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原，我当了22年“女儿医生”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的高原上，有一位藏族女医生。她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现代医学技术、诊疗规范和健康管理方法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助力基层医疗队伍建设，用生命守护生命。她叫谭晓琴，是甘孜州炉霍县虾拉沱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一名基层医疗卫生科技工作者。

谭晓琴说，自己很喜欢当地牧民给她起的名字——“波莫门巴”。在藏语里，“门巴”是医生，“波莫”是女儿。在牧民眼中，她是“女儿医生”；在基层卫生体系中，她是将医学技术送到“最后一公里”的科技工作者。

中国科协之声的编辑几次联系谭晓琴采访时，她不是在出诊的路上，就是刚忙完门诊。“刚看完门诊病人，才顾上看手机”“下午闲下来再联系吧”……电话终于接通时，她刚从一位胃癌病人家中出诊回来：“病人这几天不好好吃饭，我放心不下，去看了看。”

谭晓琴说，自己的梦想很简单：希望这里的农牧民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及时的医治。

以下是谭晓琴特别为中国科协官微“中国科协之声”讲述的她的故事。

土坯房里的医生

2026年夏天，我坐在虾拉沱镇卫生院的诊室里。诊室外，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波莫门巴”——我有病人来了。

虾拉沱镇是炉霍县的一个高原乡镇，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农牧民散落在河谷和山坳中，村子与村子之间，隔着一座又一座山。

二十二年前，我从成都医学院毕业，正式到虾拉沱镇卫生院工作。那时的卫生院还是土坯瓦房，除了药房是单独的房间，诊室、病房、办公室全挤在一间屋子里。这里没有自来水，连一根像样的棉签都没有。医疗设备只有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这三样。

按照我当时的学历，我完全可以留在成都、重庆，或者去别的大城市工作。为什么偏偏选择这里？不单单因为这里是我的老家。

我的阿爸在这里当了三十多年的乡村医生。小时候，我看着他背上药箱出门，深更半夜才回来。那时我便觉得，当医生就是这样：哪里有病人，就去哪里。我要把医疗技术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去。阿爸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大城市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但在老家，你能救很多人。”

如果病人患了小感冒、高血压，我多说几句话、多跑一趟，就可能拦下一场大病。做一件很小的事，都能实实在在帮到一个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我留在家乡最大的理由。

刚上班的头两年，我什么活儿都抢着干，觉得自己能改变一切。我们老院长对我说：“你就像一只很有激情的小山羊，但是待个几年，犄角会被磨没。”

我当时不乐意听，觉得自己的热情永远也不会被磨平。后来我才明白，他想让我知道：光有热情没有用，你得学会在什么都没有的条件下，想办法把事情做成。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对打疫苗很抗拒。我们把疫苗装进冷链箱，走村入户去找需要打疫苗的适龄孩子。可一到人家门口，家属就把小孩藏起来了，他们认为：“我的孩子没病，你为什么要给他打针？”我们只能一遍一遍地讲解：打了疫苗，小孩以后能避免一些疾病，多一份安全。

还有牧民觉得，高血压就是头疼，吃一两天药，头不疼了，药就可以停了。我们就耐心地告诉他们不能停药，翻来覆去地劝说，翻来覆去地检查。同时，我们把健康知识翻译成藏语，走村入户进行宣讲，还挨家挨户给慢病患者建起了健康档案。

慢慢地，有病人认可了我们，回来复查，还有人说：“那个小医生看病还真有效。”我会说本地的方言，我知道牧民的想法和苦衷，还会在看病时和他们聊一些家长里短。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恰恰是建立信任的开始。正是这份信任，让现代医学的科普、预防和慢病管理在高原上扎下了根。后来，病人都开始叫我“波莫门巴”，这是藏语“女儿医生”的意思。

谭晓琴为患者看诊。

“苹果妹妹”与“土豆弟弟”

作为基层医疗科技工作者的这些年，我见过太多无奈的事。

有个十五岁的藏族男孩，父母早逝，一直跟着姑婆生活，因为一次意外造成了高位截瘫。

家里条件差，男孩没做任何康复治疗就回了家。日常护理跟不上，没多久，身上就长出了褥疮。他亲戚找到我时，那处褥疮已经烂到碗口大。我戴了两层口罩，刚走到房门口，腐臭味就直往鼻子里钻。

我蹲下来给他换药，用剪刀一点点把坏死的腐肉剪下来。他没有知觉，全程不觉得疼，插着气管，说不出话。但我知道，他的嗅觉没有失灵——他也能闻到那股味道。然而这个男孩还是那么乐观，每次我去换药，他都会侧过脸，朝我竖起大拇指。我照顾了他一个多月，可他的病情太重了，最终还是走了。

直到现在，我一闭眼，脑海中还是浮现出他竖着大拇指的笑脸。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几次助产的经历。刚工作那几年，经常半夜被人敲开门，说家里有产妇难产了。那时候在藏区，生孩子被视为一件不洁的事，产妇不能在正屋生产。她们有的被安排在储藏室，有的被直接拉到牛圈里。

有一次去助产，我推开牛圈的门，就看见产妇蜷缩在几堆干草上。她身下只垫了一件薄衣服，旁边不远处，牛粪还在冒着热气。还有一次，我在储物间里为产妇接生，左边堆着苹果，右边堆着土豆。我和护士开玩笑说，生个女孩就叫“苹果妹妹”，生个男孩就叫“土豆弟弟”。可孩子一出来，脐带绕颈，全身乌紫，没有一丝呼吸。我连犹豫的工夫都没有，摘下口罩就俯身做起了人工呼吸。

基层条件有限，但我只想倾尽全力，把我掌握的每一项医学技术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2026年1月，谭晓琴（左）接诊婴幼儿。

2010年4月，我又接到一次急诊。夜里十点多，我已经睡了，产妇家属赶来敲门。等我赶到并处理完所有事，准备离开时，突然一阵眩晕，天旋地转。我走到水管边想喝口水缓一缓，整个人就直接栽倒在地，不知道过了多久才醒过来。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只当是前一晚累狠了，没往心里去。

但从那之后一直到10月，我反复咳嗽，什么药都压不住。我从县医院看到州医院，又辗转到省医院，跑了一个多月，做了四次支气管镜，终于等来了活检结果——我得了肺癌。

那一年，我27岁。

“永久牌”与“飞翔牌”

确诊之后的那段日子，我一个人静下来想了很多事。但最让我揪心的，是我的阿妈。

她一个字都不识，医生把她叫过去签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她在纸上按的是手印。身边的亲戚都劝她放弃，怕最后人财两空。她当时说的那句话，我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要死也死在病床上，砸锅卖铁也要医。”

那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后来，我转到成都363医院做伽马刀和化疗，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现在回头看，我运气其实不算差，肿瘤长在气管里，很早就出现了明显症状，发现得还算及时。

化疗结束的那年春节，我回了家，村里人看见我好好地活着回来，都觉得这是个奇迹。

现在回头看这场大病，我不觉得它全是坏事。我以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从参加工作开始几乎没好好休息过，偶尔回家也只是给爸妈洗洗衣服，连好好照顾他们的时间都挤不出来。生病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总在想，如果我就这么走了，留下阿爸阿妈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这场病还让我收获了一份特别宝贵的经验：我看问题的视角变了。以前作为医疗科技工作者，教科书上写“头痛分为胀痛和刺痛”，那只是我要背下来的考试知识点。等我自己生了病，做完化疗，胃酸翻涌到止不住想吐，气短得连几步路都走不动的时候，再听见病人跟我说哪里不舒服，我立刻就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感受。

一场病，让我从一个站在床边的医者，变成了一个躺在床上的被医者。这种身份角度的转换，是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教不了我的。

在我确诊肺癌在家养病的时候，有老乡找到家里，小心翼翼地说，能不能找谭医生给我看看病？这让我感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他们需要我，为什么我还要萎靡不振？当时，知道我生病的乡亲们聚集在白塔下，用他们最质朴的方式，为我转塔祈福。那些大爱给了我活下来的勇气和能量。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起来，回到工作岗位。

后来，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到我的故事，我也拿到了一些荣誉，但我觉得那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它是属于我们整个基层医疗群体的。

在我们卫生院，大家平时开玩笑时说，现在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永久牌”，一类叫“飞翔牌”。“飞翔牌”的人，心没在这里，工作一两年就会离开；“永久牌”的人，心里有牵挂，走不开。我是典型的“永久牌”，我阿爸在这里干了一辈子，我接着他的脚步，又在这里干了二十多年。

由于身体的原因，我和丈夫结婚后没有再要孩子，膝下有一个继子。每个人的人生都难免有缺憾，既然没法决定生命的长度，那就尽量把生命的宽度拓宽。只要我的身体还撑得住，多看一个病人，多跑一趟出诊，我就多赚一天。

我的微信名叫“琪梅绒姆”。这个名字是藏文老师给取的，“琪”是泉眼，“绒姆”是贤惠、长命，合在一起，便是无痛无灾的祝福。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这里的老百姓看小病在乡卫生院就能看好，大病在县医院就能处理。现在连我们县医院都能做开颅手术了，这放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在我看来，这是医疗科技向基层延伸实实在在的证据。

只要我还守在这里，我就永远是大家的“波莫门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