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看到南方都市报报道说浙江某师范大学，研究生新生入学被强制要求填写父母收入；
竟然没感到意外，反而有种补齐了整个链条的荒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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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就有新闻说：幼儿园要求提供工资流水、物管缴费凭证，调查“家长社会资源”及可为学校提供的资源；中小学统计家长车辆品牌与价格、工资流水，甚至将学生按家庭背景分为“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11类；现在，终于有高校也挂上了热搜。
引发舆论质疑后，虽然部分必填被改为选填；但个人觉得，有些信息，就算是“选填”也是不应该出现在学校这样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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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来不只是“必填”还是“选填”，而是这些信息为何会被想到要采？为什么会被默认“可以采”？又为何总有人觉得，学生一入学，学校就有权知道其家庭经济、职业和社会位置？
这是教育理念、权力边界、法治意识与管理伦理交织的问题。
设计采集的人，总会想到各种堂皇的理由，也许、可能得上；听起来像是为了管理方便，实际上却把“可能有用”当成“可以收集”，把“管理便利”凌驾于“权利边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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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强调“明确、合理目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这便是为了限制一切组织面对信息时天然存在的扩张冲动。
因为权力只要不受约束，天然就会追求掌握更多信息；信息掌握得越多，干预空间就越大，分类、排序、贴标签的能力也越强。
所谓“全面了解学生”，常常是模糊边界的借口；了解，是为了“因材施教”还是“因财施教”？一旦学校把“了解学生”偷换成“了解学生家庭资源结构”，教育就开始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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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生会因家境优渥而被高看一眼；有些会因出身普通而变得拘谨；真正困难的，反而因为害怕被标签化、被围观、被特殊对待，而不愿申请帮助。这才是最大的伤害。
学校本更应该该保有一点平等感、体面感和匿名的尊严；教育部也早已明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严禁采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可荒诞的是，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有些学校管理者，对“查家底”却越来越顺手；许是一种“资源本位”的潜意识，或是某种“粗放治理”的惰性……像是某种管理思想文化的延续。
这样的行为一旦被曝光，便会格外刺痛公众；因为学校是一个价值塑的空间，其一举一动，都会传递一种无声的社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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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学生进入校园，学校首先关心的如果不是他的兴趣、志向、阅读习惯、学习计划、心理适应，而是父母做什么、挣多少、在哪上班，这本身就在发出一种物质、阶层暗示。
这是一种极其糟糕的示范，与宣传的理念映照，便近乎是一种讽刺。
一个真正有分寸的学校，会知道哪些信息该问，哪些不该问；这分寸感，也决定了学生对学校最初的感受。
学校采集父母收入、职业、财产等信息之所以让人反感，不只是因为“烦”，也不只是因为“怕泄露”，而是因为它触碰了人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当学校把手伸向家庭隐私时，它失去的其实不只是合规性，还有教育应有的温度与体面。
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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