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条举报仅7条属实：如何让教师不再怕举报，也让家长有处说理

9月4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表示，将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正名；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有老师在评论区欣喜留言：终于有人为老师撑腰了！

这一表态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现实痛点：当举报被滥用，教师正常履职就可能变成高风险行为。

不是老师们“一惊一乍”，而是他们苦“恶意举报”太久。

2019年，因在制止学生冲突时发生肢体接触，安徽铜陵陈瑶湖镇中心学校数学老师周安员被家长控诉体罚学生，历经多次调解，还遭遇了电话骚扰。最终，面对“赔钱私了”的调解结果，他选择了轻生。

2020年，广州市方圆实验小学家长因对老师不满，编造女儿被体罚吐血、凌晨2时被老师威胁殴打、送老师6万元等情节。相关微博转发超过150万次，涉事老师被网友口诛笔伐。事后，当地警方公布调查真相，才算还了老师清白。

2026年，因从专业角度出发，在直播中没有支持家长“孩子遭遇校园霸凌”的说法，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被家长恶意举报其泄露隐私、工作失职。为此，沈奕斐连续两个月都在配合调查、写情况说明，直到校方查明其言行并无问题。

这样的事件虽然不代表全部，但足以说明不实举报的现实危害。半月谈2024年的一则报道显示，西南某基层教育局当年1至8月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

这个数据虽然不能简单推及全国，但它至少提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大量举报未获认定，举报的门槛、受理机制和甄别能力，都有改进空间。当然，“不属实”不等于“恶意”，有些举报可能部分属实、情节轻微，有些可能因证据不足未获认定。

我们真正需要“零容忍”的，是捏造事实、恶意诽谤。

老师管得太严要举报、管得太松也要举报、放假太早要举报、不发孩子成绩也要举报……有人戏称，家长们把问政平台当成了“许愿池”，稍有不满就发帖举报。这背后，既有家长的焦虑，也有沟通机制不畅的问题。

曾经，老师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一句“娃儿交给你了，不听话就打”背后是家长的放心与放手。为何今天的家长和老师之间，发展成了这种势同水火的关系？为什么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却走向了对立？

教育学者陈润枝认为，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AI问答等渠道，如今的家长可以迅速掌握一套教育概念与话语体系，但教育信息获取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教育判断能力的提升。家长的关怀逻辑与教师、学校、教育学者等专业群体的判断逻辑是存在错位的。

例如，某些同学间正常的小摩擦，可能被家长怀疑是“霸凌”，继而举报老师“偏心”；再比如，“不公布学生成绩”是落实“双减”的具体举措，但部分家长还无法适应没有成绩排名的考试，加上出于对升学的焦虑，遂选择在问政平台上投诉学校不给成绩。

家长希望孩子成才，老师同样希望学生进步；家长担心孩子受委屈，老师同样没有偏心任何一个学生的天然理由。然而，当部分家长带着恶意的预设，将老师视为对立面，将举报作为表达诉求的首选手段，这种家校间天然的盟友关系就被破坏了。

而这种对立，没有赢家。当老师因为害怕被举报而选择明哲保身，当正常的教学管理因为忌惮家长投诉而变得畏首畏尾，受损的是每一个孩子。斗则两伤，合则两利，这个道理在家校关系上同样成立。

教育部此次明确对不实举报“零容忍”、及时澄清正名，正是纠偏的开始。正如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所言，教师这个职业一头连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希望，一头连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唯有大力营造、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方能让教师们安心从教、潜心研教，为莘莘学子铺就成长成才之路，为国家培育更多栋梁。

当然，制度要为老师“撑腰”，也要为家长“开门”。家长的诉求源自关心，而矛盾起因则是“不了解”。一方面，学校应当建立更加畅通、透明的家校沟通机制，完善更规范的投诉处理流程，为家长解惑，让家长放心；另一方面，学校的育人功能也可以面向家长，通过家长会、家长课堂等形式，主动向家长解释教育决策背后的专业考量，教授更加科学专业的教育知识。

说到底，家长和老师，从来都不该是彼此对立的关系。家校关系的修复，需要每一所学校、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重新拾起对彼此的信任与尊重。只有当家长尊重老师的专业判断，老师理解家长的关切焦虑，老师和家长才能真正成为孩子成长路上并肩同行的盟友。

文 吕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