色石块每排4个，红色石块每排3个。其中绿色石块为绿松石，红色可能为红玉髓之类。

带饰表面装饰

人骨左手侧带饰长15.18厘米，宽9.27厘米，厚度0.6—1厘米。靠近中部的一端有一个长椭圆形和一个圆形穿孔，远端有两个圆形穿孔。正面镶嵌红绿石块，背面无装饰。

人骨右手侧带饰长14.55厘米，宽9.3厘米，厚度0.6—1厘米。两端分别有两个并列圆形穿孔；正面两孔中间以凹槽连接，背面无凹槽。正面镶嵌红绿石块，背面线刻动物纹饰，正面和背面均有裂纹和石材本身的凹坑。左右两件器物穿孔位置均有明显磨光痕迹，应是长期使用形成。

墓主右手侧带饰背面纹饰

右侧带饰内面线刻三个动物形象。最左侧为鹿形，三叉角、大耳，眼、鼻、嘴、尾、足部等部位刻画清晰，躯干修长，四肢纤细，呈奔跑状。中间位置为一只体形庞大的动物（可能是狼），长耳向后贴在颈部，眼睛圆睁，嘴巴大张，长尾下垂，形似扑向前方的鹿。最右侧动物形态为狗，只保存头部和颈部形象，圆眼、抿嘴、大耳向后，脖颈与脊背上部勾勒完成，其余部位未见。经过仔细观察，此图案可能在制作时未完工，并非长期使用导致纹饰磨损脱落。

相关研究

据统计，在蒙古国及周边区域匈奴墓葬中，共发现类似黑色石板状带饰40余例，主要分布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部、蒙古国北部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内。其中图瓦阿拉泰1号墓地（Ala-Tey1）和特里津匈奴墓地（Terezin）这类带饰发现最为集中，共出土9件，采集1件。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以及中国宁夏和新疆地区也发现有类似器物，但发现的数量较少。

这类器物绝大部分为长方形，也有少数为马蹄形（一端方形一端圆形），最大者长18厘米，宽9厘米，最小者长5厘米左右，宽2—3厘米。表面镶嵌的小圆形宝石布局有平行分布、X形或菱形。宝石颜色上，红绿两种颜色混合使用的情况较多，个别器物只镶嵌一种颜色的宝石。对图瓦阿拉泰1号墓地出土几件器物的材质分析结果表明，石板的材质主要是化石煤，可能是藻泥煤（boghead）。镶嵌的小圆形宝石有红玉髓、摩根石、绿松石、铬云母、珍珠母等。

个别器物背面刻画纹饰。例如阿拉泰1号墓地86号墓出土带饰背面刻画两只山羊，躯干上部有箭镞落下，左下角有弓；上部有一匹倒放的马，躯干蜷曲。同墓地112号墓出土器物背后简笔刻画鹿形。特里津墓地21号墓出土带饰背面刻画类似五铢钱上的“五”字；另一件采集的器物背面刻画“工”字形纹饰。其他器物背面线刻纹饰也有未完成者，如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伊沃尔加城址322号坑出土的板状带饰背面刻画一只类似犬类动物的头部和颈部。这些情况说明，背面纹饰很可能是使用者自己随意刻制，并无固定规制或者内容，但是画面内容应当与使用者的生活或者经历直接相关。

图瓦阿拉泰 1 号墓地 86 号墓带饰背面刻纹

石板状带饰一般成对出现，例如依赫桑萨尔1号墓、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葬M13等出土的石板状带饰均为成对。但图瓦两个墓地中出土的该类带饰均为单件出现。成对器物中，一般有一件两端均为并列双圆孔，另一件一端并列双圆孔、一端为长条形孔和单圆孔。单件器物则一端为双圆孔，另一端为长条形孔和单圆孔，图瓦匈奴墓地所出均为这种情况。学者认为这种结构应当与器物的装配方式有关。宁夏倒墩子M13出土的板状带饰（M13:18）中，长条形孔附近的单圆孔内还有铜丝存留。因此，长条形孔可能是皮带穿过的位置，一侧小圆孔可能是用金属进一步将石板与皮带连接固定。

依赫桑萨尔1号墓出土带饰的形态、尺寸与阿拉泰1号墓地29号墓出土物及特里津墓地采集品几乎完全一致，装饰宝石的数量和排列也完全一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据称从新疆采集的板状带饰也与之形态十分接近，尽管装饰宝石脱落较多，仍可看出绿色和红色宝石交错排列。考虑到这类器物材质、风格和装饰的特殊性，有很大可能这几件器物同出一源。

阿拉泰 1 号墓地 29 号墓出土带饰

根据阿拉泰1号墓地测年结果及出土汉代铜镜、铜钱情况判断，这些带饰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之间，即中国的西汉时期。依赫桑萨尔墓地的年代也应与此接近。

这类石质长方形板状带饰被视为典型匈奴器物，与金属材质带饰相比风格明显更为简约，其用材和纹饰均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因素，反映了亚欧大陆广阔区域内的文化交流。

首先，这类器物的基础材质可能出自煤炭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地区，装饰的宝石则可能出自中亚等地。出土数量不多，但从西伯利亚地区到中国内蒙古、宁夏、新疆到中亚地区都有发现，反映了物资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

其次，同出的器物以及刻画纹饰也反映了文化交流。例如，阿拉泰1号墓地86号墓出土石板背部刻画纹饰同时具有明显的匈奴风格和斯基泰风格，同出的器物还有汉代博局纹铜镜。29号墓同出西汉五铢钱、铜贝。特里津墓地21号墓所出带饰背面刻画汉字“五”，与五铢钱字形相似；另一采集器物背面有汉字“工”。依赫桑萨尔1号墓同出的还有玻璃耳珰等。这些元素分别来自不同区域，集中在看似简约的带饰上。

腰带是游牧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区分部族、氏族、社会阶层的核心服饰构件，而带饰则是能够直接体现这种区别的标志。根据出土情况，再考虑其材质和尺寸（石质最大者长近20厘米），我们认为这类石板状带饰的作用可能以装饰为主，而并非腰带上的功能性构件。

以往有学者认为这类带饰大多出自武士墓葬，可能是武士象征，例如依赫桑萨尔1号墓墓主为青年男性，并且随葬有铜箭镞；但图瓦匈奴墓地有多座女性墓葬也出土此类器物。因此，这类风格和材质均比较特殊的带饰未必反映职业的差异，而可能与特定的部落或者族群有关。黑色带板上装饰点状红绿宝石，简约中透出奢华，与纹饰复杂的金属带饰相比，呈现出独特美感，抑或游牧民族的一种时尚追求。随着匈奴在北方草原上影响的式微，这类器物也随之消失。

（作者恩赫巴亚尔·米吉道尔吉为蒙古国立大学教师；周立刚为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