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越军春节停战，军长傅全有派人侦察，获悉3条军情竟冷汗直冒

春节将近，前线官兵难免思乡。这样的停火倡议，听上去合情合理，实际上却让傅全有更加警惕。老山战场的规律很清楚：炮声突然稀少，往往不是敌人想休息，而是在为新的行动争取时间。

他没有立即接受，也没有简单判断越军是在故意欺骗，而是把问题交给侦察部门。军前指要求各参战部队继续保持戒备，派出侦察分队，重点查明敌军集结位置、炮兵部署和交通壕情况。

有意思的是，第一军接防老山阵地并不算早。1984年7月，原南京军区第一军奉命入滇轮战，部队随后进行了数月山地丛林作战训练。1984年秋冬，第一军逐步接替昆明军区部队，进入老山、八里河东山一线。

这支部队长期驻扎江南地区，官兵熟悉的地形与云南边境差别很大。山高、林密、道路狭窄，阵地之间还被无数沟壑切割。训练期间，部队不仅练习穿插、构筑工事，也反复研究越军的堑壕、偷袭和炮兵协同战术。

越军早已在老山一线经营多时。其前沿交通壕不断向我军阵地逼近，小股部队依托夜色和地形活动，冷枪冷炮频繁袭扰。对防守一方而言，最危险的并非一次猛烈冲锋，而是敌人把阵地一点点推到眼皮底下。

1984年12月24日，第一军曾组织部队向116号高地方向出击。由于接防时间较短，对复杂地形掌握不足，出击分队在待机位置上出现偏差，转移时又被越军炮兵发现，遭到集中射击。这次行动造成八十余人伤亡，部队也受到上级批评。

这次失利给傅全有提了个醒：老山作战不能只凭勇气，更不能把地图上的距离当成实地道路。此后，第一军一面加固阵地，一面用冷枪、冷炮和小规模反击压缩越军活动空间，逐渐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军提出“春节停火”。1月15日凌晨，五个侦察大队陆续传回三条关键军情。

第一条，越军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八门BM—21型火箭炮。这种火箭炮机动性强，齐射速度快，发射后能够迅速转移。它若突然出现在前沿，对人员密集、工事较浅的阵地威胁极大。

第二条，越军已经挖出一条长约五十公里的交通壕，并对我军二十八处前沿阵地形成三面压迫。交通壕意味着敌军可以隐蔽接近，也意味着越军的进攻不一定从远处发起，可能在很近的位置突然钻出。

第三条，越军多个团级单位正在662.6高地一带集结，包括122团、149团、153团、876团以及821特工团部分兵力。兵力、炮火和地形准备同时出现，说明所谓停火很可能只是掩护。

傅全有在地图前沉默片刻，对身边干部说：“停火的电波可以听，阵地上的枪口不能放下。”这句话虽是战场部署中的简短提醒，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处境。

越军的企图并不难判断。他们准备从那拉地区和松毛岭方向同时施压，争夺前沿高地，尤其把662.6高地及其附近阵地作为重点。一旦松毛岭主峰受到威胁，我军在老山一线的防御纵深就会被压缩。

军前指没有坐等敌军出手。经昆明军区同意后，第一军决定以积极防御打乱越军部署，命令第一师第一团、第三团在炮兵支援下，对老山右翼若干高地实施反击，同时让防守部队严密监视那拉方向。

1月15日，越军以356师149团部分营和313师122团部分营为主，在821特工团配合下向那拉地区发动进攻。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坚守阵地，连续阻击十六小时，为后续反击争取了时间。

另一侧，第一团、第三团顶着炮火推进，仅用两个多小时占领968高地，并将防线推至74号高地。第一团第九连组织突击队，秘密夺取2号、3号无名高地。越军原先计划的突然突破，反而变成了多处阵地丢失。

越军随即调整方向，把主要火力转向116号高地。1月16日凌晨，越军炮火覆盖2号、3号无名高地，第九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第一军则重新安排炮兵任务，在敌军重炮和后勤车辆可能经过的道路上设置伏击地域。

问题在于，BM—21火箭炮始终没有暴露。1月17日凌晨，浓雾未散，越军火箭炮突然向116号高地齐射。由于我军重炮前一夜才完成设伏，前沿火力衔接出现空隙，116、142、145号高地相继陷入激战。

傅全有没有急于把重炮调回去。前沿部队与越军已经交错，贸然炮击很可能误伤己方。他命令步兵稳住阵地，侦察力量继续寻找火箭炮踪迹。这个决定很难，却避免了在敌情不明时用重炮造成更大混乱。

1月18日14时许，侦察兵终于发现越军火箭炮车队，车辆间隔约五十米，正向我军一号伏击圈接近。傅全有随即集中各炮团火力，等最后一辆火箭炮车进入预定地域后下令开炮。

山谷中的越军车辆来不及展开，三辆火箭炮车被击毁，其余车辆在炮火中仓促撤离。失去远程火力掩护后，越军进攻明显减弱。当日17时左右，战斗逐渐停止。

这场战斗从1月15日持续到1月18日。根据战后通报，越军参战部队遭到重创，第一军夺取了数处前沿高地，改善了老山方向的防御纵深。2月10日，胡耀邦、杨尚昆、余秋里代表中央到前线慰问，胡耀邦为第一军题词“南疆长城”。

第一军直到1985年6月撤离老山前线，完成了轮战任务。6月7日，邓小平签署嘉奖令。此时的傅全有55岁，后来在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后的干部调整中，被推荐为成都军区司令员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