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德国：选择党大胜与战后共识的死结

2018年秋天，弗里德里希·默茨重返德国政治前台，竞选基民盟党主席。作为党内右翼派系的代表，他公开抨击默克尔路线，誓言让基民盟重新成为保守派选民的家。当时他掷下豪言，只要由他掌舵，就能把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削减一半。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 视觉中国 图

2026年9月6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交出了检验结果。计票显示，选择党从上届的20.8%升至43.8%，基民盟则从37.1%腰斩至17.2%。减半确实发生了，只是精准落在了开药方的人身上。胜选者甚至没有忘记致谢。萨安州选择党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默茨是选择党在本次竞选中“得力的竞选干将”（Wahlkämpfer）。

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默茨承认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最沉重的一次选举失败，表示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但他随即否认了辞职传闻，坚持改革方向基本正确。在他看来，需要纠正的仅仅是沟通方式，政府应当在情感上更好地触及选民。

选民少了一半，路线的正确性却毫发无损。这是默茨交出的反思，也是选择党崛起十余年来，建制派始终挂在嘴边的方案。

一、失灵的绝罚令

选举前一天，从来自中国的到来自美国的，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已经迎来约五百名记者和摄制团队。如果这是一场联邦议院选举，这丝毫不足为奇。但是如此多的记者扎堆在一场德国东部的州议会选举，事情显然就没有那么简单。

选择党是他们蜂拥而至的全部理由。这个成立于2013年的右翼政党，以反对大规模移民、捍卫德国传统文化和抵制欧盟权力扩张为核心纲领，自崛起以来就被主流政党视为必须遏制的威胁。主流政党创造了一种名为“政治防火墙”的现代绝罚令，试图将选择党从政治秩序中彻底排除出去。萨安州的选择党分支更是直接被宪法保卫局定性为“已确认的右翼极端主义力量”。这项指控有些抽象。在德国的政治语境里，它有一个更直接的解释，那就是“不能重演1933年”。

这样一个被建制派动用除禁党外一切手段进行打压的政党分支，却在大选前的民调中一骑绝尘，以44%左右的支持率触碰到单独执政的门槛。如果墙外的人比墙内还多，究竟谁才在墙外，就成了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周日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拿下83个议席中的39个，距离单独过半只差三席。这是选择党在任何一次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纪录，也是萨安州自1990年建州以来任何政党获得过的最高得票率。在41个直选选区中，选择党赢下38个。曾经在萨安州连续执政数十年的基民盟则在所有直选席位中败北，只能依靠政党名单进入议会。基民盟需要加上社民党、绿党，甚至是被它视为左翼极端组织的左翼党，才勉强与选择党持平。

这还不是讽刺的终点。防火墙真正的最后指望，落在了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身上。这个从左翼党分裂出来的反建制政党，如今却成了建制派拼凑议会多数的救命稻草。建制派绝望到连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都暂时拿到了赎罪券，摇身一变，成为拒绝选择党的民主多数的一部分。

然后，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拒绝了。

选后第二天，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萨安州首席候选人托马斯·舒尔策在德国广播电台宣布不会参加防火墙联盟，并向德国选择党的胜选表示祝贺。他同时表示，在第三轮州长选举中，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将投弃权票。他随即提议由超党派人选出任州长，依靠议题多数执政，包括接纳选择党在具体议案上的支持。

在一个路德宗传统极其强大的地方贩卖现代赎罪券，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失去了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德国建制派只剩下一个可能性，那就是组建一个高度团结的四党联盟，用平票的方式将州长选举拖入僵局。按照萨安州的选举程序，前两轮州长选举需要全体议员过半支持，第三轮则按实际投出的有效票计算多数，弃权不计入分母。换言之，只要四党众志成城展现对政治防火墙的绝对忠诚，选择党就只能在重选和退让之间二选一。

问题是，这可能么？

即便所有媒体都在谈论这种技术层面的可能性，它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可能性。甚至谈论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已经是绝望的一部分。与选举联邦总理一样，萨安州的州长选举也采用秘密投票模式，政党无法监督每个议员的最终投票。上一届萨安州州长选举中，在当地声望颇高的基民盟州长哈泽罗夫，就因为三党联盟内部的跑票被迫进入第二轮才勉强过关。默茨本人的经历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2025年，仅仅是两党联盟议员的暗中倒戈，就让他在第一轮总理投票中尴尬不已。

现在，建制派需要四个党。

崩溃比许多人想象得更快。选后不到24小时，萨安州基民盟首席候选人斯文·舒尔策就在柏林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已经失去执政授权，执政任务在选择党一边。默茨就坐在他的旁边，一言不发。三天前，默茨还在批评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副主席塞普·穆勒，只因为后者在媒体上说出了同样的话。当晚，萨安州基民盟决定重选州执行委员会，舒尔策不再竞选州党主席。现在，穆勒要来接收这个位置。

当地时间2026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马格德堡，德国电视二台（ZDF）公布2026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的初步预测，德国选择党（AfD）举行选举庆祝活动。视觉中国 图

这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德国东部的地方故事。两周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也将迎来地区议会选举。选择党在两个地方都在争夺第一名的位置。在9月的ARD全国民调中，选择党以27%领先基民盟与基社盟的21%。选择党正在一级一级地把选民的意愿转化为制度内的存在。五百名记者飞到马格德堡想看禁忌能否维持，他们带回去的疑问是，默茨政府还能不能撑过圣诞节。

二、被拒绝的诊断

默茨不是第一个相信选择党会自行消失的人。德国主流政治最初对它的判断甚至不是危险，而是不重要。它只是欧债危机留下的边缘噪声，是少数人失去理性之后作出的错误选择。等经济恢复、情绪平复，他们自然会回家。

这些人没有回家。他们先把选择党送进一个又一个州议会，后来又送进了联邦议院。于是，边缘噪声换了个名字，成了抗议票。这个说法比原来的判断稍微客气一些，却仍然拒绝承认选择党的选票具有明确方向。抗议票这个概念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它承认选票存在，又抽空了选票的内容。无论选民连续多少次把票投给选择党，建制派依然可以解释为，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传统政党有所改进。

移民规模、遣返失败和地方承载能力终于不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焦虑。基民盟开始谈边境控制，社民党也承认地方政府不堪重负。过去只有选择党公开提出的问题，逐渐进入传统政党的竞选演说。但这种承认被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建制派可以吸收选择党的修辞，却拒绝接受其政治判断。选民被允许抱怨政策产生的后果，但不能据此改变政策的方向。

无论把这些选民称作抗议者、失望者还是恐惧者，他们始终被安置在同一个位置上：等待传统政党收回的人。当选民不再接受这个位置，建制派便从解释选票转向了审查选民。反对大规模移民是排外，强调德国文化是民族主义，要求恢复边境秩序是对开放社会的恐惧。选民带着政策判断进入公共讨论，出来时领到的是一份关于自己的诊断报告。

败选三天后的联邦议院预算辩论上，默茨亲自签发了一份。他称选择党纲领中的回迁主张不过是“基于出身和肤色的种族清洗的同义词”，并警告说，如果照此执行，德国的手工业、养老院和医院都将无法运转。他直接对选择党议员表示，你们没有赢得民主多数，“你们本身就是德国目前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将动用一切手段阻止你们继续走这条路。”换言之，按照默茨的逻辑，萨安州有一半的选民已经不再是民主的一部分。

今年6月，《明镜》周刊记者古奇在萨尔茨韦德一场选择党活动的门口低下了头，加快了脚步。沿途的示威者高喊“驱逐纳粹”。一起走进去的却有带着孩子的家庭，以及穿着整齐的年轻人。他们和候选人握手、合影，神情从容。他们显然不认为自己的选择需要遮掩，更不认为参加选择党活动之前，还要先通过一场品格审查。

问题不在于这些人究竟有多正常。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必须先证明自己正常，才有资格讨论国家的方向。

建制派同样在害怕。它害怕防火墙倒塌，害怕战后政治秩序失去约束力，也害怕民族国家重新成为公共生活的中心。这种恐惧被称为责任，被称为捍卫民主。一个家庭担心社区变化对孩子所在的学校不利，却被指责为害怕陌生人、无法适应多元开放社会。双方都在恐惧。差别仅在于，谁的恐惧拥有转化为公共价值的特权。

这些诊断首先抹掉的，是选择党选票中的具体内容。选择党的萨安州竞选纲领提出，把保留乡村小学所需的最低学生人数从60人降到40人。一所学校留在村镇，意味着孩子还能在自己长大的地方上学，年轻家庭也有理由留下。学校一旦关闭，账面上节省的是经费，失去的却可能是那个地方的下一代。同一份纲领提出“自豪通行证”（Stolz-Pass），让有孩子的家庭免费参访本州的城堡、宫殿和博物馆。

当地时间2026年9月4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马格德堡，2026年州议会选举期间，德国选择党、绿党、社民党和基民盟的竞选宣传材料。视觉中国 图

是否接纳新的成员、以何种规模和速度接纳，同样属于共同体对自身延续的决定。承载能力是作出这个决定时必须考虑的条件，却不能代替政治判断。能够承受某种变化，并不自动产生接受这种变化的政治义务。

至于接纳的规模与速度，财政支出只回答了部分问题。住房、学校和社会福利之外，还有同化所需要的时间。新来者需要学习语言，进入劳动市场，理解公共规则。接纳社会也需要时间，把陌生人变成邻居，把不同的生活经验纳入一套共同秩序。十万人在较长时间内分散进入，与数百万人在几年内集中到来，不是同一道题后面多出几个零。人数较少时，新来者进入一个已经稳定运转的社会；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以后，他们便可以在自己的语言、商业和亲缘网络中完成大部分日常生活。进入德国境内，并不等于进入德国社会。

选择党要求把这些决定权交还给德国社会。建制派追问的却是，为什么有人不愿意接纳更多人。德国人希望共同体怎样延续，就这样被偷换成了德国人为什么排外。排外这个标签的政治功能在于，它不必证明政策合理，只要把质疑政策的人变成需要接受审查的对象就足够了。

2015年的科隆跨年夜，使这套叙事同现实之间的裂缝以无法遮掩的方式暴露出来。受到侵害的妇女陆续走进警察局。有人哭泣，有人描述自己在现场求助却没有得到帮助。到1月10日上午，警方已经收到516起报案，其中237起涉及性犯罪。而科隆警方最初发布的通报，仍然把跨年活动描述为气氛热烈、基本和平。事实无法继续压住之后，舆论的焦点很快转向了选择党怎样利用这场事件。追究记住科隆跨年夜的人，比追究当初没有把事情处理好的人，确实方便得多。

贝塔斯曼基金会关于2025年联邦选举的研究，展示了另一种更精致的控制。报告数据显示，适应—务实型中间群体中32%投给选择党，怀旧—市民型群体中37%。这些选民重视可行性，关心秩序与安全，并不生活在建制派习惯描绘的社会边缘。但同一份报告直接断言，选择党无法通过建设性合作解决问题，只有中间派才能够做到。数据记录了中间群体的迁移，结论却强硬地坚持只有原来的中间派有资格解决问题。

就在萨安州的拉贡—耶斯尼茨，选择党市长汉内斯·洛特已经任职三年。当地基民盟负责人对双方合作的评价是“非常好”。一份报告断言选择党无法建设性合作，而一个在萨安州居民身边已经运转三年的地方政府，正在用日常工作检验这项断言。

回到萨尔茨韦德的文化馆。门外的示威者还在高喊“我们人更多”。按照古奇的现场描述，约五百人进入会场，明显多于示威者。面对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他留下了一句话。

你们数错了。

三、共同体的透支

2025年11月，ARD政治杂志《Kontraste》采访了萨安州选择党文化和教育政策负责人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记者问，选择党既然主张增加十九世纪德国史在课程中的分量，是否就意味着少讲一些纳粹时期。蒂尔施奈德说，纳粹历史当然仍要讲，只是可以少一些。随后，他把自己的意思压缩成一句话：

“多一点俾斯麦，少一点希特勒。”

节目旁白随即把这种主张定性为“对共和国自我理解的攻击”。此后十个月，德国媒体反复提起这句话，把它视为选择党试图淡化纳粹历史的又一“铁证”。历史课本一页未动，历史修正主义的审判已经开始。

哈贝马斯在1986年的“历史学家之争”中，为这种审查提供了清晰的哲学表达。他认为，民族自豪和集体自尊应当经过“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过滤”。在他看来，民族象征的影响力减退，对自身来历的朴素认同逐渐让位于反思，是一种后传统认同正在形成的迹象。与此同时，他把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无条件开放”称为战后伟大的思想成就，并明确表示，自己那一代人可以为此自豪。蒂尔施奈德的问题不在于他主张少讲纳粹历史，而在于他想让俾斯麦重新成为德国人可以从中提取正面政治认同的资源。在哈贝马斯的框架内，这是对后传统认同本身的根本否定。历史修正主义的指控由此获得了它的真正含义。这项审查并不关心事实是否被篡改。它真正忌惮的，是有人试图从未经批准的方向上重建政治忠诚。

这套记忆政治恰恰依赖于它在别处否认的东西。当德国人被要求为纳粹罪行承担跨代责任时，没有人质疑他们是一个民族。但到了他们要求继承巴赫和俾斯麦的时候，同一条连续性突然失效，民族成了一个需要被超越的概念。然而，要求后人承担历史责任，依靠的正是他们继承遗产的那条关系。一个人之所以认为自己需要为前人的罪行负责，是因为他继承了前人的语言、制度、记忆和自我理解，由此承认自己和前人属于同一个主体。这种继承，本身就是遗产。切断遗产，同一个主体就失去了载体，跨代责任也就失去了它的约束对象。后来者迟早会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接手。

对于这声追问，潘恩应该很熟悉。1791年，他在《人权论》中反驳伯克，主张每一代人都应当拥有为自己决定政治的自由，先人无权替后代作出永久有效的安排。他将试图“从坟墓里继续统治”斥为最荒谬、最傲慢的暴政。政府应当为生者而存在，不能让死者留下的决定永久支配生者。

两百三十五年后，坟墓里的统治并没有结束，它只是换了一个方向。

启蒙理性展露出了自己的真正面目。它以解除继承性义务的名义登场，宣告每一代人都是自己的主权者，不受先人安排的约束。但它自身从未放弃过约束后来者的权力。它要求的，是将自身的原则设定为不需要每一代人重新同意的永久前提。

这项永久前提，首先规定了政治应当从什么样的人出发。在这幅图景中，个人先取得完整的自主地位，然后才进入家庭、地方和民族。他对这些关系负有什么义务，需要从他的选择中获得说明。这是一种权力的次序。个人负责批准归属，归属不能反过来规定个人。未经选择的关系必须为自己辩护，而选择的权威则已经稳坐裁判席。

民族的特殊性，正是在这个次序中失去了政治分量。它可以提供文化、情感和记忆，也可以作为个人愿意保留的一种生活方式受到尊重。但它不能仅凭“自身值得延续”，就对个人和国家提出绝对要求。那些要求必须被重新翻译成个人的利益、权利与偏好。一个民族准备怎样继续存在，由此被拆解成了一个个个人是否愿意继续参加的决定。民族不必先从地图上消失，便已经失去了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

问题在于，那个被安排在一切关系之前的个人，在现实中恰恰是由这些关系养大的。他先成为某个人的孩子，学会一种语言，在某种生活中体验信任与责任，然后才逐渐获得选择的能力。这套现代性理论先把人从生成他的关系中抽取出来，再用这个抽取后的形象，去倒置审判那些关系。现实中的继承者，由此被强行改写成了继承关系的外部裁判。

被审判的关系却还得继续供养审判者。家庭、地方和民族所提出的要求，都需要重新接受个人自主的审查；但它们积累的信任、忠诚和跨代责任，却被当作社会仍可随意调用的存量。解除约束被称为解放，继续承担被视为本分。个人已被宣布可以随时重新开始，共同体却还得照常供货。

共同体的透支就发生在这里。责任感需要在家庭、学校和地方生活中一代代养成。人们愿意承担，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付出能够保存一种值得交给后人的生活方式。削弱这些关系的连续性，便是在削弱后来者学会承担、愿意接手的条件。国家仍在征用今天的付出，却理所当然地把明天愿意接手的人当作已经存在。

默茨在萨安州败选后只能让步至“沟通方式”，是这种结构性困境的最好注脚。承认沟通不够好，是这套框架唯一可以承认的失败。承认选民的前政治忠诚不是偏见而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则是它无法支付的认错成本。

比改善沟通更绝望的指望，也已经摆在了基民盟联邦执委会的会议桌上。让选择党自己犯错，指望它在执政中失去吸引力。既然说服不了选民，就等他们选出的政府替他们上一课。监护权从门口移到了出口。政治问题也随之被降维改写为治理问题。德国人有没有权利决定共同生活变化的速度，变成了选择党能不能把州预算做平。

萨安州四成三的选票，要求重新决定的恰恰是治理的目的。德国历史没有在1945年结束。后来的德国人，也不仅仅是那些被留下来处理善后的人。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3日，德国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选举工作人员在一所小学的投票站清点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的选票。视觉中国 图

结语

2024年9月12日，柏林议会审议一份旨在解决教师流失问题的议案。选择党提案人托尔斯滕·魏斯给出的方案十分具体：削减教师承担的非教学事务，严惩针对教师的暴力，保留特殊教育学校，并在普通学校增设特教合作班。此外，议案还主张为难民儿童单独编班，按其原籍国课程教学，为将来的遣返作准备。

2023年，图林根州选择党领导人比约恩·霍克，这位前中学教师，提出废除融合教育。他的理由很简单。不同残疾类型的孩子有着截然不同的学习需求，强行安置在普通学校，未必能真正帮到他们。

与西格蒙德所在的萨安州分支一样，霍克领导的图林根分支也早已被宪法保卫机关正式定性为“已确认的右翼极端主义力量”。

在柏林议会的辩论中，绿党议员路易斯·克吕格讽刺这份议案应当改名，让1933年在柏林重新具有吸引力；随后又称霍克为魏斯的政治导师。

魏斯起身回应。他说，想要找到一个尊重教师权威、拥有特殊教育学校的德国，根本不需要倒退回1933年，回溯二三十年就足够了。他提起了霍克的父亲——一个有严重视力障碍、需要特殊教育支持的人，后来自己也成了特殊学校的教师。

主持会议的副议长问克吕格是否愿意回应。

克吕格表示愿意。

“要说这个议会里有哪个党团，总忍不住在言论中呼应纳粹思想，那就是你们。”

绿党和左翼党的议席上响起了掌声。

丁毅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