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最大受害者，究竟为什么没有得到日本的战争赔偿？

1.中国在战后，真正意义上得到的赔款仅2207万美元，这与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与盟国对德国的惩罚相比，也是微不足道。

2.战后中国官方获得赔偿的主要机遇窗口是，在军事管制结束前，通过拆除日本工业设备，获得物资补偿，但是拥有对日全盘处置权的美国对拆除设备不积极，导致中国错失了第一波机遇。如果这一波执行顺利，中国可以获得3.5亿美元设备，大致相当于东部一省的工业产能。

3.中国没有获得补偿是一系列“谬误合成”导致的，但是根本是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态度。因为，战后战胜国政府的索赔权存续很短，但民间索赔权一直存续，中国没有获得日本赔偿最关键原因是，八十多年来，日本全社会在民间赔偿上的尽可能逃避。如果参照德国赔偿力度，日本至少应该对华支付数百亿美元的民间赔偿。

4.很多人把中国没有获得赔偿归咎于国民政府放弃了对日驻军的机会，这其实是不懂美国主导的占领机制造成的。美国独霸盟军司令部决策权，筹划的中国占领军规模小，仅有1.5万人，并且驻扎年限仅3年，即使到了日本，也不可能绕过盟军司令部单独执行拆除任务。英联邦在日有3.2万名占领军，在赔偿问题上没有得到优势就是例证。

中国是东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最后竟然几乎没有得到什么赔偿，这一直是非常令人愤慨的事情。至于为什么没有获得赔偿，社会上最流行的观点是1972年建交谈判，中国政府慷慨地把赔款责任豁免了，因此，事后中国追偿无门，所以责任要算到当时中国领导人身上。

前不久有人在朋友圈转发的秦晖教授的《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以德招怨”？》一文（以下简称“《以德招怨》文”，该文后收录在《走出帝制》一书），算是这种观点的详解版，秦晖的观点是，不能怪日本不愿给，而是要怪中国不愿要——中国政府没有国民利益的观念，执政者认为“朕即国家”，根本不考虑国民意愿就擅自把战争赔款豁免了。总之，秦晖将之归结为中国体制的问题，以及在文化上耻于谈“利”，还在文末呼吁“国家兴亡，匹夫先应有权”。

当然此外也有蒋介石豁免日本赔款、“以德报怨”说，国共内战导致错失追偿机遇说。日本赔偿案是中国现代史一个非常重要话题，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结果，这其中原因鲜有人去认真考证，笔者此文做一下分析。

1. 背景：战后中国的损失统计，及实际获得的赔偿

二战后，盟国成立了处置日本的远东委员会，1947年10月25日，远东委员会初步确定了日本赔偿总额为540亿美元，中国可以获得其中的22.5%。但是赔款额绝对不是日本给各国实际侵略造成的损失，而是根据日本经济实际情况（当时日本GDP约70亿美元），所做出的赔偿规划。

比如，根据中华民国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经过一年多调查形成的《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仅中国内地（不包括台湾和东北）的经济损失就达517亿美元，但根据远东委员会方案，中国仅可以获得121.5亿美元。

关于如何支付这些赔偿，主要依据美国的“鲍莱方案”，即先拆除日本工业设备的30%（价值大约24.66亿日元或6.7亿美元，让日本产能倒退到1930-1934年水平，使其不能对亚洲和平造成威胁），中国获得其中的50%，也就是说中国可以获得日本15%的工业设备。这也距中华民国政府获得21亿美元设备的期待相距甚远。

赔偿方案的落实，更完全依赖美国占领军的执行力度。此后由于美苏对峙的加剧，美国需要利用日本反苏，逐步削减拆除的要求，1948年4月的《约翰斯顿报告》一下子锐减到6.6亿日元。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美国意识到以后东亚仅剩日本一个有实力盟友，干脆在5月12日单方面宣布禁止拆除日本物资。

最终是赔款协议仅执行了两年，拆除规模仅相当于“鲍莱方案”的6.7%，中国分到了价值2207万美元的机械、实验设备和电气设备。

另外，远东委员会把战胜国没收的日本的海外财产视为“准赔偿”，根据中华民国行政院1948年的统计，没收敌产累计40余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3.5亿美元、台湾3.4亿美元，东北31.73亿美元。

不过，笔者认为日本在华经营的资产，至少大部分是依靠掠夺中国财富建立起来的，究竟多少是从日本本土运来的不好说，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赔偿”。

以上2207万美元即是中国明确从日本得到的赔偿，日后再未获得一分钱，与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与盟国对德国的惩罚相比，也是微不足道。

据不完全统计，几乎同时期，从1945年至1953年，盟国从德国获取91亿美元的实物赔偿，加上盟军占领费，共300亿美元左右。德国所受到的惩罚是伤筋动骨性的，所以长了记性，对日本这种“自罚三杯”式的处罚，根本起不到教育警示作用。

二、1951年旧金山和会，美国慷他人之慨，迫使战胜国放弃索赔（包括民间赔偿）

德日遭受处罚的差异，背后一方面基于美国独占日本，垄断了对日处置权，另一方面，战后日本经济就本来已经崩溃，一直依靠美国输血才能维持，盟国索赔最后买单的是美国，美国不同意“羊毛出在美国人身上”。即杜勒斯于1950年10月对顾维钧所抱怨的：“美国人民不能容忍那种做法，即把钱投入日本，然后让一些盟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它拿走”。

所以，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重新设计远东格局，策划让盟国停止索赔，终结战争问题，重建日本。盟国均反对这个提议，从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杜勒斯繁往返于美国与亚太诸国，共飞行长达10万多英里，游说它们接受“无赔偿原则”，史称“杜勒斯讲和”。

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除中国以外的52个相关方，1951年9月在旧金山集会，49个出席国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和约规定：

第14条（b）除本条约另有规定者外，同盟国成员放弃同盟国成员一切赔偿请求权、同盟国成员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其国民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采取之任何行动所产生之其他请求权，以及同盟国成员就占领之直接军事费用所具有之请求权。

只是为了照顾受害国情绪，在14（a)中规定了日本应该进行打捞沉没战舰、提供原料加工之类“劳务性赔偿”。

而后，战胜国对日本进行的一对一赔偿谈判中，美国也是尽量站在日本一边，用胁迫的方式迫使盟国放弃绝大多数赔偿。比如，菲律宾在二战中110多万人遇难（约为当时7%的人口），吕宋岛城市基本化为灰烬，菲律宾一方坚持日本赔偿80亿美元，1952年助理国务卿艾奇逊访问马尼拉时却警告，如果对日谈判索赔过多，美国将会削减对菲援助，最终菲律宾仅获得了2.5亿美元的赔偿。

所以，日本最后赖掉了战争赔偿，从客观上讲，是美国操作的结果。纵使日本在战后初期经济困难，美国完全可以在《旧金山和约》中设置分步骤赔款的模式，待经济好转，再支付赔款，但美国替日本永久豁免了赔款，真是急日本人之所急。美国不断压制受害者去同情包容施暴者，这是对正义公理的极大损害，抛离了二战中以及发起联合国时所主张的人权、正义原则。

此外，《旧金山和约》第14条（b），申明缔约国的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一起放弃，而1950年代美国主导对德赔偿最终处置的时候，没有对民间索赔做出专门规定，美国上下一直支持西方社会的民间索赔，这显然也凸显了美国在东西方人权之间所做的一个“双重标准”。

3、日本举国上下对战争赔款一贯持推诿抵赖的态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受害国几乎没有获得赔偿的根本原因

赔款链条最关键一方还在于日本，不管美国是如何态度，如果日本真的反省战争罪责，在50年代中期经济起飞、迅速成为全球第三或第二经济强国，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后，完全有能力进行补偿，这时候距离战争结束未远。

不过二战结束80多年后，日本从政府到涉事企业、文教机构自始至终是抱着逃避态度，把赔款视为一种极不情愿的责任，甚至是他人的无端勒索。

我们先以对对华赔偿为例。1951年日本与台湾当局的缔约和谈中，日方首席代表、外务省联络局长木村四郎七在讨论关于赔偿问题时，竟然说：“我方始终认为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当值数百亿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引起日本人民对贵国之不愉快情绪，此点深望贵方考虑。”

不仅遗留资产足以充作赔偿不符合事实，还以“宽大原则”，要求受害者考虑罪犯的情绪，岂不荒谬？

从1950年代末，日本政府尝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始终以“无赔偿原则”作为建交谈判的基本前提。比如，1964年2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国会讨论时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原则，其中第三条为：“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

1972年建交沟通中，新上任的首相田中角荣把赔偿问题视为最担忧的一个问题，对于周恩来对竹入义胜提出的放弃赔款，田中角荣第一反应是：“万一有意外，内阁就完了”，直到田中访华前，仍做出了 “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精神准备。（《賠償放棄 条約論からみ確執》，《朝日新聞》1997 年 8 月 28 日，转引自刘建平《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

即便是亲华的日本社会党1957年制订的对华政策上，也提出：“希望采取不赔偿方针”。

可见，不对华进行赔偿是日本朝野的一贯共识，但凡日本社会有半点羞耻感、负罪感，这种“政策前提”是说不出口的，你可以想象德国与以色列建交，必须以放弃对犹太人赔款作为前提吗？

在对其他亚洲国家赔款上，日本也抱着如此心态。比如50年代的赔款协商中，冈崎外相堂而皇之把“拖延、持续、启发性谈判原则”写入文件，核心在于利用索赔国经济困难，急于获得补偿的心态，进行拖延，然后再施加“启发”，迫使就范。

比如，1953年后南越提出的赔偿要求是20亿美元，日本与之开展长达六年谈判，不断耗费对方耐心，最后被被压缩到9700万美元，在落实阶段，日方瞅准南越陷入于北方的战争危机，再次砍价，最终以3900万美元成交。

即便日本支付了少许赔款，其根本动机也绝非是罪责忏悔，而是作为打开东南亚市场的手段。1954年11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公开说“赔偿是一种投资”，对赔偿国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这再也露骨不过了。

比如，日本无一例外在赔偿协议中附加投资优惠条款，得以进入东南亚市场，日本对东南的出口额，1950年-1954年平均为5.79亿美元，1960-1964年平均值上升到15.09亿美元。

从旧金山和会到1973年，日本先后与缅、菲、印尼、南越、韩、马来、新、泰、澳等战争受害方达成赔偿了结，加上之前拆卸设备赔偿，共支付了15.07亿美元（日本大藏省财政史室：《昭和财政史》第一卷，1984年版，转引自张光《战后日本战争赔偿与经济外交》），仅为各国主张索赔额的5%左右。

日本以厚颜无耻的抵赖心态，在赔偿问题上取得“全胜”，这些贷款平均起来一年只需要支付不足6000万美元，对于日本这样经济大国根本就不是什么负担，已经完全失去了惩罚和赎罪的意义。

4.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新中国政权，都从未主动放弃索赔权

很多人说，中国没有获得赔款是因为蒋介石，他提出来“以德报怨”政策，放弃了对日索赔，这是不正确的。蒋介石没有讲过“以德报怨”，这个词是后人的总结，就像邓小平没有讲过“韬光养晦”。

“以德报怨”思想源自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里面说：“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历史学者通常认为，蒋所指的宽大是指善待日本战俘和侨民，不进行报复勒索。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对合情合理的战争索赔还是非常积极认真的，这也符合国民政府的利益，战后重建、摆脱经济困境相当大程度寄希望于日本赔款。

日本甫一投降，国防最高委员会开始制订索赔方案。1945年10月，行政院正式设立赔偿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担任主任，行政院秘书长、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等部部长为委员，可见级别非常高。

行政院赔偿委员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拆除日本工业设备的计划，共分23个产业门类，每一个门类都具体的索取数量和重量，中方制订的拆除标准，是让日本倒退到1914年的工业生产能力，远比美国的方案严苛。在民间索赔上，国民政府多次召集纺织业、渔业、金融业和文化产业代表，确定行业损失和索赔金额。

对于美国主导的单方面停止日本赔偿，国民政府也是针锋相对。1949年5月14日，国民政府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吴半农在东京发表谈话，对美方行为表示抗议，中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19日和26日发表抗议声明，痛斥“最大之原因则为美国扶植日本之愚妄政策”。

纵观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达成以前，国民党政权在远东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说是对日索赔最积极，主张对日惩罚最严厉的一个，当然鉴于中国的实力有限，是否能起到效果就另说了。

在1952年缔结所谓“中日和约”中，蒋方也坚持索要赔偿，如顾维钧表示：“虽然不想为了赔偿而加重日本的经济负担，但中国政府和人民理应得到适当的补偿”；“外交部长”叶公超表示：“我方如放弃服务补偿之要求，则将来返回大陆后，将无以对全国国民，此点实具有重大之政治性。”从蒋介石的日记看，谈判中争议最大的就是赔偿问题，几次因此陷入僵局。

当然台湾当局为了续命的需要，最后在美国胁迫下放弃了赔偿，造成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索赔上的被动，这一点的负面意义也是应该承认的。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美国主导放弃对日索赔也是坚决反对的。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就旧金山会议发表声明，其中第五点专门论述赔偿问题，指出：“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1955年11月，周恩来接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等人时，再次指出：“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是中国人民的权利。不能设想中日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中日邦交没有恢复，不提出要求；不能设想在亚洲所遭受战争灾害的菲律宾都提出了赔偿问题时，而中国人民不要求”。

再如，1965年廖承志在会见宇都宫德马时，针对日本一些友华派宣传中国放弃对日本索赔的言论时，特意澄清：“不能说因为没有要求赔偿权利的蒋介石放弃了赔偿，中国就没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了”。（《竹内实文集》第5卷日中关系研究，第248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版）

1972年建交谈判时，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提出赔偿问题已经由1952年与国民党政权签署的“中日和约”得到解决时，周恩来立即露出少有的怒色：“当时蒋介石已经败逃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至于蒋介石与日方签订的‘日台条约’表示放弃赔偿的相关条文，不过是慷他人之慨，高岛先生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话是对我们的侮辱！任谁也不能忍受！”

所以，新中国政府要不要赔偿是一回事，但是不放弃索赔权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

不过，为什么在最终的《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放弃了政府赔偿呢？笔者认为这是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导致的结果。因为，进入50年代后，非赔款化成为国际规则进步的象征，美英法政府都纷纷放弃对德意日三个战败国的索赔要求，中国再坚持赔偿的主张，已经非常被动孤立，尤其是苏联在1956年对日谈判时，放弃了一切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要求，更使得中国丧失了索赔的最关键盟友，中国政府在50年代末就开始考虑放弃赔款。

其次，日本真心愿意支付的赔款聊胜于无，如果放弃赔款，换取在其他战略上的主动，更有实际意义。根据1972年7月27日周恩来与公明党党首竹入义胜的谈话，中国政府自己的估计不过是获得4-5亿美元，即稍多于韩国索取的赔偿。另据当时参加对日谈判的林丽韞的回忆 ：“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给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以次充好，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无论是1949年之前统治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政权，在对日索赔问题上一贯是立场鲜明的，从来没有含糊过，并不是秦晖《以德招怨》文中所讲的对国际法不了解，对权利不重视，而是由于国力不济，加上内战导致的两岸分裂，这给与日美胁迫中国放弃赔款以可趁之机。

5.民间赔偿是更大的问题：中国未曾放弃民间赔偿，日本在民间赔偿上的百般逃避，更真实暴露了它在赔偿问题上的心态

其实，战争赔偿中，民间赔偿才是大头，德国战后赔偿支付了1100亿美元，其中90%是给个人的。在战胜国政府宣布放弃索赔要求后，德国依然通过《卢森堡协议》和《联邦赔偿法》主动开展对个人赔偿。

而日本在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与各受害国分别进行赔偿谈判时，均是提出了一揽子方案，用尽办法诱导各国政府在协议中放弃个人索赔权，即所谓的“国家间签署赔偿协定的原则，依此实行赔偿方式全部作为终结”，这显然是一个有预谋的抵赖，具有严重的道德欺诈性。

有人为日本辩护说，1972年中国也在建交谈判中放弃了民间索赔权，所以，日本不做民间赔偿，也不能怪他们。这也是错误的。

按照国际法惯例，个人索赔权是需要另行规定的，比如1956年《苏日共同宣言》明确提出：“苏联和日本将互相放弃它们自1945年8月9日以来由于战争的结果而提出的所有要求，即一国、它的团体和公民向另一国、它的团体和公民提出的要求”。这专门规定了索赔权问题，当然不是因为苏联对日本仁慈，而是由于苏联虐待日本战俘过于严重，害怕被日本人追诉。

《中日联合声明》对战争赔款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没有对民间赔款做专门规定，那就意味着只是放弃了赔偿，没有放弃民间索赔权。

《旧金山和约》第21条也专门做出规定， 14 条 (a) 中日本的服务赔偿义务适用于中国，而没有规定14（b）之放弃国民索赔权适用于中国。

所以，不存在中国放弃民间索赔的问题，而日本对中国民间受害事实确凿的索赔，也是一贯拒绝。根据笔者不完整的统计，90年代以来，中国民众对日发起索赔诉讼52次，仅有两次获得赔偿。

6.日本对华开发援助贷款ODA并非放弃赔款的补偿，或者间接性的战争赔款，并且中国早已连本带息归还

现在国内颇为流行一个观点：日本即使没有对中国做出战争赔偿，但是改革开放后提供的ODA（开发性援助）实质是战争赔偿的替代，所以终究日本不欠中国的了。貌似我们今天再谈战争赔款问题，是别有用心挑动仇日情绪。

ODA并非战争赔偿的替代，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回国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即有明确表示。当时有记者提问：“在《联合声明》第五条中，中方称为了日中两国的友好放弃战争赔偿。作为回应，日方是否有在今后协助中国国内生产的打算?”田中回答道：“这完全是单纯的放弃赔偿的决定，不是什么交易，不是那种你放弃这个的话，我就给你那个的讨价还价。（中日关系）必须基于东洋人最为重视的基本姿态、基本精神出发” (日文版全文见《外交青书》(外交蓝皮书)17号541-549页)。

所以，放弃战争赔款是一个独立的事件，ODA是另一个独立的事件，ODA是改革开放后，与国外进行经济合作的产物，而非战争赔款的替代品。

从ODA本质来讲，它是日本针对发展中国家（发放对象为163个国家）的一种普遍性的开放援助项目，而非单独针对中国。并且ODA是一种贷款，不仅需要偿还本金，还要还利息，日本为中国累计提供日元贷款约3.31万亿日元（约322亿美元），其中无偿资金援助仅为1398亿日元。

ODA的发放主要取决于日本的经济需要，而不是受援国的需要，比如80年代对华ODA贷款项目大秦铁路、兖石铁路、港口建设等，都是为了满足日本能源需求和贸易需求。此外，ODA贷款项目，中方只能与日方合作进行，排除第三方参与的机会，这样大约70%的贷款又通过项目施工回到日本。

这些特征都与赔偿的无条件性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我们在肯定ODA对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意义的同时，应该认识到这并非赔款的替代，中国已经完完整整偿还这些贷款，况且日本也从贷款项目中获得了大量商业利益。

总结

中国没有获得战争赔款，受害者没有得到补偿，施暴者没有得到惩罚，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这是战争带来的第二轮悲剧。

这个结果的产生，是一些列“谬误集合”导致的：

首先，官方获得赔偿的主要机遇窗口是，通过战后初期拆除战败国工业设备，获得物资补偿。但是拥有对日全盘处置权的美国对拆除设备不积极，导致中国错失了第一波机遇。如果这一波执行顺利，中国可以获得3.5亿美元设备，大致相当于东部一省的工业产能。

其次，1949年的两岸分裂，导致1952年、197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中，成功赖掉赔款。

不过鉴于1951年《旧金山和约》以参与方广泛的国际条约方式对日本赔款已经做了了结，以及美英法苏四大战胜国在1950年代均主动放弃对日本的政府索赔权，中国即使不发生分裂，与日单独谈判，也不会获得多于10亿美元的赔款，对于战争损失仍是杯水车薪。

韩国就是可参考的例子，它虽然遭受日本50年殖民残害，也一直没有放弃索赔，最终只获得了3亿美元无偿援助。

再次，二战后战胜国政府的索赔权存续很短，但民间索赔权一直存续，中国没有获得日本赔偿最关键原因是，日本在民间赔偿上的抵赖。如果参照德国赔偿力度，日本至少应该对华支付数百亿美元的民间赔偿，这才是关键。

日本不愿付，美国对东西方搞人权差异，在《旧金山和约》也豁免了日本民间赔偿义务，导致中国和亚洲受害国主张民间赔款，都缺乏国际社会强势话语方的支持。

很多人把中国没有获得赔偿归咎于国民政府放弃了对日驻军的机会，这其实是不懂美国主导的占领机制造成的。美国早在日本投降前，就决定独占日本，这里的独占绝非美军单独占领，而是美国控制盟军司令部，独立享有决策权，美国一直允许3.2万人左右的英联邦军队在日本驻扎了近六年。

美国也曾经邀请中国派遣1.5万名军队进驻日本，不过有时限，为3年，并且一切行动听美国指挥，中国占领军即使到了日本，也不可能绕过盟军司令部单独执行拆除任务，与其说是占领，不如说是帮美军维持治安。

这与蒋介石在战争末期期待的，派遣十万左右军队，占领日本一部，切实行使处置权大相径庭，因此，他到了1946年就对这种没有意义的“占领”丝毫不感兴趣，而没有派遣军队。

现在国内几乎所有观点的言论，不管左的还是右的，都是拼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有的怨蒋，有的怨毛，有的怨“弱国无外交”，也有秦晖教授这种怨文化、怨体制的看似更高深的见解。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根本方向是错的，战败的侵略者对受害者赔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不能因为你发生了政权更迭，或者时间流逝就免责。就像一个家庭的房子被邻居点着了，不能因为他们夫妻离婚，邻居就不用赔了。德国也不会因为以色列在1948年前不存在，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分治就不做赔偿。

所以，中国不能获得赔款这个问题，最最关键还是日本人自己怎么看待战争责任的问题，背后就是“文化”问题、“国民性”问题。中国能获得多少赔款，终究看日本能主动赔多少，中国总不能为了赔款发动一场战争，把损失的物资抢回来。

笔者虽然一直反对用“国民性”一词，日本全社会，从政府到担负战争责任的三菱、三井的企业，乃至至今享有战争掠夺文物的博物馆、大学对战争罪责的回避态度，绝非是美国占领军清算战争余孽不彻底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层面的问题了，秦晖在“以德招怨”一文中否认“文化”原因，并以此反讽中国，笔者是不赞同的。

最后妄评一下秦晖教授的治学。现在很多人把秦晖视为“胡适、余英时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胡适先生“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治学态度，秦晖在很多时候是欠缺的。

尤其是他成名以后、涉足社会公共话题的时候，非常自信，甚至是自负，经常把价值观判断、价值彰显，凌驾于事实分析之上，这违背顶尖大学教授所应该具备的治学之道，也会最终削弱学术成果的公信力。

这也给很多知识分子提了个醒，当今有不少人以“公共价值”启蒙者自居，但是有说服力的价值，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如果整天谈价值、枉顾事实，终究会走向自我期许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