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霸等县交界地带的“丁小个子”，提起他日伪军无不胆战心惊

一人一枪。一九四一年秋后，固安七区的青纱帐倒了，村外坟地旁多了一个地窖。

白天，刘兵就藏在里面。

窖口盖好，柴草压住，外头有人装成拾柴、拉大筢，从坟地边慢慢走过。若是有事，脚步声就不一样。

那时候他不叫刘兵。

在新城、雄县、固安、霸县交界一带，老百姓和日伪军更熟悉另一个名字：“丁小个子”。

这个外号听着不起眼。

可一提起来，据点里的日伪军心里发怵。

刘兵原名刘俊，一九一六年一月生在河北固安县柳林庄村。二十二岁那年，他参加抗日工作，先当村农会主任，后来入党，做村党支部书记。

固安这块地方，紧挨平汉铁路和永定河、大清河北游击区，村庄平展展摊在平原上。敌人修岗楼，挖封锁沟，筑据点，把村与村之间切开。

这不是山里打游击。

没有深山可退。

人一暴露，岗楼上的枪口就能追上来。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日军对大清河北一带连续清剿。固安县部分党政干部和区干部转移到外线，刘兵被留下，坚持地区斗争。

他回到三、八、九区找人。

九天。

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躲起来了，也有人扛不住威胁利诱，投向敌人。刘兵找到区民政助理李泽夫，对方把枪交出来，不肯再走。

刘兵背起那支枪，独自离开。

只剩他一个人。

后来，他转到七区活动。七区在新城、雄县、固安、霸县交界处，岗楼、封锁沟、伪组织像网一样压下来。

青纱帐还能遮人时，他藏在庄稼地里。

庄稼一倒，无遮无挡，李洪庄的骨干就在村南坟地给他挖了地窖。

地窖里潮，见不着光。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身上衣裳常是湿的，蚊虫往身上爬。时间一长，他得了疟疾，人瘦得脱了形。

夜里，他背枪进村，找党员，找堡垒户，讲形势，传消息。

天不亮，又回到窖里。

敌人最怕的，不是他手里这一支枪。

怕的是他还在。

刘兵没有一直孤着。

他和李洪庄的党员、骨干秘密联系，重新组织起一支不脱产武装小队，十来个人，每人一支步枪。白天，他们还是庄稼人；夜里，枪从藏处取出来，脸抹黑，头上罩白毛巾，跟着刘兵去开辟新村。

到村口，有人站岗。

进村后，刘兵出面接头，有时登高讲话。

黑夜里，一个小个子干部站出来，告诉乡亲们八路军还在，共产党还在，抗日还没有断。

这句话比枪响更扎人。

叛徒很快来了。

县大队副大队长牛钦璞叛变，带走一个手枪班，还带走一挺机枪，投到八洋庄日伪据点。这个人熟悉固安南部，知道堡垒户，知道干部，知道李洪庄那支小队。

消息送到地窖口时，刘兵立刻明白：再晚一步，全村都要遭殃。

他连夜通知有关村庄和人员隐蔽转移。天快亮时，刘兵带着两个民兵离开李洪庄。

刚到县界固安户，他们就看见八洋庄方向的日伪军出动了。

牛钦璞领着人，直奔李洪庄村南坟地。

地窖口盖得好好的，像里面还藏着人。敌人围着窖口乱叫，没人敢先下去。枪口对准窖里打了一阵，扒开一看，空的。

人走了。

牛钦璞气急，带人进村搜，没搜到，就把群众赶到中街空地上，逼问“姓丁的”藏在哪里。

没人开口。

后来，敌人打倒村党支书，逼他说出武装小队人员和枪支。十多支枪落到敌人手里，村里的斗争也遭了重创。

刘兵身边那两个民兵，一个后来要回家，一个不幸牺牲。

又剩他一个人。

更狠的还在后头。

敌人悬赏捉拿他，又抓走他的父亲，押在马庄岗楼里。硬的不成，就来软的。伪保长会上放出话：刘俊只要放下武器，可以做官；不愿做官，回家也保全家平安。

这话听着像活路。

其实是套索。

敌人先找他的姐夫劝降。那人当了伪自卫团副团长，在独流村据点里做事，托人捎信，要刘兵到亲戚家见面。

刘兵把枪藏好，去了。

西房墙根下，两个人站着说话。对方劝他别再撑，说只剩一个人，成不了气候，将来环境好了再出去也不迟。

刘兵把话顶回去：让他投降，根本办不到。

他看得清楚，敌人要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命。

一旦他写悔过书，就要交代哪些村有党员，哪些保长保护过干部，哪家有地洞，哪里藏过公粮和枪支。

他若说，乡亲们得死。

他若不说，自己也活不成。

这就是敌人递来的“好处”。

圈头、李洪庄的伪保长也来劝。他们说他有病，又黑又瘦，有家不能回，有子不能养，父母妻子都跟着受罪。

刘兵听完，问他们想让他怎么办。

对方说，找个好过日子的差事。

刘兵反问：是不是不给中国人办事，去给日本人卖命？

屋里静了。

他随后把敌人的算盘一层层拆开：今天劝他投降，明天就会逼他供出全区干部和堡垒户。到那时，保护过他的人，一个也跑不了。

两个伪保长沉默了。

他们原以为是在给刘兵找活路，听到这里才知道，那条路底下埋着多少人命。

刘兵最重的代价，不在地窖里。

一九四一年冬天，他未满月的男孩没能保住。父亲两次被捕，妻子被迫外逃，敌人三次劝降，他仍在交界地带活动。

日伪军修岗楼、挖沟、清剿，他就白天藏、夜里走；敌人夺了枪，他就再组织人；叛徒出卖，他就惩办叛徒、警醒群众。

“丁小个子”的名声，就是这样传开的。

不是因为他人多。

是因为他打不散。

一九四四年四月，刘兵调离固安，后来到涿良宛联县和北平地下组织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北平做敌工和城工工作，营救被捕人员，开展策反，建立工作站。

一九六二年，他已是地专级干部，主动要求回到固安，担任县委第一副书记。

那一年，他又回到曾经打游击的土地上。

岗楼没有了，封锁沟被岁月填平，李洪庄村南的坟地也归于安静。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刘兵病逝，终年七十三岁。那个曾在地窖里熬过白天、夜里背枪进村的小个子，终于不用再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