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心梗离世七年后，19岁儿子同一天差点没命

你能想象吗？同一个医院，同一张病床，同一个家庭，七年间被同一件事击中了两次。

2019年9月4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一个阳光明亮的早晨。我的小儿子西蒙刚上完大三的一节课，走在百老汇街上。他19岁，没有任何病史。前一步，他感觉一切正常。后一步，他正在经历一场心肌梗死——尽管当时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一种铺天盖地的疼痛和恐惧。

他硬撑着走回了公寓楼，爬了三层楼梯。他的室友们——如今也永远是我的儿子们——先把他送到学生健康中心，又紧急转往耶鲁纽黑文医院。我的另一个儿子在那里与他汇合。医生救回了他的命。他先是在心脏重症监护室待了几天，之后转入心脏科病房。

那个叫“寡妇制造者”的诊断

随着危机推进，我们逐渐弄清了发生了什么：他的左前降支突然完全堵塞，血栓来源至今不明。这种类型的心肌梗死被称为“寡妇制造者”，我们被反复告知这一点。我的儿子西蒙本可能死去。他几乎死了。他没有死。我们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而我的亡夫菲克雷，于2012年4月4日在耶鲁纽黑文医院被宣告死于大面积心肌梗死。心梗发生在家中。我们后来得知，他在倒地之前就已经走了，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我眼前竭尽全力抢救他。当时我用手扶住丈夫的左小腿，拼命想把生命从我体内传递给他。我救不了他；他无法被救回。

于是，他的DNA如今被送去检测——在经历了官僚程序和疫情相关的延误之后——想看看是否能找到任何线索，与发生在他儿子身上这次截然不同却又诡异呼应的心脏事件有关。菲克雷去世时五十岁，长期吸烟，胆固醇偏高，动脉几乎被斑块完全堵塞，尽管他自己感觉健康。年轻的西蒙动脉干干净净，心梗由单一血栓引起。

“我需要你别崩溃，妈妈”

我的大儿子所罗门——兄弟俩在同一所大学——在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就跑过纽黑文赶到医院。他打电话给我，声音里带着沉稳的权威：“我需要你别崩溃，妈妈。”他告诉我，西蒙正在医生那里——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在把血栓从动脉中清除。所罗门打电话时，西蒙正在被抢救，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我在从纽约赶来的车上时，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所罗门让我们所有人一起通了电话。你的儿子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肌梗死，他来得正是时候，情况非常非常严重，我们通过血管成形术取出了血栓，你的儿子正在休息，你的儿子西蒙活着，会康复的。

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同一家医院，直面死亡那张毛茸茸的、狰狞的脸。我到医院时，心脏重症监护室的一位护士碰了碰我的手臂，稳住我。“我记得那两个男孩，”她说。“我记得那两个男孩在他们父亲去世时的样子。我记得你带着那两个男孩，告诉他们父亲死了。我们所有护士都在哭。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悲伤的事，但不知怎的，那是我们见过的最悲伤的事。”我一直记着这个故事，把它当作证据：有时候，强烈的爱的能量是能被他人看见的。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完全堵塞西蒙动脉的那个血栓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仍是个谜。我们收到了来自多家机构杰出而善良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为这个奇怪的故事投入了时间和专业知识。每一次，我们最终都会落到那句话上：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西蒙的治疗很成功——敲敲木头，呸呸——六年后的他确实很健康。他早就与“不知道”这件事和解了，比我早得多。我还没有，没有完全和解。我永远不会不想——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防止它再次发生，我这样告诉自己。“为什么”能保护我的孩子。“为什么”能保护我的另一个孩子。在“为什么”里，有答案，有力量。

所以我才把菲克雷的DNA送去检测。在新冠疫情让一切停摆前不久，我在芝加哥，出差时意外遇上暴风雪，正在一家百货商店里找冬靴。西蒙的心脏科医生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医院保留着在那里去世的人的组织样本，她查过了，发现他们有一份菲克雷的样本，她认为我们应该做一次基因分析。

我想象着一个小小的菲克雷永远封存在试管里，穿着牛仔裤和他最喜欢的青柠绿毛衣，脸上带着微笑。我也可怕地想象着一块泡在醛液里防止腐烂的肉。我想象着一张写着代码的纸条，无穷无尽的数字和符号代表着他的DNA。

他从死亡那头伸出手来

菲克雷几乎愿意为大多数人做任何事，但对他的孩子，他愿意做任何事。他们还是婴儿时，他会把食物嚼软了喂他们，像企鹅妈妈一样。后来，他喂他们蘸着奶油酸奶的美味面包块，或者他新鲜做的博洛尼亚肉酱。他从来不会没有时间陪他们。这很像他——在去世九年后，用这一小条充满信息的血液，从死亡那头伸出手来，试图帮助解开发生在西蒙身上的、仍未解开的谜团。

菲克雷本人仍然在纽黑文。我回去时，在每一个街角都能看见他。在我见过他的每一个地方看见他、回忆他，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在这里，你在我因为罚单太多车被拖走时来接我。在这里，你出其不意地给我带了一杯外卖卡布奇诺。在这里，你转过街角，我们真的撞了个满怀，为这次意外相遇开心地大笑。在这里，你在我们相遇多年前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头磕得很重，留下了一道肋状疤痕，你的孩子们有一天会描着它，让你一遍又一遍地讲那个故事。这里是我们最初住过的、由收银机工厂改造的公寓。

七年，两次心梗，同一个医院。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走了，一个十九岁的男孩活了下来。而那个“为什么”，至今悬在空中，像一根没有拔掉的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