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晚年在日记里痛骂：失去江山怨不得别人，罪魁祸首唯有此二人

如果把蒋介石败退前后那些日记里的怨气，压缩成一句最通俗的话，大概就是：要不是马歇尔和李宗仁从中搅局，事情未必会走到这一步。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他的确恨这两个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恨。

其中一个人，甚至连名字都不愿好好写。美国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到了蒋介石笔下，经常变成三个颇带侮辱意味的字：“马下儿”。

可是，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能让他记恨这么多年？

事情要从1945年底说起。抗战结束后，中国面临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到底是继续谈，还是继续打。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来到中国，任务很明确——促成停止军事冲突，并推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协商。

马歇尔使华的主要内容写得很清楚：1946年1月促成停战安排，随后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又参与军队整编以及东北问题的谈判。可这些事情，在蒋介石眼里却越来越不是“调停”,而是掣肘。

因为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东北。1946年春天，东北战局迅速变化。国民党军进入沈阳、长春等地后继续推进，国共双方围绕四平等地展开激烈争夺。就在这个阶段，马歇尔不断推动停火。

但站在蒋介石的位置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认为自己本来正在争取军事主动，马歇尔却一次又一次要求停火；自己希望通过军事压力解决问题，美国却不断要求谈判、整军和政治妥协。

在他的记忆里，事情形成了一条非常简单的因果链：本来可以打,马歇尔要停。本来想趁军事有利时解决问题,马歇尔要谈。需要美国武器的时候，美国又暂停军火输送。所以到了败局形成之后，马歇尔自然成了一个极其方便的责任对象。

而且蒋介石对此并不隐晦。他后来多次指责马歇尔有“误美害华之罪”，甚至把马歇尔称作“祸首”。

最狠的一笔出现在1949年1月底。那时候三大战役已经使国民党军事形势急剧恶化，蒋介石刚刚宣布下野。在当月的反省里，他竟然认为，自己任务失败的重要原因，不在中共，不在斯大林，而在“美马”的“冥顽不灵”。换句话说，在蒋介石自己的失败叙事中，马歇尔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外交官。而是那个在关键时刻“绑住了自己手脚”的人。

假设当年没有马歇尔制衡，蒋介石真的拿下整个东北战场，他就会统一全中国？当然不可能。因为他的军队政权集团腐败低效，严重脱离群众，压根儿就是一个扶不起的反动政权。

可是外面有一个马歇尔还不够。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个更让他窝火的人。李宗仁。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的关系，比他和马歇尔复杂得多。两个人不是简单的敌人，而是合作、冲突、再合作、再冲突，在国民党内部纠缠了二十多年。李宗仁背后的桂系拥有自己的军队、地盘和政治力量。这就决定了一件事：蒋介石需要桂系的时候，李宗仁是重要盟友；一旦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李宗仁又会立即变成一个极难处理的内部对手。

它说明，在国民党内部，确实存在一股不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力量。几个月以后，这个问题变得致命。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财政和政治上同时承受巨大压力。

要求蒋介石下野、通过和谈寻找出路的声音越来越大。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此后李宗仁把推动和平谈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方向之一。美国外交档案同样完整记录了这次权力交接以及李宗仁随后组织和谈的过程。

李宗仁觉得，仗已经打到这个程度，再继续下去未必还有出路。蒋介石看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自己前脚刚离开总统位置，李宗仁后脚就开始调整政策、推动和谈。1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指责李宗仁借用“民主自由”的名义，为接下来的和谈作准备。

第二天，他的火气更大。他认为李宗仁已经显露出“置我于陷阱”的意图。当李宗仁公开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的用词甚至到了“肉麻乞降”的程度。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政策分歧。

在蒋介石眼里，李宗仁正在最危险的时候拆自己的台。更微妙的是，蒋介石虽然宣布引退，却并没有真正从国民党军事、财政和人事网络中消失。李宗仁则认为，自己既然代行总统职权，就必须获得足够的实际权力。结果，一个人在台前谈和平，一个人在幕后仍然掌握相当大的影响力。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到了1949年11月，李宗仁准备赴美国治病。蒋介石听说以后又在日记里发作了。他认为李宗仁既没有辞去职务，又准备长期留在国外，只考虑个人利害，最后给出了一句极重的评价：“卑劣无耻极矣。”

可是，骂到这里，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也就出现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真的能怪到马歇尔和李宗仁两个人头上吗？

马歇尔的调停，当然影响了国共双方军事行动的节奏；李宗仁和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权力斗争，也确实在1948年至1949年的危局中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裂痕。但这些因素能够改变局势，却很难解释整个败局。

因为真正耐人寻味的是，等到蒋介石稍微从愤怒中冷静下来以后，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问题远远不止马歇尔和李宗仁。1949年3月底，蒋介石曾专门列出十三项失败原因。此后几年，他又一次次翻阅过去的日记，重新总结为什么会输。

他想到过外交失败，但也想到过军事崩溃。他检讨国民党内部“党内分裂”、纪律涣散、组织松懈，也承认经济和金融政策存在严重问题；对于军队，他后来甚至公开承认，军队已经出现精神涣散、纪律败坏、高级将领临阵先退等现象。

干部的问题更让他痛心。抗战胜利以后，一些党政人员在接收过程中追逐财富，“五子登科”之类的讽刺说法流传一时。蒋介石后来反省这些事情时，也承认干部腐化、制度不立，而自己监督不严，“实由余应负其责”。他把党务内部的分裂视为失败“总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他最终还是把目光转回到了自己身上。他反省自己的“轻浮躁急”，承认自己过于依靠主观判断；后来又检讨自己个性太强，许多事情“自信自决”，导致身边的人难以进言。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至少已经意识到：一个政权的崩溃，不可能只用一两个政治对手来解释。

1948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面临的是军事、财政、组织和政治上的多重危机。货币信用恶化、通货膨胀严重，军队士气和纪律出现问题，党内派系矛盾长期存在，干部腐败又进一步损害政府形象。在长期战争和经济困境之下，国民政府争取和维持社会支持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马歇尔制造出来的。也没有一个是李宗仁凭一己之力造成的。马歇尔也好，李宗仁也罢，他们更多是在历史已经剧烈转向的时候，影响了某些具体选择和进程。

他们可以改变棋局中的几步棋，却不是整盘棋输掉的全部原因。这也正是蒋介石日记最有意思的地方。人在失败以后，往往最先想到的是：是谁坏了我的事？

军队出了问题，财政出了问题，党出了问题，干部出了问题，政策出了问题。最后，连他自己也在问题之中。所以蒋介石失去大陆真正值得回味的地方，或许并不是他究竟最恨哪两个人。

而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一个政权真正危险的时候，从来不是外面有人推了它一把，而是当那一把推过来的时候，它脚下的地基，早已经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