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原长治市委书记

引言
2003年2月20日，山西长治，阴天。59岁的吕日周即将离任，赴太原就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按照惯例，他只需在市委大院做个简单的告别。但那天，市委大院从早上8点起就聚满了自发赶来的群众，到9点时，偌大的院子已经站满了人。从大院门口到办公大楼，短短50米的路，吕日周走了很久——到处是眼含热泪的群众，到处是“吕书记不要走”的呼喊。在长治最大的中心广场，群众打出了横幅：“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吕书记有口皆碑！”

“泪洒长治”，成为吕日周主政三年中最动情的一幕。而这个人，恰恰也是长治干部“怕”了三年的人。一个市委书记，为什么能让百姓夹道相送，又让干部如坐针毡？答案，藏在他主政长治三年的每一个细节里。

一、沉寂十年后的“最后一次机会”
2000年2月，在山西省体改委主任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0年之后，55岁的吕日周获得了可能是他官员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出任长治市委书记。
吕日周并非等闲之辈。1983年，38岁的他出任原平县委书记，在全县大规模推行“搭台唱戏”改革，大胆打破所有制、城乡、行政区划等界限，实现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一轰动全国的改革，使他成为作家柯云路改革小说《新星》中改革者“李向南”的原型之一。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6万余人拥向原平参观，一时成为壮观的景象。然而，巨大的声誉并未带来仕途的飞跃，反而引来了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的调查。有一次查了100多天没有查出问题，便给他盖了顶“官瘾很大”的帽子。

1990年，吕日周从朔州市长的任上被调到山西省体改委，从此沉寂十年。十年间，他潜心调研与著述，撰写、主编了8本改革著作。
当他踏入长治时，面对的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城市。1999年，长治在全国224个地级市中排名第156位，在全省6个省辖市中，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值三项指标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官场风气不正，群众上访不断——上任第一天，老百姓就用自行车把市委大院的门堵了。

吕日周在言谈中毫不隐晦他对这次机会的珍惜。他喜欢引用毛泽东那著名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治吏：向“懒散”开刀
吕日周认为，是长治的懒散与无责任倾向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他曾说：“群众懒是由党员造成的，党员懒是由干部造成的，干部懒是由班子造成的，班子懒是由一把手造成的。懒干部造成懒环境，懒环境造成了长治的懒步伐。”
他治懒的第一个手段，是骑自行车下乡。到长治不到两年，全市146个乡镇他就跑了135个，在基层住了50多夜，被称为“单车书记”。很多人不理解他有车不坐偏找罪受，他的回答是：“不了解基层和人民，我们怎么制定政策？制定出的政策又怎能起到积极效果？”

在干部作风整顿上，吕日周推行了一系列硬性措施。他要求县处级干部每年下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至少3天，本人带头住在农家土炕、下地劳动。他提出“开会＋不落实＝0”的督办理念，强化督查问责。在人事制度方面，长治市两年来先后6次公开选拔局长、区长、县长，推行干部公示制和末位淘汰，提升干部任用透明度。
他还反对统计浮夸。2000年3月，吕日周给市统计局写信，要求经济数据“挤水分”，市统计局随即制订了“关于挤水分的实施方案”，全市动员挤水分，然后公开见报。结果乡镇企业的统计数据缩水44%。

三、拆墙透绿与广场对话：打通信访难题
吕日周在长治最具标志性的举措之一，是拆掉了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的围墙，撤去门岗，向社会开放，把封闭的机关大院变成了市民可以自由进出的公园。他说：“我们要把长治市建成全国第一个没有栏杆没有围墙的城市。”有人批评他太着急，他的回应是：“我只能说人们太不着急了。”
与拆墙同步的是“广场对话”。吕日周经常率领各级干部到长治广场现场办公，直接面对群众，解决群众问题。当地民众说：“之所以没有人来围政府，是因为吕书记拆了墙之后，主动走到了广场，在广场上，直接面对群众，解决群众问题。”

这一做法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在国企与三农问题都颇为严重的山西，长治一年多以来已极少看到工人、农民集体越级上访事件。一个复印店老板给记者讲：吕日周雨中接待群众，自己不要雨伞。一宗耽搁了7年的无头案，因为吕日周的介入，7名凶手归案。

四、“五大监督”：舆论监督风暴
2000年2月12日，吕日周上任第3天，就把《长治日报》的领导叫到了办公室。在此之前，长治日报在20多年里只发过30余篇批评报道。而截至2002年12月，长治日报及其子报共刊发舆论监督稿1100余篇，涉及市级干部35人，县处级干部106人，因此被撤职、免职、降级和经济处罚的干部269人，并有15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001年3月31日，《长治日报》头版刊发了吕日周的批示，点名批评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秦来英，全市哗然。在此之前，当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从不涉及在职主要官员。2002年11月30日，《长治日报》头版又突然一气刊出吕日周3篇批示，点名批评了市委副书记王进卯和副市长常反堂。吕日周要求他们带领干部深入现场解决问题，“什么车都可以坐，就是不能坐小卧车”。一声令下，市委副书记坐着摩托车、副市长乘坐长途汽车赶往百余里之外的现场，据说有人是坐着牛车去的。

在吕日周的推动下，长治逐渐建立起党政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新闻监督、群众监督联动的“五大监督”体系。他经常对报纸做出批示，任职3年来对新闻媒体的批示达600余条，平均不到一天半批示一次。他曾对报社领导严厉批评：“总编先生，从这张报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你们骗得我多高兴。这是麻醉剂！麻醉报！”有舆论认为，长治日报是“中国舆论监督第一报”。

五、城市建设与民生实事
吕日周不仅“治官”，还要“治城”。他刚到长治时，眼前是一座典型的北方煤城——灰蒙蒙的天空、脏乱差的街道。他提出建设“山水园林城市”的目标，推行“拆墙透绿”——下令临街单位全部拆掉围墙，让绿色透出来。随之而来的是连续三年大规模的全民义务植树和公共绿地建设，太行公园、动物园不再收门票，2001年12月占地500余亩的南广场开工建设，城市面貌显著改善。

教育是吕日周投入精力最多的民生领域之一。他在骑车下乡中发现许多农村教师长期领不到工资，学校破破烂烂，危房众多。市委随即作出决定，解决拖欠教师工资实行一把手责任追究制，凡是教师工资发不出的县区，书记、县长、机关干部工资一律停发。2000年4月14日，困扰长治市多年的拖欠在职教师工资的历史宣告结束，全市补发已拖欠教师工资284.9万元，涉及4183名公办教师和1155名民办教师。

在危房改造方面，吕日周提出“全市总动员，苦战一百天，集中打一场消除中小学危房的攻坚战”。经过短短四个月的组织实施，长治市13个县区共筹集资金6900万元，对全市652所中小学危房实施改造，总面积达19.6万平方米，平均每天改造完成8所学校。2002年，国家教育部在长治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现场会。此外，长治在2002年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六、争议与反思
吕日周从不缺少争议，正如《南方周末》所言——“争议实实在在地伴随了他的整个从政经历”。最深层的争论发生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吕日周是人治还是法治？
批评者的核心论点是，吕日周的改革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与“强人政治”风格。他以“一把手”的权力强行推动新政，设有“禁区”——在长治媒体上几乎所有高层官员都曾受到批评，但唯独没有针对吕日周本人的批评。有学者指出，将新闻改革与民主法治的重任寄托在一位“清官”身上，本身就折射出现代法治观念的某种缺位。

“黄马甲事件”则是另一个被广泛批评的举措。为了消除市民的不文明行为，长治让随地便溺、喷涂非法小广告的市民穿上写有“不文明行为人”的黄马甲。这一做法招来不少媒体批评，被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吕日周本人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制度不够健全的事实面前，百姓遇到事情第一反应是找清官救他们出水火。我只是以‘平民官’为标准，为民办事，有人说我处理政务是‘人治’不是‘法治’，那可是实际情况造成的。靠制度是必然的，为百姓解决的具体事越多就越感到制度体系建立的重要。”
学者马立诚在评价这一争论时指出：“在目前的国情和体制制约之下，吕日周不使用‘人治手段’又能使用什么手段呢？”他认为，人治和法治相混杂，通过人治推进法治，是不少前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结论
吕日周离开长治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回访发现，市委大门口被撤掉的武警又重新上岗了，一些实施拆墙透绿工程的单位重新围起了低矮的铁栏杆，长治的舆论监督逐渐式微。这似乎印证了批评者关于“人亡政息”的担忧。
然而，那些年里长治发生的改变不会轻易被抹去——4183名教师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652所危房校舍变成了安全的教室，成千上万的干部第一次住进了农民的土炕，市民第一次可以自由走进市委大院。全国劳模申纪兰回忆，吕日周刚到长治没几天就到了西沟村，之后三年来了十七八次。他说过一句话：“你是太阳底下晒的人，我要当群众堆里干的人。”

吕日周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至今回响：当一个体制的良性运转过度依赖个人的道德勇气和铁腕手段时，我们究竟应该期待更多的“吕日周”，还是应该致力于建设一种让制度而非个人来守护公平正义的机制？这或许是他留给长治、也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深思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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