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此人一句“没办法”断送东北空军，落水附逆竟活到1961年

1931年9月19日，东北空军代司令张焕相五十一岁。这一天他在北平，手边摊着一份还没谈完的飞机制造合同——半月前他正是为这个合同离开奉天的，想再给东北空军添一批翅膀。可从前一夜起，关外传来的消息把他的盘算碾得粉碎：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十九日上午十时二十分，日军多门师团第十六联队占领沈阳东塔飞机场，场存新旧飞机二百六十架尽数易帜，两翼涂上了红日标志。

张焕相是奉天抚顺人，一八八〇年三月生，十九岁那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一九一一年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此后二十年在东北军政界沉浮，做过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滨江镇守使、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官拜陆军中将。

此人干练，也刚愎自用，身上早有两笔抹不掉的坏账：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他发电响应，郭败后张作霖罢了他的本兼各职，经张景惠疏通才免于查办；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哈尔滨五千学生上街反对日本强筑五条铁路，他下令武力镇压，打伤学生一百四十余人，酿成“一一·九”惨案，各界哗然，张学良为平息众怒将他撤职。

不过第二年，他就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挂上了军事参议官的头衔，成了一员有衔无兵的闲散中将。再后来，恰恰这个不懂飞行的东北军旧人，更是被张学良推到了东北空军的前台。

东北空军是张氏父子的心血。一九二〇年七月，张作霖在奉天东塔农业试验场的空地上修起机场，设立东三省航空处，起家本钱是直奉作战中缴获的几架大威梅式运输机。

一九二一年秋，张学良应邀赴日参观，亲眼看到日本陆海军的航空装备与训练，回来后对父亲说：“此行感想有二，一是气愤，二是发奋。”

此后东北航空处整编为飞虎、飞鹏、飞鹰等队，高薪聘外国教官，选派青年出国深造，还在沈阳设航空工厂，自造出吸收德法优点的辽F1式战斗机和可载四枚百公斤炸弹的辽FH1式轰炸机。

据东北空军旧人回忆，到一九二五年，东三省航空处已有六十多名飞行人员、五十多架飞机，正式编成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五个航空兵队，张学良自兼飞鹏队长。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后缩编为一个空军大队，徐世英任大队长；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对苏作战，东北空军损失惨重，张学良又从法国成批购进新机。到一九三〇年初，大队改称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任司令，徐世英任副司令，张焕相以军事参议官身份驻部，称代司令——全军的实际担子，就压在这个陆军出身的中将肩上。

张学良虽说用人不疑，但东北空军的班子却合不来。留法归来的徐世英是航空科班，与张焕相意见相左，摩擦不断，一九三〇年秋长春毕业演习时矛盾彻底激化，徐世英当着张学良的面说出一句日后流传很广的粗话：他和张焕相，“一个槽子拴不住两个叫驴”。

张学良认定徐的态度不当，当年十一月把他交由卫队统带部看管，一九三一年初才放出，转任长官公署军衡处处长，就此永远离开了航空界。

张焕相独掌大权后做的几件大事，倒也切中要害：增聘日本教官、扩充训练建制、修整机场、储备器材，把法国留学的班底和后来的日本教程揉在一起。后来空军旧人自嘲，说这支空军是“双层皮毛”——先学的法国皮毛，又染上了日本皮色。日本教官里，就有后来驾机侵华、战死于中国战场的日军“驱逐之王”三轮宽。

九一八之夜率日军走进东塔机场的，正是这类昔日的日方教官和潜伏特务。

一九三一年夏天的东北，空气里全是火药味。六月，日军参谋本部军官中村震太郎伪装农业技师潜入兴安屯垦区测绘军事地图，被屯垦军第三团逮捕处决；八月日方拿到物证，借“中村事件”在日本国内大造“满蒙生命线危机”的舆论，关东军磨刀霍霍。九月六日，张学良已致电北大营守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九月十五日，日军将动手的消息传遍沈阳，东塔机场群情激愤，全体空地勤人员要求出动飞机轰炸日军；留守奉天的空军长官陈海华把电话打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得到的命令却冰冷如铁：“命令全体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这道命令比柳条湖的爆炸早了三天，等于在战前先把东北空军的手脚捆了个结实。

九月十八日，张焕相人在北平——半月前他动身来平，为的是洽谈制造飞机的合同。同一座城里，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养病，当晚还携于凤至与赵一荻到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夜里十时二十分，柳条湖的爆炸声撕碎了沈阳的夜空，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在睡梦中遭到炮击。代理主持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参谋长荣臻向北平告急，张学良嘱咐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交涉；十九日凌晨一时，来自北平的明确命令下达到沈阳：不准抵抗。

十九日晨六时，张学良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会商，决定诉诸国联，而“不抵抗”三个字，此时已经沿着电话线传遍了东北军的每一座兵营。

北大营里那夜的屈辱，要用数字才量得出轻重。第七旅六千人，进攻的日军不足六百人，指挥官王铁汉的第六二〇团因为没能及时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官兵自发登墙开火，毙伤日军二十四人——这是北大营唯一响起的枪声。全旅最终阵亡一百四十九人、负伤一百七十三人，被迫撤出营房。

荣臻后来向北平复报官兵情形：“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有枪不能放，有泪只能吞。长春的守军在十九日凌晨倒是真打了，宽城子、南岭的枪声一直响到当天下午，沈阳城却在天亮之前换了旗。

东塔机场的那一夜，比北大营更静。

据《周口抗战》等史料记载，当时任飞鹰支队少校支队长的飞行员高志航，正在与战友们议论日本的野心、盘算如何保卫领空，炮声一响，他霍地站起来，高声喊道：“日寇的枪声响了，我们快去司令部请求起飞杀敌！”

一群年轻飞行员涌向司令部——机库里那些飞机蒙着帆布，炸弹挂在架上，机枪装满子弹，加油车就在旁边，只要推开机库大门接通电源，几分钟就能升空。

然而，他们等到的答复是那道已经压了三天的命令：不能抵抗。几个人垂头丧气地回到住地，再没人说话。荣臻传达的命令原文是：“日军闹事，不准抵抗，如有不听命令滋事的，军法处置。”于是整个十九日凌晨，东塔机场没有一台发动机被发动，飞行员们脱下飞行服，默默撤离，把二百六十余架飞机、刚从捷克成套购进而未启封安装的二十架新机、五六十台备用发动机和航空工厂的全套设备，原封不动留在了停机坪上。他们看见的是自己朝夕保养的爱机一排排立在月光下，而他们能做的，只有走。

十九日上午，荒诞的一幕在东塔机场上演。日军一百余名先头人员在一个潜伏于东北航校的日本特务、日方教官带领下摸向机场，他们原以为这处军事重地必有恶战，在离大门数百米外就卧倒做好战斗准备，朝机场扫射了约一个小时——子弹打在机库铁皮上、打在帆布蒙布上、打在一架架中国飞机上，机场里没有一枪还击。

日军这才起身，大摇大摆开进大门。没有哨兵，没有守卫，没有燃起大火的机库，只有成排的飞机等着他们接收。

上午十时二十分，多门师团第十六联队正式占领机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所有飞机涂掉中国军队的徽记、画上红日，然后在“东北航空军司令部”的牌子上贴一张“日军占领”的字条。

当时《国难痛史》的统计是：场内新旧飞机二百六十架，折值六千万元以上；代理航空司令张焕相事前赴平，全军覆没。路透社九月二十九日发自沈阳的电讯补了一句更让人咽不下去的话：中国飞机被日军占领后，“刻加日本标记飞行”。

连前来讨债的军火商都被日军的理直气壮惊呆了。捷克斯柯达公司驻奉天出张所致函日军司令部，说场内那批尚未付清欠款的二十架新机是公司的财产，请勿没收。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提笔复函，全文不足百字，却堂而皇之地引经据典：“接读九月十九日致日军司令官之照会，敬悉一是。本军认定在奉天飞行场之全部飞机，皆属奉天军所有之兵器，根据陆战公约惯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业已没收，特此奉闻。又来函所称目的及购入关系如何，与本军无干，应由贵公司与张学良交涉，知念特闻。”

债主千里迢迢追到东北，日本人一句话把债转给了已经丢掉东北的张学良。更值得咀嚼的是那则条文本身：海牙陆战公约第五十三条只准占领军没收“属于国家的”作战物资——日军引用它，就是把“奉天军”认作了敌国军队，把中国东北当作了敌国领土。当年编纂《国难痛史》的人在函后愤然按语：此足证“日本已自认对我宣战也”。

十九日当天，二十四岁的高志航换上便装，由四弟护送，从火车卫生间的窗子爬进车厢，挤上驶向北平的列车。

他要问正在北平的代司令一句话。这个奉天通化出身的农家子弟，一九二四年考入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炮科班，次年选拔飞行员时因身高一米六七落选，他不服，用法语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把名字从“铭久”改为“志航”——志在航空——硬是从赴法留学的二十八人名单里挣到了一席，一九二七年学成回国进了飞鹰队。他在沈阳看到的是同胞被屠、国土变色，他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起飞杀敌。

列车到北平，他找到了张焕相。据多种史料记载，这位空军的当家人听完年轻支队长的请战，给出的回答是四个字——“没有办法”。不是不想，是没有办法；不是空军打不了，是上面不让打。

高志航当天就离开了北平。他舍下白俄妻子葛莉儿和年幼的女儿，把家属送回原籍通化，只身出关辗转南下，经济南时投靠韩复榘部空军任职的一位聂姓同学，对方却劝他：“你在这里有危险，赶紧走。”

一九三一年年底他在上海参加救亡集会，和东北流亡学生一起流着泪唱《松花江上》，挥着拳头说：“同胞们，眼泪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生存，我们要战斗，要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一九三二年元旦过后，经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他到南京航委会报到，被派到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可“东北军”三个字是他甩不掉的烙印：只因出身，他只能当一名没有单独飞行资格的见习少尉，受人白眼。直到一次检阅，他终于获准驾机升空，一套高难度特技把全场看呆，降落时放起落架的时机稍有偏差、飞机受了轻伤，旁边立刻有人讥讽——“这个东北人，是来搞破坏的。”他没有辩解。

五年后，全中国都会记住这个名字：八一四空战率队击落日军飞机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河南周家口机场遭日机轰炸阵亡，年仅三十岁。

而张焕相那句“没有办法”，是他当时所能说出的全部真话。作为代司令，他能指挥的飞机都在奉天，他本人接的是与荣臻传达的同一条命令链——擅自下令起飞，既无飞机可令，还要背上“不听命令滋事”的军法。

从这一天起，他真正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收人。张学良痛心之余，命令张焕相在北平组织司令部，收容从东北逃出来的空军人员，一律按原待遇发放俸禄，为将来重整旗鼓留个种子。

飞行员们陆续汇集北平，清点下来，偌大一个东北空军，除了流散关内的零星飞机，其余全部丧失。救飞机已经没有指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这是事变之后，这支空军的高级军官们唯一握在手里的行动。

一九三二年春，汇集在北平的七十余名飞行干部被全部移交杭州航空署，一部分配到笕桥中央航校当教官，一部分改做地勤；随后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何应钦下令东北空军并入中央航空军。这些曾梦想驾机复仇的飞行员，从此各奔东西。亲历者在回忆里写道，那些专业干部与一般流亡者没有什么不同，都跑到了北京——“东北空军”从此成了历史上的名词。

令人痛心的是，那些没能南下的飞机，则掉头飞向了自己的主人。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日军以六架八八式侦察机和五架缴获自沈阳的波太式侦察机轰炸锦州，炸弹落在居民区和学校，首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轰炸城市的先例；机翼上的红日标志，正是从它们自己的“战利品”上描下来的。九月二十六日，关东军指使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正式接收东塔机场及其附属工厂设备，张氏父子投了十余年的机场、厂房、器材，从此为侵略者的战争机器供血。

一边是飞行员在关内捧着原俸禄等待遥遥无期的“重整旗鼓”，一边是他们亲手维护过的飞机在为轰炸中国土地装弹起飞——这笔账，历史替谁记着，谁都清楚。

张焕相本人的路，则在一九三一年之后拐向了一个他自己年轻时绝不认的方向。事变后他寓居北平、天津；一九三三年，张景惠出面替他向关东军说情，他才得以回到抚顺家乡。

搭上了这条线，一九三七年一月，他出山出任伪满洲国国务院嘱托、伪协和会中央本部企划部部长；同年五月，特任伪满司法部大臣。

为讨日本主子的欢心，他在抚顺新屯南山出资修起供奉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的神社，时常设盛筵招待日籍属员，唤妻妾斟酒，令子女唱日本歌、跳日本舞助兴，日本人吹捧他是“日本精神的真正体现者”“日满一体的实践者”，甚至说他是“最适当的国务总理候补者”。

在他任内，伪满推行“治安维持法”，监狱增到四十多座，凡经法院判处死刑的卷宗都要由他亲自批阅；据敌伪统计，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伪司法部就以“叛徒”“违法”等罪名残害抗日军民十八万一千人；一九四〇年三肇农民起义，他命令设特别法庭，将徐泽民等七十二人处死、一百七十人下狱。

一九四二年九月，张焕相调任伪参议府参议，参与“裁可”《总动员法》《国民勤劳奉仕法》《思想矫正法》。

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覆灭，他因已不在现职大臣任上，竟逃过苏军搜捕，匿居长春、沈阳一带，直到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才被沈阳公安机关逮捕，一九五一年移交最高人民检察署，关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他在管理所里写下亲笔供词，履历一栏里还端端正正写着：“军令厅厅长代行东北航空正司令。”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获释出狱，次年二月七日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