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光绪十一年六月，福州，六十三岁的左宗棠因中法交涉受挫而病势沉重。此时的他，已不是那个寄居岳家的寒士，却仍把“家”与“国”看作不能割裂的责任。
左宗棠临终前留下遗折，提到中法战事时说：“遗恨生平，不能瞑目。”这句话有国事的忧愤，也带着湘阴左氏一脉一贯的性情：遇事不避，受恩必报，亲人有难，宁可自己承担。
左家并非显赫豪门。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也就是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东乡。祖父左人锦一代，家境已经十分清寒，最困顿时，全家只能以糠屑杂粮充饥。
他的父亲左观澜读过书，做过县学廪生，却没有留下多少产业。迁居长沙后，靠设馆授徒维持一家生计，手中薄田不过几十亩，年收租谷仅四十八担。这样的家底，谈不上富裕，能守住的只有读书和做人。
左氏族谱中有一句话，颇能说明这种家风：“以勤慎廉正为操守。”族中还记载，自南宋以来，虽人口日盛，却少有因奸邪获罪、因贪墨败身之人。对他们来说，名位可以没有，骨气不能丢；家业可以清贫，规矩不能坏。
左观澜去世时，左宗棠尚未成名。父亲留下的不是金银，而是一种近乎严苛的期待。后来左宗棠回忆家世，称“积代寒素”，这四个字并非自谦，而是对家族处境的实录。
父亲亡故后，左宗棠更加用力读书。贺长龄曾赏识这位年轻人，向他开放藏书楼，甚至亲自登梯取书。左宗棠后来三次赴京应试，屡遭挫折，仍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句子。
科场失意，并没有使他放弃责任。为照料无父的侄子，他把数十亩遗产让给左世延；为救济大姐，又把妻子周诒端准备的盘缠送了出去。有人劝他先顾自己，他只说：“一家人，不能只算自己的得失。”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左宗棠当时贫困，婚后还曾寄居湘潭周家。周诒端出身书香之家，知书达理，拿出嫁妆资助丈夫赴京。她没有因丈夫屡试不第而怨怼，反而在家中承担了更多事务，使左宗棠能够继续求学、交游和谋划经世之学。
道光十九年，陶澍病故。左宗棠遵守旧约，前往安化小淹，教养陶澍幼子陶桄达八年。那段日子并不显赫，却让他积累了学问、声望和人脉。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湖南，他从幕府中走出，终于有机会施展才干。
左宗棠身居高位以后，家风并未因此改变。相反，家人对“孝义”的执行，逐渐走向了悲剧性的极端。小女左孝瑸的丈夫周翼标早逝，她悲痛之下绝食而亡，并留下殉夫诗。此事在家族中引起巨大震动，周诒端因思念女儿，旧疾加重，不久也离开人世。
长子左孝威同样奉母至孝。母亲病重时，他曾打算割肉入药，虽被族人劝止，仍无法减轻内心的痛楚。母亲去世后，他前往甘肃探望父亲。军营生活寒苦，他染上风寒，却不愿因自己耽误父亲军务。
左宗棠发现儿子病重，立即让他南归调养。然而病根已深，左孝威回乡不久便去世。左宗棠闻讯后悲痛难言，认为儿子是因母亲之死而伤身。此后，左孝威的妻子贺氏也因思夫过度而亡，左家接连遭逢亲人离散。
父殉子、女殉婿、母殉女、子殉母、妇殉夫，几种关系叠在一起，形成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家族悲剧。不得不说，这里面既有守义重情的一面，也有礼教压力和情感失控的一面。把死亡视作尽孝，固然显得决绝，却也暴露出旧时代伦理观念的沉重代价。
左宗棠本人并未以家人的悲痛换取个人安逸。他率军入陕甘，收复新疆，又在晚年关注海防。光绪十一年，镇南关、凉山等处传来捷报，清廷却与法国议和，左宗棠忧愤交加，病情骤然恶化。
六月十日，他仍上书提出海防建议；临终前，又口授遗折，感叹未能大张国威。家族之中，他守的是亲情与信义；面对国家，他守的则是职责与气节。左家所谓“孝义”，并不只是牌位前的哭泣，也包含了贫寒中的相互扶持、受恩后的多年守约，以及身处高位仍不肯卸下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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