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母亲的魏玛沙龙

最近出版的《叔本华家书》辑录了叔本华的父母、妹妹和他本人的通信，共计214封（目前找到的）。其中，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11封，母亲约翰娜（娘家姓特罗西纳）96封，妹妹阿黛勒89封，阿图尔·叔本华本人18封（阿黛勒销毁了哥哥叔本华的信，遗留的信中有几封是残篇）。这些家书始于约1799年2月21日，止于1849年8月20日，时间跨度50年，展现了这个家庭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和每个人的禀赋。在约翰娜给儿子的信中，她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她在魏玛的沙龙生活。

约翰娜·叔本华（1766—1838）不仅是哲学家叔本华的母亲，也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她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小说、游记和艺术评论，共有24卷文集。在她身后女儿阿黛勒整理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代表作是开创了德国文学“女性小说”新题材的《加布里埃莱》，成名作是《一位女士的旅行：英格兰与苏格兰纪行》（初版书名）。歌德对这部游记的评价是：“画家之眼写行路见闻”，“兼具画家般敏锐的观察力、沉稳的判断力，文风细腻流畅，在女性作家中实属难得”，褒奖她对英国工业社会的描写，“让游记具备了超越消遣读物的社会价值”。（参见《歌德与约翰娜·叔本华书信集》《歌德谈话录》）近年来，约翰娜的作品又被关注，主要原因是她对当时社会的客观记录的文献价值。

约翰娜·叔本华（1766—1838）

谈约翰娜的魏玛沙龙需要从她在汉堡的家庭茶会说起。

1793年普鲁士占领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坦）后，叔本华的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携全家迁居汉萨联盟城市汉堡。最初租住旧城区新道76号的房子，房子不宽敞，约翰娜主办的茶会规模比较小，以关系熟悉的当地商贾和文友为主。1796年搬入新万德拉姆街92号，住宅与家里的商行连在一起（1943年汉堡大轰炸时被毁）。宅邸有独立的大型舞厅、内院客厅，改造后专门用于约翰娜的家庭茶会。

约翰娜是富商之妻，有高超的社交天赋，善于酬酢，她在汉堡的社交活动频繁活跃。家庭茶会每周举办两次，傍晚开始，有茶、点心或简餐招待宾朋。出席茶会的人，除了当地的名流商贾外，也有著名的文人艺术家，比如德国启蒙诗人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曾是茶会中最受尊崇的常客（约翰娜在回忆录中有记录）；居住在汉堡的启蒙时代最显赫的学者世家莱马鲁斯家族、1801—1808年定居汉堡的知名画家威廉·蒂施拜因（《歌德在罗马平原》的作者）也是茶会的常客。汉堡的政界名流、贵族和演艺名人等都不定期地出席茶会。

茶会不是单纯的应酬玩乐跳舞，常有钢琴演奏、诗歌和戏剧朗诵、绘画新作展览、话剧试演、闲谈旅途见闻等丰富的文艺活动。约翰娜以高情商和掌握多国语言的能力，主导茶会的活动，串联不同层级、不同文化的宾客轻松畅谈，使叔本华家成为汉堡优秀的自由派社交圈子。

汉堡的茶会是约翰娜社交能力的演习场，为她在魏玛的沙龙积累了经验和影响力。

1805年4月，与约翰娜的社交天赋迥异的自由派丈夫去世，持续12年的汉堡茶会戛然而止。丈夫生病和病重期间，约翰娜仍忙于社交，疏于照顾丈夫，成年后的叔本华对此耿耿于怀。他在1831年的手稿中写道：“当我父亲身患重病时，我母亲可曾呵护过丝毫？”日后母子失和的根源，在此悄然生成。

约翰娜·叔本华

1806年9月，约翰娜如飞出笼子的鸟儿，带着9岁的女儿阿黛勒正式从汉堡迁居魏玛。她对魏玛的生活满怀憧憬，租住的“宅邸（剧院广场1A号）毗邻广场，距剧院仅50步之遥。此间交际颇为惬意，且所费无几。稍加经营，甚或无需破费，我便能每周至少一次邀集魏玛乃至德意志的杰出之士围坐茶桌，共度悠然时光”（1806年5月26日信）。“定居魏玛之选，我至今无悔。”（1806年6月4日信）。

约翰娜定居魏玛不久，耶拿—奥尔施塔特战役打响，人们纷纷落荒而逃，她审时度势后，选择留下来，与魏玛人共生死。她在1806年10月18日、19日与26日给儿子的长信中，以自己的体验和观察对战事做了描述。这封长信很快在汉堡与但泽被奉为独特的历史文献，至今仍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记录。

战争爆发后，强盗般的法国骑兵冲进魏玛城，闯入民宅烧杀抢掠，机敏、沉着、勇敢的约翰娜面对“楼下传来狂乱的叫喊声：‘面包！酒！快！我们上来了！’”时，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葡萄酒与烤肉给法国士兵，会法语的约翰娜与法国士兵攀谈，赢得了法国士兵的好感，由此避免了被抢掠的危险，避免了宅邸被烧毁的更大风险。约翰娜以“给你索要之物”的机智，保全了家人和佣人的性命，房屋和财产毫发无损。

当战争接近尾声时，慷慨乐助的约翰娜又接管了亚历山大宅中一间收容五十多名伤兵（多为普鲁士人）的病房，主动地、不遗余力地拿出家里的东西来救治伤员。她写道：“我给他们送去包扎用的旧亚麻布、葡萄酒、茶水（先在我家用大锅煮沸）、汤羹、几瓶马德拉酒（每人仅分得一小杯，却为此恩赐欢呼并祝福我）、面包等力所能及的物资。歌德等人闻讯后，也纷纷效仿我。最令我欣慰的是，低价购得一批苹果，分发给躺在剧院前呻吟的伤兵——他们没有任何提神的食物，渴盼着一点清凉之物。”（1806年10月18日信）

约翰娜是一位巾帼须眉，她说，战争期间“所费不过五六十瓶红酒，再无其他，而后葡萄酒逐渐匮乏，我便分赠友人与伤兵——本微不足道，众人却感念至深，令我汗颜”（1806年10月24日信），她的战时善举使魏玛上流社会接纳了她这个“外乡人”：“我在此地的境遇竟意外顺遂：短短十日间获得的认可，胜过往常十年。歌德今日笑言，我历经战火洗礼，已成真正的魏玛人，此言应当不虚。”（1806年10月18日信）

约翰娜鼓励自己，为保持欢愉和昂扬的心绪继续竭力而为：“只要哀伤的日子还在继续，我每夜都会召集友人小聚，奉上茶水面包（字面意义的简朴款待），不曾多点一盏灯，但宾客仍络绎不绝，在我处备感舒适——迈尔、费尔诺常至，歌德偶来，更有许多素未谋面者请求引荐。维兰德今日亦托人传话，盼能来访。昔日所求皆不期而至……”（1806年10月18日信）

约翰娜在魏玛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和尊重：“每到夜晚，常有朋友在风雨中为守护我的安全而站岗时，隔着夜色向我道晚安。众人都甘之如饴……”（1806年11月7日信）“无论贵族平民，待我皆格外热忱。”（1806年11月28日信）

歌德

约翰娜是魏玛少数公开接纳并礼遇歌德夫人进入上流社会的沙龙女主人，歌德夫人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出身平民阶层，为魏玛贵族圈所不容。约翰娜在信中介绍了她接纳歌德夫人的过程。战争结束后，1806年10月19日，“歌德与旧爱——其子生母乌尔皮乌斯成婚”；20日夜，“携新婚妻子登门造访，我以礼相待，佯作不知她昔日身份。我想，既蒙歌德赐其姓氏，我们自当为她奉一盏茶。我清楚可见的是，我的举止如何令歌德心情大悦，而几位在场淑女初时拘礼，见我态度亦随之缓和……他唯携她来见我——许是信我这般异乡客兼大都市人的襟怀，能予这位夫人应有之礼遇……以我在此地新得的声望与人情，足以为她铺就社交之路”（1806年10月24日信）。克里斯蒂安娜成为了约翰娜魏玛沙龙的常客。

当约翰娜与歌德谈了她创办沙龙的计划时，得到了歌德的首肯和支持，约翰娜非常高兴，告诉儿子：“我在此地如鱼得水。能轻易赢得这些杰出人物的青睐，连我自己都觉诧异——我未曾主动拜访，一切却水到渠成。每周四、周日傍晚五点至九点左右，友人们将会聚集我处，若遇到有趣的外乡人，也会被一同带来。我对歌德说了这一构想，他深表赞同，允诺鼎力支持。除了备好清茶，我无需再做什么，真正的欢愉自会在这聚会中迸发。”“这既不费什么开销，又能收获无尽乐趣。魏玛正缺这样一个交际中心，众人皆以能聚集在我这里为幸。”（1806年11月14日信）

约翰娜还告诉他：“至今尚无一个夜晚独处……每晚六点，客人们也陆续登门——时多时少，全凭机缘。我们品茶闲谈，时而说笑，时而互诉愁绪；兴之所至，便有人去隔壁弹琴歌唱。八点半众人散去。”（1806年11月7日信）“我现在过着心之所向的生活：宁静、安稳，被杰出之士爱护，虽交际圈小却极富意趣。”（1806年11月14日信）

约翰娜与阿黛勒

约翰娜的沙龙“宾客盈门，却无需破费”（1806年10月31日信），“首批受邀者包括歌德、迈尔、费尔诺、许策、卢德库斯夫人、康塔兄妹、贝尔图赫、法尔克夫妇、里德尔夫妇和魏兰德夫妇等，余者自会闻风而来”（1806年11月14日信），“纵使寻遍德国也再难觅得这般人物”（1806年11月28日信）。约翰娜的魅力可见一斑。

依据约翰娜的家书和已有文献，首先，每周固定出席沙龙的人有：歌德（萨克森—魏玛公国枢密顾问，魏玛国家剧院总监、德国古典主义文学宗师），弗里德里希・威廉・里默（魏玛文理中学教授、宫廷图书馆馆员、歌德私人秘书、文学评论家），海因里希・迈耶（艺术史家、素描画家、歌德色彩理论合作者），弗里德里希・尤斯廷・贝尔图赫（出版家、文学史家、翻译家、魏玛宫廷出版商），卡尔・路德维希・费尔诺（宫廷图书馆馆长、德国近代艺术理论奠基人），等等。

其次，经常出席沙龙的人有：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作家、魏玛宫廷诗人、老牌文学杂志主编，魏玛古典文化三巨头之一），斯特凡・许策（浪漫派作家、艺术理论家时政记者、文学编辑，沙龙的欧洲时局话题主讲人），约翰内斯・丹尼尔・福尔克（宗教作家、公益教育家、魏玛本土文化领袖），卡洛琳・巴尔杜阿（德国第一位独立女性职业画家，沙龙的女性艺术交流主角，）克里斯蒂安娜・冯・歌德（歌德正式的妻子），等等。

再次，旅居魏玛期间出席沙龙的作家和诗人有：施莱格尔兄弟（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德国浪漫主义奠基人、文学理论家、莎士比亚经典德译本译者），路德维希・蒂克（浪漫主义小说家、戏剧家、童话文学先驱），克莱门斯・布伦塔诺（浪漫主义诗人、民间童话搜集者，格林兄弟的长期合作者），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德国语言学家、民间文学研究者、《格林童话》整理者），等等。

专程到访魏玛期间出席沙龙的贵族有：贝特琳娜・冯・阿尔尼姆（德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歌德的崇拜者），皮克勒-穆斯考亲王（普鲁士贵族、旅行作家、欧洲知名园林艺术家），扎卡赖亚斯・维尔纳（浪漫主义戏剧家、宗教思想家），路德维希・博尔内（犹太政论家、文学评论家），等等。

约翰娜的家就在剧院旁边，她喜爱音乐戏剧，自己在家弹琴唱歌，只要剧院有演出就去看。从叔本华的游记看，他跟随父母旅欧时，几乎夜夜去看演出。因此，剧院的演员、导演、音乐演奏家等也是沙龙的常客，约翰娜常请他们为沙龙助兴，家书中多次提及，这也能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来。

今魏玛剧院广场

此外，女儿阿黛勒帮母亲接待宾客，记录沙龙的活动和谈话。阿图尔·叔本华1813—1814年寄居母亲家时，在沙龙结识了歌德、费尔诺等德国文化名人。人们在沙龙里介绍他时说的是：“这是约翰娜的儿子。”而母亲去世后，当人们提及约翰娜时说的却是：“她是哲学家阿图尔的母亲。”

从出席沙龙的名单可以看出，约翰娜的沙龙活动不同于宫廷贵族的沙龙，是文人、学者、艺术家平等交流的公共文化场所，“不唯门第，不唯出身”，没有严苛的仪轨。从约翰娜的信中可以看出，她主导的沙龙活动的主题是文学、哲学、绘画及创作、音乐欣赏、新作欣赏、朗诵、戏剧排演等，注重的是思想碰撞和审美情趣的交流，为各方文人提供相聚和自由交流的场所。

约翰娜在1806年11月28日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五点半众人集结于此，我们品茶闲谈，新刊杂志、画作、乐谱在席间传阅，或受品评，或博欢笑，或得赞誉。巴尔杜阿即兴为某人画讽刺漫画，歌德伏案作画兼与众人叙谈，年轻人在邻室奏乐，倦听者自可神游。不觉便至九点，众人依依作别，相约再聚。”“我们大肆奏乐，克内贝尔夫人天籁般的歌喉伴着巴尔杜阿与康塔（即穆尔家的前家庭教师）的合奏，成就了一场美妙的音乐会。周三晚间歌德再度莅临……兴致格外高昂，妙语连珠，引得满堂喝彩。”（1806年11月14日信）

“眼下正与阿黛勒共同创作一幅等身油画：巴尔杜阿缠着我当模特，直到我应允才罢休。”（1806年10月31日信）“昨日傍晚，这幅维兰德肖像连同巴尔杜阿的其他几幅作品就摆放在我家中，鉴赏者们纷纷发表见解，对这位活泼开朗的年轻女艺术家给予热情鼓励。随后，迈尔教授为我们朗读了一篇关于雕刻宝石的论文，其间还展示了最珍贵藏品的石膏复制品。偏爱闲谈的人则留在其他房间继续聊天。”“那个周四夜晚，我们未如常诵读，而是奏乐消遣。众人聚于邻室弹琴时，我独留画案旁陪歌德——我总看不够也听不够他。他为我讲解如何制作炉屏，信手勾勒草图，还答应亲自帮我粘贴。”（1806年12月8日信）

“我准备了一场小型音乐会，新买的钢琴音色绝美，我的音乐老师维尔纳弹奏得极为动听，他那虽纤细却悦耳的男高音更是锦上添花。巴尔杜阿小姐和歌剧院的头牌歌手斯特罗迈尔演唱了二重唱、咏叹调，还伴着吉他弹唱了几首大多由歌德创作的悦耳小调。另有三位公爵乐团的乐师助兴——这一切只需几杯潘趣酒作酬，这些人不为金钱演奏，但很乐意应邀前来。九点，我效仿汉堡周日牌局的待客之道，为大家奉上潘趣酒、清炖肉汤和黄油小面包。我们尽兴畅聚直至近午夜时分。”（1807年1月30日信）

“前日，艾因西德尔和费尔诺为歌德、迈尔、我及其他几位来访者朗诵了普劳图斯的拉丁喜剧《幽灵》，艾因西德尔的翻译极为巧妙，歌德对此着迷，打算尽快搬演。”（1807年2月20日信）

在约翰娜的信中，像这样的沙龙活动不胜枚举，沙龙的各项文化和文艺活动，以及松弛融洽的气氛，使她的沙龙成为当时魏玛重要的文化社交中心，也是新型人文沙龙的样板。

约翰娜的魏玛沙龙热闹了十年，随着歌德的重心转向政务和科学研究，不再频繁光临沙龙；约翰娜与阿图尔反目，阿图尔愤然离开魏玛，让约翰娜无法全身心打理沙龙；战乱也导致许多文豪从魏玛迁居他处，沙龙的顶级阵容不复往日盛况。——由此，依托古典主义文豪支撑的魏玛文化水准整体下滑，1815年后，柏林取代魏玛，成为集聚德意志文人的重镇。

1819年穆尔商行的债务危机让约翰娜的家族财产缩水七成，“她的私产已所剩无几”。1829年，约翰娜从魏玛移居生活成本更低的波恩，持续十余年的魏玛沙龙默默地结束了。它的落幕是魏玛古典人文时代趋于衰落的标志之一。

1837年约翰娜与阿黛勒又移居耶拿。为了谋生，约翰娜全身心地、以极高的强度投入写作，偿还债务，力争用稿费养活自己。1838年4月16日，约翰娜在耶拿去世，阿黛勒独自将母亲安葬在耶拿圣约翰公墓。阿图尔未与母亲做最后的道别。

任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