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倒逼中国突破和强大

序言

中国的强大，靠他的敌人。

1949年8月，美国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试图为扶蒋反共的失败开脱，同时暗示将继续以封锁和制裁对待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毛泽东连写五篇文章批驳，其中一篇是《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篇文章里，他写下了那句话：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原文说的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切就都有了”，是同一个意思的另一种说法——封锁把该解决的都逼着解决了，该有的自然就有了。这句话曾被反复引用，因为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被反复验证的规律。

有意思的是，最先验证这个规律的，不是中国人自己。

1959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篇报道，引述时任英国贸易大臣桑尼克罗夫特的说法：对中国的战略控制，“主要效果看来只是比没有这种控制，更加促使这些国家的生产专业化，更迅速和在更大程度上的发展”。

一个西方国家的贸易大臣，在封锁刚刚开始十年的时候，就公开承认封锁起了反作用。而这个时候，中国的两弹一星才刚刚起步，西方人还远远没有看到封锁将要催化出什么。

二十年后，他们看到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两年零八个月。从核潜艇下水到“东方红一号”升空，三年。从银河号在公海上被切断GPS信号，到北斗三号全球组网，二十七年。从“造不如买”的年代把EDA产业丢荒十余年，到华大九天重新杀回全球EDA前十，又是二十多年。

每一次，都是封锁封死了捷径，逼着人走最难的那条路。而每一次走通之后回头看，那条最难的路，恰恰是唯一走得通的路。最难走的路，往往就是胜利之路！

这个逻辑到今天没有变，只是博弈的战场变了。

2026年，美国把对华AI封锁从“芯片”升级到了“算力使用权”。无论中资企业设在哪个国家，只要最终控制权归属中方，租赁英伟达Blackwell芯片的申请“几将被推定拒绝”。逻辑变了：不再看芯片运到哪里，而是看谁在操控。

但就在同一年，深度求索发布了DeepSeek V4，宣布全面适配华为昇腾芯片。这是国产大模型首次在国产芯片上完成从训练到推理的全栈部署。华为昇腾、寒武纪、摩尔线程、海光信息等国产芯片品牌均在模型发布当天完成适配，不再需要调试周期。曾经，“国产算力无法支撑前沿模型”是行业共识；现在，这个共识被从底层推翻了。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超过80%，国产芯片市场份额首次过半。当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在底层架构上实现协同，AI产业的竞争逻辑变了：从“有没有算力可用”，变成了“用谁家的算力体系”。

而在更早布局的领域，封锁的效果已经沉淀成了产业能力。北斗系统从无到有，攻克了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关键核心技术，从核心器部件到系统集成的国产化率达到百分之百。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达到亿级规模，从芯片、模组、天线到终端和系统集成，整条产业链自主可控。当年银河号在公海上失去方向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二十多年后中国人会用自己的导航系统，服务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航空发动机的故事同样在推进。长江-1000A作为C919的国产动力替代方案，已进入适航取证的最后阶段，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完成对进口LEAP-1C发动机的逐步替代。美国2025年6月暂停向中国商飞出售LEAP-1C发动机许可证的时候，舆论一度以为大飞机要“趴窝”了。但备胎早已在路上，断供只是让备胎转正的速度更快了一些。

回看从1949年到今天的每一段历史，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封锁本身不创造技术，但封锁会制造一种不可回避的选择——要么放弃，要么从头做一遍。 而当“从头做一遍”成为唯一选项的时候，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庞大市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科研队伍的国家，做出来的概率，远高于任何人的预期。

真正让“封锁十年八年，一切就都有了”成为现实的，从来不是封锁。是于敏那句“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是北斗团队在发射塔架上72小时不眠不休地抢频率，是碳纤维人一炉一炉报废之后终于摸对了参数，是今天在国产算力集群上跑通万亿参数大模型的工程师们。

封锁只是催化剂。催化剂不参与反应，但它决定了反应往哪个方向走。

毛主席写下那句话的时候，中国连一辆汽车都造不好。七十七年过去，当年被封锁的每一个领域，或者已经自主，或者正在自主，或者即将自主。而当年那些实施封锁的国家，有些还在讨论要不要加码，有些已经开始承认“严重低估了中国科技的真实实力”。

他们低估的，不是封锁的效果。他们低估的是，一个被封锁的民族，在退无可退的时候，能爆发出什么。

第一章 绝境起势：封锁之下，铸出国之重器

一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一个月，美国便秘密纠集17个国家，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名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的机构，因其总部所在地，又被称作“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这个组织的宗旨只有一条：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

在巴统内部，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机构，叫做“中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新中国量身定制了一份禁运清单，涵盖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共计500项禁止项目。更令人震惊的是，巴统管制清单中原本有25种仅限制出口数量、63种只监视出口流向、甚至207种不在管制范围内的物资，在“中国委员会”的操纵下，统统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这种严苛程度，甚至超越了针对苏联的禁运，西方人给它起了一个专门的名词——“中国差别”。

与此同时，另一个超级大国也在步步收紧。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禁止核试验协定为由，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撤回在华全部专家，不等中方答复，便迫不及待地决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所有专家。

聂荣臻元帅后来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总结苏方的态度变化：“苏方执行协定的态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定条文办事……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

1959年，一个超级大国背信弃义，另一个超级大国极力封锁。中国核武器科学技术研究，就是在这样“困难、孤立的封锁的情况下起步的”。当时外国同行还不相信、甚至瞧不起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力量，认为“在核武器这个禁区里，你们在理论上根本还没有入门”，并且断言：“离开了我们，你们买的这些设备都会变成废铜烂铁。”

但正是在这重重铁幕之下，一个民族被逼到了墙角，也恰恰是在墙角，人才能看清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要不来。国家安全的命脉，只能握在自己手里。

二

戈壁滩上的故事，要从一把算盘讲起。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没有图纸，没有模型，没有进口的先进计算机。邓稼先带领一群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开始了最原始也最艰难的推演。为了计算一条弹道，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奋战，计算用的纸堆得比办公桌还高。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九次要近一年。

有人回忆当时的情景，只留下一句话：“我们没有别的窍门，就是用算盘打，也要把它打出来。”

那不是一句口号。那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算盘珠子噼啪作响，一间间灯火通明的大楼里，年轻人在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下数据，一个数字错了，整条弹道就要从头再来。没有人知道这条路要走多久，但所有人都知道，退回去，就是任人宰割。

1960年到1962年，理论部的同志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各项实验工作，拿出了原子弹的总体设计方案。这份方案向中央报告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时间表：在1964年下半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是著名的“两年规划”。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规划没有落空。1964年1月，高浓铀235研制成功；5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加工出合格的原子弹部件；6月6日，青海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进行了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一声巨响撕裂了长空。烈焰翻滚的巨大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原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后来这样回忆那一刻：“这个是中国人真正地站起来扬眉吐气，真正列为世界大国的行列。这个时候我们也感到我们自己是个大国，以后不会叫人欺负啦！”

原子弹的硝烟尚未散尽，氢弹的攻关已经悄然开始。早在1960年底，科学家们就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开始了氢弹原理的摸索。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72号轰炸机，在罗布泊上空投下了一个降落伞。当降落伞下降至距地面约3000米高度时，伞包爆炸，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实测当量330万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三

1965年，当中国核潜艇研制团队开始着手设计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三无”的局面：无资料，无经验，无外援。国外技术参考为零，国内工业基础薄弱，连核潜艇长什么样，绝大多数团队成员都没有见过。

新中国核潜艇事业前后两任总师分别是是彭士禄和黄旭华。第一任总师 彭士禄是烈士彭湃的儿子。

黄旭华，1958年从上海被一纸调令召往北京，到了才知道自己要参与核潜艇项目。从此，他隐姓埋名，与家人断绝联系，这一去就是三十年。他的父亲直到去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做什么，也没有再见到他。

面对一片空白，黄旭华提出了“三面镜子”的工作方法：用“放大镜”在浩瀚的资料中沙里淘金，搜集一切可能有用的线索；用“显微镜”对线索深度聚焦，精益求精；用“照妖镜”进行甄别，去伪存真，剔除不可靠的信息。没有计算机，黄旭华便带领团队用算盘分组核算，每一组数据都要经过多道核算，结果完全一致才敢确认。

历经数年，他们绘制出了四万五千多份施工设计图纸。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所有的设备、材料、管道，全部是“中国造”。1974年8月1日，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入列。从无到有，中国人在一片空白上，画出了属于自己的深海巨龙。

故事并未到此结束。1988年，“长征四号”核潜艇承担了极限深潜试验任务。此前，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曾因深潜试验艇毁人亡，参试人员难免紧张压抑。年过六旬的黄旭华察觉到了这种情绪，毅然决定亲自带队下潜。有人劝他不必冒险，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总设计师，我要对艇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负责。

1988年4月29日，“长征四号”向大海深处缓缓下潜。随着深度不断增加，巨大的外部压力使艇体弹性变形，发出令人悚然的咔咔声。突然，艇体通舷外孔洞处出现了漏水，紧急抢修在狭小的舱室内展开，每一秒都像在与死神赛跑。最终，深度计指针稳稳停在了极限深潜的最大深度，全艇设备运转正常。

上岸后，黄旭华第一时间给远在武汉的妻子打了电话。那一刻，他不仅是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更是一个用生命担保国家重器的普通人。

四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十五分钟后，星箭分离，卫星入轨，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

“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同样是在“既无样本参照，又无完整资料借鉴”的条件下起步的。老一辈航天人相继攻克了从卫星热控制到热真空模拟实验、运载火箭级间连接和分离等一系列技术和工艺难关，最终实现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能够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曾认为中国人在西北大漠里竖起第一座发射架是“开玩笑”，当中国人用运行速度只有每秒几十万次的老式计算机编制卫星轨道程序时，洋专家又断言“不可能”。但中国人，偏偏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回望那个年代，罗布泊的帐篷在风沙中被掀翻，被子和脸盆转眼就被吹跑，大家出去活动都不敢走远，怕迷失方向，只能在帐篷附近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活动。科研人员住帐篷、吃野菜，在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时期里，一边忍受饥饿，一边推演着这个国家最沉重的秘密。

封锁的苦难是真实的。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图纸，留下了嘲讽；巴统的禁运清单上，500项禁止项目像一道铁幕，试图把中国锁死在技术洼地里。但正是这种彻底的外部隔绝，打碎了一切“靠别人实现强国梦”的幻想。它把一个民族逼到了墙角，也让这个民族看清了一个事实：没有人会把刀递给你，刀，只能自己打出来。

两弹一星，不是外来援助的成果，恰恰是封锁逼出来的奇迹。自此之后，中国有了不受核讹诈的底气，站稳了大国的立身根基。而从更深远处看，这段历史留下了一条贯穿此后数十年的铁律：每一次封锁，都在把中国逼向更强。

第二章 星空逐梦：封锁之下，建起自己的太空基础设施

如果说两弹一星是冷战铁幕逼出来的伟大奇迹，那么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西方的技术壁垒非但没有消散，反而在航天与导航领域筑得更高、封得更死。只不过，每一次封锁，都在把中国逼向更彻底的自主。

一

1993年7月，印度洋公海。

中国“银河号”货轮正在正常航行，美国突然关闭了该海域的GPS信号。船上的导航屏幕一片死寂，货轮失去了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整整三十三天，最终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只发生过一次。那一年，GPS系统由美国军方掌控，全球用户免费使用的背后，是随时可能被掐断的残酷现实。

这件事刺痛了太多人。当时有一种声音很有市场：GPS已经成熟，直接沿用就好，何必花巨资另搞一套？银河号事件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别人可以随时关掉你的“眼睛”，你把国家安全交到别人手里，就永远只能任人摆布。

1994年，北斗一号工程正式立项。没有现成方案可以照搬，国外也不会分享任何核心技术。科研人员从“双星定位”这一原创理论入手，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北斗一号解决了“有无”问题，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但北斗一号只覆盖中国及周边，远不能满足全球化服务的需求。

真正的硬仗在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一个核心难题摆在面前：要在全球组网，必须在境外建立地面站，而这条路在政治上根本走不通。北斗三号卫星系统首席总设计师林宝军和团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传统的地面站全球布设方案，转而攻克星间链路技术。

星间链路，通俗说就是让卫星之间“手拉手”直接通信。林宝军打过一个比方：传统星间链路只能和相邻的卫星“对话”，而北斗的相控阵星间链路技术，相当于同时向对面几个人喊话，卫星之间“面对面”组网，自动“保持队形”，实现“一星通，星星通”，如同在太空建起一个“微信群”。

这项技术有多关键？没有它，北斗就无法摆脱对境外地面站的依赖；没有它，全球组网就是一句空话。北斗三号采用Ka波段相控阵星间链路技术后，定轨精度提升至厘米级，全星座仅需约五分钟即可完成一轮全网通联测距。北斗三号组网星搭载的氢原子钟，每300万年误差仅一秒。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银河号在公海上迷失方向，到中国人夺回导航的主动权，这条路走了二十七年。如今北斗服务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面进入民航、海事等十一个国际组织的标准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欧洲启动“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时，中国曾承诺投入2.3亿欧元参与联合研发。然而欧洲以安全和知识产权为借口，将中方排挤在决策机构之外，在技术合作开发上层层设障，中方实际上一无所得。被“伽利略”拒之门外，反而让中国彻底断了借船出海的念想，回头把自己的北斗做到了一流。

二

北斗之外，另一道更粗暴的门槛横在中国航天面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美国和俄罗斯主导、十六个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空间站项目启动。中国递交了申请，希望参与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空合作工程。美国的回答很干脆：拒绝。理由是空间站技术有军事用途，不能让中国参与。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很平静的话：“国际空间站中国没有参与不是中国的因素，在航天技术这方面美国这样的国家从来对中国采取不允许合作。在国际合作中，你要有实力，才能掌握话语权。”

2011年，这种排斥被写进了法律。美国国会通过了“沃尔夫条款”，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禁止NASA以任何形式与中国进行双边合作，禁止NASA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客，除非获得国会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批准。这个条款的目的写得很清楚：阻断中美太空合作，遏制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道禁令反而成了中国空间站事业最有力的“催化剂”。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后来说了一句大实话：“国外的长期封锁反倒倒逼了我们的自主创新。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我们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甚至说我们想跟着别人后面跑人家也不带我们玩儿，所以必须要独立自主发展自己。”

从神舟飞船到天宫实验室，从舱体制造到生命维持系统，从太空交会对接再到推进剂在轨补加，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2021年4月29日，天和核心舱发射入轨，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

那一刻，一条沉寂了近十二年的网络问答被翻了出来。2009年8月8日，有网友在某问答平台提问：“国际空间站何时轮到中国人上去？马来西亚人，泰国人，甚至日本人，韩国人都上去过了，该到中国人了吧！”底下有一条回复：“中国人要上就上自己的国际空间站，上别人的不好玩。”十二年后，无数网友涌回这条帖子下面打卡：“我们做到了。”“咱上面有人了。”

如今，中国空间站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合作。当年被拒之门外的那个国家，建起了全人类共享的“太空之家”。

三

航空发动机，被称作“工业之花”“皇冠上的明珠”。而恰恰是这颗明珠，中国被封锁了最久、卡得最死。

新中国成立之初，航空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第一批航空发动机人提升技术水平最快的办法就是仿制。1954年，罗广源等技术人员接收了苏联M-11发动机的全套图纸资料，开始仿制。M-11有567种2684个零部件，仿制生产需要重新设计制造3121种专用工装。当时设备简陋到只能用徒手锉刀和油石磨来加工零件，最终历时七个月零三天，M-11试制成功。

但仿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先进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性能指标逐渐逼近极限，而中国发动机的关键核心技术始终受到钳制和封锁。1984年，“玉龙”涡轴发动机正式启动预研，但一份档案显示，代号“40号机”的研发计划通知实际下发于1981年。“40号机”正是“玉龙”的前身。

研制对标世界一流水平，但当时的研究所几乎没有计算能力。研发人员只能去国内的计算中心做数据计算，因为计算机不能停，他们一整天都待在机房里，连吃饭都在机房解决。数据量巨大，只能用纸带存储，再用箩筐一筐一筐挑回来，靠人工比对分析。

一筐一筐的纸带，挑出了一个国家航空发动机的自主之路。2013年，“玉龙”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我国航空发动机单独申报取得的最高国家级奖项，标志着中国具备了追赶世界先进发动机的能力。

进入大飞机时代，封锁的剧本没有改变。C919大型客机起步时，核心发动机依赖进口的LEAP-1C。2025年6月，美国商务部一纸禁令，暂停向中国商飞出售产品和技术的许可证，直接切断LEAP-1C发动机的供应。很多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大飞机要趴窝了。

但早在多年前，中航商就已经开始布局长江系列发动机作为技术备份。2023年3月，长江-1000A在运-20飞行平台上完成首次飞行测试。美国断供消息传出后不久，中国航发发布海报宣告C919将实现国产换心。有评论直言：“被断供反成好事，C919的‘备胎’终于要转正了。”从“技术备份”到“核心动力自主可控”，美国的技术封锁倒逼中国航空工业体系迈向更高层次的自立自强。

四

如果说北斗解决的是“看得见”的问题，空间站解决的是“驻得住”的问题，航空发动机解决的是“飞得远”的问题，那么空间交会对接技术解决的是一个更精密的问题：在太空中“牵得住”。

空间交会对接，被形象地喻为“万里穿针”。两个航天器在高速飞行中，要在几百公里外的轨道上以毫米级的精度完成对接，其难度相当于在太空中穿针引线。长期以来，航天强国对这一核心技术实施严密封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的团队从零起步。我国自动化技术奠基者之一杨嘉墀院士在黑板上郑重写下“空间智能自主控制”几个大字，锚定攻关方向。吴宏鑫院士带领科研人员用草纸和算盘逐行推导全系数自适应控制理论。

接手攻关的解永春院士回忆研制初期的艰辛：“难点不是不知如何解题，而是连问题都无法精准提出。我们只能一步步踏踏实实做，核心目标就是两个字——创新。”起初团队也试图参考国外所用方程，发现其坐标系定义复杂难懂，解永春觉得与其花时间研究别人的成果，不如从头弄一套自己的理论。她带着团队从基本动力学方程开始推导，从圆轨道到椭圆轨道一点点算，累计推导公式超过万条。

2011年11月3日凌晨1时29分，神舟八号在发射升空后不到44小时，与天宫一号成功“牵手”，中国首次实现空间自动交会对接，技术上取得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此后十余年间，中国交会对接技术完成了从慢到快的自我超越。如今成熟的全相位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可实现前中后360度全轨道相位自主适配，整个对接过程从最初的两天缩短到约3.5小时，货运飞船最快两小时即可完成对接。中国交会对接技术已在地球和月球轨道成功实施37次交会对接。

从仰望别人的星空，到建设自己的太空基础设施，封锁的逻辑从未改变，中国的回应也从未改变。银河号在公海漂泊的三十三天，国际空间站申请书上被退回的印章，沃尔夫条款里冰冷的禁令文字，LEAP-1C发动机被掐断的那一纸许可证——每一个试图锁死中国的动作，最终都变成了一块垫脚石。别人不给的星空话语权，中国人靠自己，一颗星一颗星地夺了回来。

第三章 工业突围：材料与装备，啃下硬骨头

大国工业的根基，藏在不起眼的基础材料之中。特种钢、高性能碳纤维、高端轴承，这些工业“粮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高度依赖进口。西方依靠《瓦森纳协定》，对高端材料实施严格出口管制，想用材料封锁限制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然而，封锁不会直接带来技术，但封锁会断绝捷径——当引进、采购、合作的道路被封死，我们只能沉下心，把基础理论、工艺、设备全部重新做一遍。

一

碳纤维，被称为“黑色黄金”。它只有头发丝十分之一的粗细，强度却是普通钢材的十倍，密度却只有钢的四分之一。在航空航天、导弹、高端装备领域，碳纤维是不可替代的战略材料。

1995年，美国牵头拉着日本、英国等几十个发达国家签署了《瓦森纳协定》，把T800级别以上的高端碳纤维列入严格禁运清单——想买可以，但高端的不给；想自己造，也别想从他们那里拿到半点技术和设备。

这条封锁线，卡了中国整整三十年。

回头看歼-20的早期型号就知道代价有多重。那时候国产高强度碳纤维拿不出来，设计团队只能用低级别材料替代，直接后果就是整机超重。同期美国的F-22和F-35大量使用高级别碳纤维，在重量控制和高空机动性上占了不少便宜。直到2018年，国内实现T800级碳纤维千吨级稳定量产，新一代主力战机才算真正放开手脚，性能上才有了超车的底气。

碳纤维这条路，中国走了半个世纪。1976年，山西煤化所打通了中国第一条碳纤维中试线，推出“高强I型”产品，对标国际上的T200级。起点比日本东丽晚了整整五年。八十年代初，相当于T300水平的“高强II型”久攻不下。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一度出现希望，最初瞄准的目标是美国HITCO的百吨级成熟产线，但在临门一脚被美国国防部叫停。

更令人心酸的是1986年的那次引进。中国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扶持项目的名义，向英国RK公司购买了年产100吨的碳纤维生产装置和技术。这套设备突破巴统重重技术封锁，历时七年终于在吉林完成安装调试。但英国工程师操作时设备正常运转，移交中国工人后就无法再现。最终，2700万总投资打了水漂。

碳化炉在运转，原丝在产线上流动，可就是做不出合格的产品。流程工业的残酷就在这里——大规模连续生产涉及上百种原料、添加剂的反应过程，工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设备与人之间一刻不停的交互，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偏差都会被放大成致命的缺陷。

走投无路之下，一家做鱼竿的乡镇企业闯了出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威海光威还只是一家做钓竿的民营小厂。碳纤维是做高端钓竿的好材料，但日本对中国卡得极严——会专门派人到厂里盯着原料怎么用，涨价是通知一声，供货是赏你一点。老板陈光威不想这样被人卡脖子，没人教设备就自学，没有工艺就一遍遍试，硬是用一家民营鱼竿厂把国产碳纤维做了出来。

这个故事后来在网上传成了“鱼竿厂造碳纤维”的传奇，但传奇背后的艰辛很少有人知道。碳纤维的核心技术——原丝制备、预氧化、碳化——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极其精密的控制。温度差几度，纤维的拉伸强度就差出一大截。没有师傅教，没有资料查，靠的是一遍遍试错，一炉炉报废，在无数个失败的日夜里摸索出那组正确的参数。

2000年，师昌绪院士组织产业界会诊，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碳纤维而言，30多年的攻关研究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仍未突破，特别是原丝技术。实乃一件憾事！”

但正是这些年的失败，为后来的突破积累了不可替代的经验。光威的车间里、山西煤化所的中试线上，一代又一代碳纤维人把失败的教训沉淀成了技术积淀。2018年，中国实现T800级碳纤维千吨级稳定量产。2026年3月，中复神鹰宣布T1200级碳纤维实现百吨级量产。日本东丽在这个级别上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公开给出的量产时间表已经推迟到2028年以后；美国本土企业同样拿不出规模化交付的同类产品。

2026年9月，美国工业与安全局给全球三大EDA公司同时发函，要求向中国卖芯片设计软件必须申请许可证。这种“软件断供”的剧本，中国在碳纤维领域已经完整地演过一遍。每一次封锁都试图锁死一个领域，但每一次封锁都在逼出一个更强的中国。

二

2012年，一艘锈迹斑斑的航母空壳被拖进大连港。这就是“瓦良格”号，后来的辽宁舰。

改造工作开始后，最大的拦路虎之一浮出水面：特种钢。

航母甲板钢，被称为“极限材料”。它必须承受舰载机起降时如同千钧重压般的冲击，还要在长期浸泡海水的情况下抵抗强烈腐蚀。钢板要极硬，韧性又要极强，低温下绝不发脆，砸无数次不出裂纹。厚度要大几十毫米，单块面积尽可能大，焊缝越少越好。美国对这一技术严格封锁，如果中国没能突破，山东舰和福建舰的建造根本无从谈起，因为美方根本不可能向中国提供。

更为紧迫的是，修复瓦良格号需要几百吨对称球扁钢，这是一种头部呈圆球状、身体扁平的特殊钢，是建造航母不可或缺的钢材。当时，全球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掌握这项技术，并且美俄态度一致拒绝对华出口。

这项任务落到了鞍钢集团钢铁研究军工所。周丹，一位在水面舰船用钢领域已经坚持研发24年的女工程师，接下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现成路子，就从合金配比入手，把钢水的纯净度做到最高，轧制工艺一轮一轮调整。无数次冶炼、调整成分、改良轧制工艺，最终，周丹和团队成功突破封锁，研发出了球扁钢。

球扁钢的问题解决了，甲板钢的研发问题接踵而来。一重集团也加入了研发行列，并提供了加工设备轧机。通过两家国企的强强联合，2013年，首批国产航母甲板钢正式下线，屈服强度稳定在690兆帕，和美国福特级航母使用的顶级特种钢处于同一水平，部分耐冲击、耐腐蚀指标甚至更优。中国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自主掌握航母全系特种钢技术的国家。

从那一刻起，航母用钢被人掐脖子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但鞍钢人的脚步没有停下。在民用船舶领域，特种钢的壁垒技术同样非常高。超大型集装箱船高强度止裂钢、液化天然气船超低温特种钢、油船货油舱耐蚀钢以及豪华邮轮超薄精密船板——这四大品种加上航母甲板钢，构成了五大船用特种钢体系。中国是当前全球唯一完全掌握这五大品类并具备大规模工业供货能力的国家。

每一种特种钢都是极端材料。超大型集装箱船可以装两万个以上集装箱，最怕钢板裂开，上甲板和舱口围板必须用八十到一百毫米厚的止裂钢板。液化天然气船需要在零下163摄氏度的超低温下保证钢材不脆裂。这些材料，曾经无一例外被西方垄断。今天，中国船舶订单爆发式增长，船用特种钢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

三

轴承，看似普通的工业部件，却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基础与科技实力的“试金石”。一台巨型盾构机直径超过十几米的刀盘产生的惊人推力，最终由一套直径数米的主轴承一力承担；一架高速运转中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需要在高温、高速、极端受力下毫厘不差地工作。

长期以来，盾构机的主轴承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盾构机造价数亿元，进口主轴承不仅价格高昂、交付周期长，还存在“断供”风险。背后基建工程耗资以百亿元计，国产主轴承即便造出来，谁也不敢冒“一旦失效就导致工程停滞”的风险。

“十四五”期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牵头，联合20余家科研机构与企业，启动了一场覆盖轴承全生命周期的攻坚战。攻关团队将目标锁定在轴承钢的“氧含量”这一核心指标上。钢中的氧会形成夹杂物，成为轴承疲劳裂纹的源头，直接影响寿命。要把氧含量降下来，需要从冶金物理化学的基础理论入手，对整个工艺流程进行重塑。

研究团队深入探究了轴承钢在冶金过程中夹杂物的生成机理与演变规律，创新性地开发了微量稀土添加、低氧纯净化冶铸、夹杂物细化弥散化控制等关键技术。团队成员长期扎根生产一线，与企业的工程师、技术工人一同观察、分析、调试。失败了，就从头再来；数据不理想，就一遍遍优化工艺。

最终，他们掌握了高性能轴承钢的“基因密码”，成功研制出超纯净、高均质、长寿命的轴承钢材料。经第三方检测，该新型轴承钢的疲劳寿命远超进口的某知名品牌轴承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轴承钢材料的突破只是起点。把优质钢变成性能卓越的轴承，考验的是从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全链条协同。经过持续攻关，团队研制出直径8米级超大型盾构机主轴承“破壁者”，攻克高速高精密机床轴承、高温高可靠航空发动机主轴承等关键技术，打通了高端轴承“设计-材料-制造-应用”全链条。

在风电领域，洛阳轴承集团凭借70多年的技术积累，从3兆瓦到20兆瓦以上的风电轴承，各种规格都能生产，彻底实现了从靠进口到技术领先的转变，打通了风电装备国产化的“最后一公里”。

四

在材料和零部件之外，高端装备领域同样处处上演着相似的故事。而中国最具创造性的突破之一，是在一个西方并不看好的技术方向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特高压输电，就是这样的故事。

特高压输电，就是用百万伏级别的电压把电从西部送到东部，跨越几千公里，损耗极小。这条路线的技术难度极高，核心设备换流阀的研发尤为关键。换流阀是直流输电的“心脏”，负责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再在目的地转换回来。2015年以前，特高压换流阀、直流套管等核心设备的国产化率不足30%，高端市场被ABB集团、西门子等跨国巨头垄断。

西方并不看好特高压这条技术路线，核心换流阀技术更是牢牢封锁。中国没有退缩，而是立足国内能源现实——西部有丰富的水电、风电、光伏，东部是用电大户，只有特高压才能把西部的电高效地送到东部。

国家电网等用户单位提出工程需求，中国西电、保定天威等制造企业主导研发，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突破基础理论。200余家单位组建创新联盟，贯通“材料改性—器件研制—装备制造—工程应用—标准制定”全链条。

这是一场举国体制下的大协作。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同步推进，不能有任何短板。换流阀需要大功率晶闸管，大功率晶闸管需要高纯度单晶硅，高纯度单晶硅需要精密的拉晶设备……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都要从零开始攻下来。

6英寸电控晶闸管（6300安培）打破了国外垄断，换流阀国产化率从30%提高至100%。±1100千伏胶浸纸电容式套管填补了国际空白，解决了高海拔外绝缘“最后一千米”难题。1000千伏现场组装式变压器支撑“三交九直”工程，输电能力提升40%，设备成本降低35%。

中国不仅造出了世界领先的特高压输变电整套装备，还制定了全球行业标准。今天，中国是全球唯一掌握特高压全套核心技术并实现大规模工程应用的国家。曾经别人不给我们的电力装备话语权，我们靠自己夺了回来。

五

封锁不会直接带来技术，但封锁会断绝捷径。捷径本质上就是一条平凡的道路，比如贸工技的某想，甘愿平凡，急功近利。当引进、采购、合作的道路被封死，我们只能沉下心，把基础理论、工艺、设备全部重新做一遍。这个过程漫长又艰苦，却真正建立起完整可控的本土工业体系。

从碳纤维的一束丝，到航母甲板的一块钢，从盾构机主轴承的一粒钢珠，到特高压换流阀的一个晶闸管，每一个突破都不是孤立的。它们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逻辑链：西方封锁高端材料→中国无法引进→被迫自主研发→从基础理论做起→打通全产业链→形成完整工业体系。

而反过来，一旦中国在某个领域实现了自主突破，西方的封锁就自动失效了。碳纤维量产了，禁运清单上的T800就成了废纸；航母甲板钢造出来了，美俄的出口禁令就失去了意义；特高压换流阀国产化了，ABB和西门子的垄断就被打破了。封锁的每一道关卡，最终都变成了一块垫脚石——踩上去，站得更高。

第四章 数字浪潮：芯片软件与AI，在博弈中奋起

进入信息时代，博弈的战场从戈壁荒漠和发射场，悄然转移到了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西方国家深知数字技术的战略价值，不断收紧技术出口，试图在数字时代继续锁住中国科技的上限。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件事：在数字赛道上，封锁的每一次加码，都在把中国逼向更深层的自主。

一

2001年的中国，计算机产业一片繁荣，但繁荣底下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几乎所有计算机的“心脏”——通用CPU，都来自英特尔或AMD。一旦断供，整个信息产业将瞬间停摆。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对此心急如焚。他在多个场合奔走呼吁：“错过这5年，以后就没机会了！”通用处理器是芯片中的“珠穆朗玛峰”，是信息领域的基础和核心，没有它，计算机系统及各类电子设备都将受制于人。然而，“八五”“九五”期间，我国连续10年没有部署通用处理器研制项目。

2001年，计算所成立唐志敏研究员、胡伟武研究员领衔的龙芯课题组，正式开启我国高性能通用处理器自主研发征程。彼时课题组面临的条件，和几十年前戈壁滩上的前辈们相差无几：没有现成的设计工具，没有可参考的成熟架构，甚至连最基本的研发经费都要精打细算。

胡伟武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从最基础的数字逻辑设计做起，一行行代码、一个个模块地搭建自己的处理器架构。2002年8月，龙芯1号流片成功。当操作系统在龙芯1号上成功启动的那一刻，实验室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标志着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的历史，终结了。

龙芯1号只是一个起点。2009年，龙芯研制出我国第一款四核CPU芯片龙芯3A1000；2012年，8核芯片龙芯3B1500问世，峰值浮点运算速度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从单核到多核，从跟跑到并跑，龙芯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的通用处理器之路。但这条路远不平坦——真正的考验，在芯片制造端。

2018年起，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围堵不断升级。2019年，美国切断了对华为5G芯片的供应；2020年，多次出台政策要求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商“断供”华为，并将1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封锁10纳米及以下芯片和相关技术、设备流入中国。2022年的《芯片法案》更是将这种打压制度化，试图从设备、材料、设计工具到人才交流，全方位锁死中国半导体产业升级的空间。

中芯国际，成了这场博弈的最前线。作为中国最顶尖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工程师们在北京的洁净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以扩大14纳米甚至7纳米芯片的产量。在外部设备供给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用本土替代设备逐步取代用于蚀刻、检测、沉积和化学抛光等工艺的外国工具。2025年，中芯国际实现营业收入673.23亿元，同比增长16.5%，产能利用率提升至93.5%。数字背后，是一条被逼出来的、越来越完整的国产半导体供应链。

到2025年，中国大陆累计注册半导体相关企业23.1万家，创近十年注册量新高。现存半导体相关企业超过117万家。科创板128家半导体企业2025年合计实现营收超过3600亿元，同比增长25%，芯片设计环节净利润增速达268%。

当年那个“无芯可用”的国家，正在一片片硅片上，构筑自己的根基。

二

芯片之外，另一道更隐蔽的封锁线横亘在软件领域。芯片设计离不开EDA工具，工业制造离不开工业软件，操作系统则是所有数字设备的“灵魂”——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恰恰是数字时代最难攻克的堡垒。

20世纪80年代末，因“巴统”组织的技术封锁，中国无法获得先进的EDA工具，国家为此启动并成功研发“熊猫ICCAD系统”，实现了国产EDA从无到有的起步。然而，9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缓和后，刘同志和信徒们“造不如买”的思潮盛行，国外EDA工具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新思科技、铿腾电子等国际巨头利用其在产品完整度、适用性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对国产系统形成“降维打击”，国产EDA随即陷入了十余年的“沉寂期”，技术、人才与市场积累几乎中断。

这段“造不如买”的教训，后来被反复提及，成为“核心技术买不来”的最有力注脚。

2008年，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启动，重新明确EDA的战略基础地位。2009年，华大九天正式成立，旨在承接专项任务，专注于国产EDA工具的研发与产业化。但在强敌环伺的市场里，国产EDA首先面对的，是“没人敢用”的信任困境。华大九天采取了“先全后强、重点突破”的策略：先快速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工具矩阵，让客户看到“有得用”；再集中资源打造明星产品，让客户相信“用得好”。如今，华大九天已是唯一进入全球EDA市场前十的中国品牌，在国内市场占据超过50%的份额，其平板显示电路设计全流程EDA工具系统的国内市占率超过95%。

工业软件的突围同样艰难。三维CAD软件被誉为“工业软件皇冠上的明珠”，其底层的三维几何建模引擎和几何约束求解器，是比芯片设计工具更“底层”的硬骨头。华天软件历经十余年持续攻关，成功自主研发了这两大底层核心技术，推出了国内唯一完全自主可控的三维云CAD产品“皇冠CAD”。到2026年，皇冠CAD公有云注册用户已突破50万。而在此之前，国内制造企业在这一领域几乎完全依赖法国达索、德国西门子等国外软件。一旦断供，从航空发动机到汽车零部件的正向设计能力将瞬间归零。

操作系统的突围则更为漫长。银河麒麟操作系统从最初的“能开机”起步，一步步做到了支撑天问探火、空间站等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累计实现超10万小时零故障运行。目前系统已覆盖党政、金融、通信等关键领域，服务用户超7万家，连续十四年保持中国Linux市场占有率第一。统信UOS则构建了覆盖党政、金融、教育、医疗、运营商等多个重点行业的“2+6+N”产品解决方案体系，拥有570余项授权专利。

从工业设计到政务办公，从航天发射到金融交易，国产软件正在一个个关键场景中，把“用得上”变成“离不开”。

三

如果说芯片和软件是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那么人工智能就是这场竞争中最前沿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算力封锁的烈度，远超以往任何一个领域。

2022年起，美国逐步收紧对华高端AI芯片出口。英伟达最先进的训练芯片被禁止向中国销售，后来连“特供版”H20芯片也被纳入管制范围。芯片本身受限之外，数据集、框架工具、CUDA生态的壁垒同样层层加高。2026年，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说了一句大实话：DeepSeek没有训练更大参数模型，不是能力已足够，而是受算力资源的硬性限制，可调用的算力供给不够。他透露，DeepSeek当时拥有的算力规模落后美国12到18个月，受硬件配额约束，国产算力卡可用数量仅有一万六千张，难以支撑超大参数模型的完整训练迭代。

但恰恰是这种极端的算力约束，逼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DeepSeek没有走OpenAI那种“狂堆算力”的路线，而是通过算法优化来提升模型效能上限。MoE架构让不同专家模块按需激活，稀疏注意力机制大幅降低计算量，FP8混合精度训练充分释放硬件潜力，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将键值对压缩为低秩潜变量以提高内存效率。这套“以算法换算力”的技术组合，使得在算力远逊于对手的条件下，依然训练出了性能跻身世界第一梯队的大模型。

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底层生态。DeepSeek-V4发布即开源，华为昇腾、寒武纪等国产AI芯片实现了“Day 0”极速适配——大模型发布当天，国产算力就能跑起来。有分析指出，DeepSeek-V4打破了顶级大模型对英伟达CUDA生态的依赖，推动AI生态从英伟达向国产算力迁移。智谱GLM-5系列也完成了与国产芯片平台的深度适配。头部玩家不约而同切换主航道：国产算力，不再是备胎，而是正选。

在国产算力硬件的版图上，华为昇腾基于自研达芬奇架构推出的AI训练芯片，已建成千卡级集群并投入商用，成为国内多个智算中心的核心算力底座；寒武纪最新一代产品的整数运算性能进一步提升，性能达到英伟达A100集群的70%，正在多家头部互联网企业进行测试验证；壁仞科技BR100系列在16位浮点算力上突破1000TFLOPS。字节跳动等大厂已开始大规模采购国产芯片，用于大模型训练和线上推理服务。

与此同时，算力的基础设施也在以国家力量加速补齐。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EFLOPS，同比增长177%。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集群正式投用，标志着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

当年那个连两万张H等效算力都凑不齐的国家，正在以国家意志和产业合力，搭建自己的算力底座。

四

回望数字浪潮中的这几场博弈，一条清晰的逻辑贯穿始终：封锁制造了短期困难，带来了阵痛，但它也制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要么放弃，要么从最底层重新做一遍。

从龙芯1号流片成功，到中芯国际的7纳米产线；从“熊猫ICCAD”的筚路蓝缕，到华大九天拿下国产EDA半壁江山；从DeepSeek在算力约束下用算法突破极限，到昇腾、寒武纪在国产大模型发布当天完成适配——每一个突破，都不是在舒适区里完成的，而是在被逼到墙角之后，把墙推倒的。

越是被限制，越明白一个道理：数字时代的命脉，不能交到别人手中。而每一次封锁加码，都在为中国科技的自主之路，再加一块基石。

第五章 辩证看待：封锁是外力，自强才是内核

梳理一段段突破封锁的历史，必须清醒地认识一个根本问题：敌人的封锁本身不会直接让我们变强。封锁带来的，是危机、压力与绝境。真正让中国一次次实现技术突围的，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举国体制的优势，是无数科研人员为国奉献、埋头苦干，是亿万劳动者脚踏实地的奋斗，是中华民族绝不屈服、不甘落后的精神。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到精卫填海、愚公移山，中国人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一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刘同志长期来来坚持的这个观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很有市场。它的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既然国际市场上能买到成熟产品，何必自己花大力气从头研发？引进、消化、组装，省时省力，见效快。

但历史给出了残酷的答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反思EDA软件产业的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就出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想上。早在1988年，国家就启动了“熊猫系统”EDA项目，实现了国产EDA从无到有的起步。然而1994年“巴统”解散后，西方国家逐步对华开放技术出口，国内“造不如买”的思潮随之蔓延，自主EDA软件的研制开始走下坡路。十余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空间，就这样在“能买到就不自己做”的舒适中一点点流失。直到“核高基”重大专项启动，华大九天等企业重新出发，才在二十多年后把国产EDA重新带回国际前十。

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它证明了一条铁律：当买得到的时候，人天然倾向于买；只有当买不到的时候，才会被迫去做最难的事。

二

那么，是什么让中国在买不到的时候真的做出来了？

于敏的故事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1961年1月12日，钱三强把于敏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国家决定让他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此时的于敏，已经在原子核理论领域深耕多年，正处于学术爆发的关键期。转向氢弹研究，意味着放弃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转入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而且当时苏联毁约停援，专家撤走，中国在热核武器领域的知识储备近乎空白。

于敏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当时国家的国防基石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就要受人欺负，就没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从此，“于敏”这个名字从国际学术期刊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隐姓埋名28年的代号。

氢弹攻关的条件之艰苦，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95%的算力要优先保障原子弹研制，留给氢弹理论探索的时间每周只有十几个小时，还多是深夜时段。于敏和团队每人一把计算尺，靠着最原始的工具，一笔笔推演、一组组测算。

1966年，靠着计算尺和深夜时段的计算机，于敏带队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激动的他给邓稼先打了一个“隐语”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当即明白——发现有效氢弹构型了。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过于敏任何技术资料。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专家指导过他的团队。封锁确实存在，但真正让氢弹成功的，是于敏那句“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背后的东西。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冶金研究所。1960年，一群平均年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接到了一项绝密任务——研制甲种分离膜，这是原子弹的“心脏”，用于将天然铀矿中的铀-235提纯到90%以上。当时全世界只有美、英、苏三国掌握这项技术，苏联专家撤离时带走了全部资料。

进组的年轻人被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直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传来，他们才知道自己日夜攻关做的究竟是什么。大热天没有空调，研究人员为避免汗水打湿设备，就利用早晚时间工作；没有电梯，气体钢瓶靠肩膀扛上楼；缺少有毒物质传感器，就在实验室挂上鸟笼、养上小鸟来监测环境。史佩枋因为经常接触泄漏的有毒气体，四十多岁就罹患肺癌，英年早逝。他的妻子直到2014年才知道丈夫当年为何而奉献青春与生命。

封锁是外部的压力。但这些人的选择，来自内部的力量。

三

如果说科研人员的奉献是“内力”的个体体现，那么举国体制就是“内力”的制度化表达。

北斗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2007年，北斗二号首颗卫星发射前三天，工作人员在总检查时发现卫星上的应答机异常。这个设备相当于卫星的“手机”，坏了就发不出信号，拿不到合法的频率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规定的频率占用期限只剩最后几天。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研发人员决定对已经装在火箭上的卫星“开膛破肚”，把应答机取出来。工作人员爬上发射塔架，打开火箭、拨开卫星，将故障设备取出。应答机的科研单位在上海，但发射地西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和机场。各方协调之下，决定在成都修复。负责运送的工作人员把应答机“像个孩子一样保护着”，在颠簸的路上抱了四五个小时送到成都。

修复后重新装回卫星。2007年4月14日凌晨，这颗肩负着保频率使命的卫星成功发射。接下来三天，十几家研制单位把接收机摆在一个大操场上，不分昼夜地等待信号。直到4月17日晚八点，离频率失效不到四个小时，接收机界面突然跳动，北斗卫星终于下发了第一组信号。整个操场欢呼跳跃，年近五十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说：“说句实在话，心情紧张、沉重，72小时基本上没合眼。”

这样的协同，靠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天才，而是一个系统的力量。北斗系统攻克了16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全国数百家单位、数万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同步推进，任何一个短板都会导致整个工程停滞。北斗三号卫星系统首席总设计师林宝军带领团队攻克星间链路技术，让卫星之间“手拉手”直接通信，彻底摆脱了对境外地面站的依赖。搭载的国产氢原子钟，每300万年误差仅一秒。当年欧洲的原子钟一度对中国禁售，等中国自主研发成功后，欧洲又同意卖，价格还降了一半。中国仍坚持用自己的原子钟。

新型举国体制不是一句口号。它是当“买不到”变成现实时，唯一能让“做出来”也变成现实的组织方式。 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哲所言，国家战略导向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通过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资源整合，让新型举国体制成为破解外部科技围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

四

今天，不少西方机构终于开始正视现实。

2026年9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结束对杭州、广州的考察后，在电话采访中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认为我们对中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质量和规模的评价太低了，美国应该对此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并且我们已经处于这样的竞争之中。”

戴恩斯与特朗普关系密切，此行是他今年第二次访华。他没有改变对华竞争的立场，但改变了对中国科技实力的评估标准。他亲眼看到了中国企业将研发、制造、认证和市场紧密连接起来的速度，看到了中国科技公司在面对限制时展现出的适应能力。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试图访华，却未能约到一些中国头部科技企业。该委员会自己承认，部分企业担心与这个以强硬著称的机构会面，会增加被列入实体清单的风险。接触越少，华盛顿就越依赖公开材料和情报判断。安全政策和信息质量之间形成了一种负反馈：政策越依赖安全框架，能够用来修正安全框架的一手信息就越少。

戴恩斯能看到的东西，那些坐在华盛顿办公室里看报告的人看不到。他看到的是一个被封锁逼出来的、完整而有生命力的科技创新生态。

但也要保持清醒。中国科技生态的成熟度、工程速度和扩散能力已经超越了美国的一些旧估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所有前沿领域都已经占据优势。先进算力、部分制造设备和基础软件等领域仍然存在现实约束。戴恩斯纠正对华认知，不是为了取消竞争，恰恰是为了让竞争变得更精准。

五

回望这一切，封锁的辩证法就很清楚了。

封锁制造了困难，但困难本身不会自动变成突破。 如果于敏没有“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的决心，封锁只会让中国永远停留在原子弹的门槛之外。如果甲种分离膜团队没有“上不告父母”的隐忍，封锁只会让中国的核事业胎死腹中。如果北斗团队没有在发射塔架上“开膛破肚”的果断，封锁只会让中国的导航系统永远依赖别人的信号。

封锁只是一剂催化剂。如果自身没有奋斗的意志，封锁只会带来衰败。比如某想，比如某粮。“造不如买”的年代已经证明过这一点——当能买到的时候，我们确实曾经满足于引进和组装，缺乏投入高风险长周期基础研发的决心。是封锁把捷径全部封死，逼着我们啃最硬的骨头，补最薄弱的短板。 但真正啃下骨头、补上短板的，是那些在戈壁滩上打算盘的人，是在实验室里养小鸟监测毒气的人，是在发射塔架上72小时不眠不休的人。

西方看见中国的航天空间站、北斗导航、国产大飞机，看见材料、芯片、AI领域不断涌现的成果，却常常忽略这些成果背后那一段段被封锁、被逼到绝境而后绝地反击的往事。而恰恰是这些往事，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做到那些看起来做不到的事。

不是封锁让中国强大。是封锁逼出了一个民族深藏的力量，而那个力量，一直都在。

结语

回望来路，从戈壁滩上的两弹一星，到遨游苍穹的天宫北斗；从材料工业的艰难追赶，到数字时代的奋力突围。一部新中国科技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突破封锁的奋斗史。

而这部奋斗史，到今天仍在书写。

2026年盛夏，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一纸新规，把对华人工智能封锁推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次的目标不再是芯片本身，而是“锁算力”——无论中资企业设在泰国、新加坡还是阿联酋，只要最终控制权归属中方，租赁英伟达Blackwell等人工智能训练芯片的申请，“几将被推定拒绝”。美国国会还在推进《远程访问安全法案》，连租用海外云服务商的算力、通过API调用训练资源，都可能被逐步封死。

从2022年堵芯片入华，到2026年锁海外算力，美国对华遏制的逻辑已经变了：不再看芯片运到哪里，而是看谁在操控。封锁在升级，打压在加码。这印证了此前每一章所呈现的规律：技术博弈不会消失，封锁打压不会轻易退场。

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被撤走专家就手足无措的国家了。

就在美国新规落地的同一年，中国自主研发的MCV数值模式和全国产十万卡AI超集群曙光8000投入应用，在全球5公里分辨率下完成了未来10天大气变化的预报计算，用时不到1小时，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中关村两院发布的超级软件智能Modelware，直指国产工业软件“造不出、开发慢”的困境，核心功能实现自主可控，明显缩短了国产工业软件的开发周期。

这些成果的意义不在于某一项技术本身，而在于它们说明了一件事：当外部封锁再次升级时，中国手里已经有了可以顶上去的东西。 曙光8000用的是国产处理器，MCV用的是自主研发的数值模式，Modelware解决的是国产操作系统上存量软件“迁不动、适配慢”的生态难题。从芯片到超算，从模式到软件，一条自主的链条正在一节一节地接上。

这背后是一以贯之的逻辑。“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在专题党课中重申：“两弹一星”是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推进重大科研攻关的成功典范，新时代要落实新型举国体制要求，凝聚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从戈壁滩上的算盘，到今天的十万卡超集群，手段变了，规模变了，但那个内核没有变——别人不给的，自己造出来。

但我们不能把强大归功于敌人。敌人设置壁垒，企图阻碍我们崛起，客观上却一次次倒逼我们丢掉幻想，坚持自立自强。真正造就今日中国科技实力的，是于敏隐姓埋名二十八年的那句“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是甲种分离膜团队“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沉默，是北斗团队在发射塔架上72小时不眠不休的坚守，是今天在国产算力集群上跑通全球天气预报的科研人员。是一代代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的奉献，是举国上下团结一心的拼搏，是我们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坚定选择。

未来，技术博弈不会消失，封锁打压也不会轻易退场。当美国从“卡硬件”走向“断迭代”，当穿透式管制从芯片延伸到算力使用权，博弈的层级只会越来越高。但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外部围堵吓不倒中国人民。封锁没有挡住两弹一星，没有挡住北斗和空间站，没有挡住碳纤维的量产和航母甲板钢的轧制，同样也挡不住国产算力支撑起世界级的科研任务。

越是面临封锁，我们越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压力可以化为动力，危机能够催生转机。从罗布泊的蘑菇云到中关村的AI超集群，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六十多年。依靠自己的双手，我们必将继续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