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筹建重庆大学，刘湘下令：每宰一头猪，征收一毛钱作为建校税

1929年，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筹建者们面对一笔迟迟凑不齐的校舍经费，想到了一个听起来细碎、实际却颇见魄力的办法：把屠宰税加收一部分，每宰一头猪，征收一毛钱，专门用于建设学校。

一毛钱不多。

放在当时，却不是凭空出现的数字。重庆地处西南，城市财政本就紧张，要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校舍、设备、图书、教师薪酬样样都要钱。重庆大学后来能够在战乱和贫困中站住脚，这笔来自市井烟火的“小钱”，恰好说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产，而是地方社会共同出力的事业。

故事还要从一座宅院说起。

1929年10月12日，沙坪坝饶家院，重庆大学第一批师生正式开课。当时只有两个班，共177名学生。学校刚成立，没有像样的校舍，学生一度借住军营，读书声和操练声交织在一起，颇有几分特殊年代的气息。

有人打趣道：“这里既能听见上课声，也能听见操练声。”

这句朴素的话，倒点出了学校早期的处境：教育理想很大，现实条件却十分局促。

饶家院原本是一座传统宅院。它与清末巴县士绅饶冕南父子有关。1902年，四川乡试中，饶冕南与儿子饶道源同榜中举，这在当地科举史上颇为罕见。父子二人后来投身教育和政法等事务，并以多年积累购置、扩建宅院，使其成为三进院落、带有天井和庭院布局的较大民居。

若没有后来的大学筹建，这座院子大概只会作为地方乡绅宅第留在乡土记忆里。

转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重庆各界人士发起筹办大学，希望建立一所能够服务西南的高等学校。1929年夏，重庆大学促进会成立，四川军政要人刘湘被推举为首任校长。刘湘并非单靠个人财力办学，但他的政治影响力，为学校筹款、选址和协调地方关系提供了现实条件。

筹委会沿嘉陵江寻找校址时，看中了沙坪坝一带。那里离城区不算太远，地势较为开阔，环境相对安静，饶家院又有现成房屋，适合改作校舍。问题是，土地和院落的价格不低，筹委会一时拿不出足额款项。

关键时刻，地方人士出面斡旋。饶道源、刘象曦等人同意以部分收款、部分捐赠的方式转让土地和宅院。这样的让步，既有对地方教育的支持，也包含对社会声望和公共事业的考量。大学若能办成，饶家院便不再只是一个家族院落。

但买下校址只是开端，真正花钱的工程还在后面。

校舍改扩建需要大笔资金。于是，重庆方面采用屠宰税附加的方式筹款，留下了“每宰一头猪征收一毛钱”的说法。经过筹集，工程款达到十八万银元，并交由英国建筑工程师莫里逊承建。这个数字放在当时相当可观，也反映出重庆社会为办大学付出的实际成本。

一座大学，就这样和猪肉铺、屠户、市场以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不是从天而降的宏伟建筑，而是由一笔笔税款、捐款和让渡汇聚而成。

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重要城市。大批高校、科研人员和文化人士陆续西迁，重庆大学的人员构成也更加复杂。李四光、马寅初、卢作孚、吴宓、何鲁等学者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学校的学科建设由此获得新的推动。

马寅初在1938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经济系教授。他敢于批评战时经济中的腐败现象，也因此遭到迫害。1940年底，他在重庆演讲时抨击豪门权贵大发国难财，随后被关押，直到1942年8月才获释。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有时也会成为知识分子坚持立场、承担风险的场所。

战争同样直接撞击校园。

1938年以后，日军对重庆实施持续轰炸，大学校舍和周边区域难以完全避开。饶家院及工学院等处都曾受到影响，师生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即便如此，教学并未彻底中断，校舍修了再用，课程停了再开。学生中也有人投笔从戎，重庆大学水利系学生何其忱后来进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成为抗战时期空军人员。

饶家院还见证过一些并不属于课堂的往事。1937年，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曾在重庆大学任教。1945年12月31日，他与蒋碧薇在张圣奘家中签署离婚协议，沈钧儒担任见证人。名人的婚姻纠葛属于私人生活，但地点落在大学教授居住的院落里，也使饶家院留下了复杂而具体的人情痕迹。

更值得一提的是丁肇中。1936年出生的他，童年时期曾随父母居住在重庆大学饶家院。1976年，他因发现杰粒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他重访母校，在旧址前停留，这段经历常被校友提及。对他而言，那处院落并不是抽象的校史符号，而是童年生活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饶家院逐渐从教授住宅和校部所在地，变成校园里的生活中心。邮局、书店、银行、理发店、杂货铺等店铺相继出现，师生取汇款、买书、购物、聚谈，都能在这里完成。有人把它称作校园里的“解放碑”，并不是说建筑规模有多大，而是因为它承担了公共生活的功能。

上世纪六十年代，重庆大学无线电系学生王家素家境贫寒，常从饶家院门口经过。那里有人叫卖高粱粑，八分钱一个，他却舍不得买。多年以后，王家素成为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的重要研究者，回忆校园生活时，仍记得那声叫卖，以及学生时代的窘迫。

饶家院也曾进入电影画面。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烈火中永生》时，在重庆大学取景，院落、墙壁和石栏杆被纳入镜头。拍摄只有几天，银幕上的画面也不过几十秒，却让这座老院和那段革命历史形成了特殊联系。

遗憾的是，老建筑最终没有保留下来。2002年，学校建设新的主教学楼，饶家院面临拆除。师生和校友曾提出保留意见，但工程仍按计划推进。拆除过程中，有石匾等构件被抢救保存。到2008年前后，院落主体已不复存在，原来的青瓦、天井和雕花窗棂，只能依靠照片、文字与遗址追寻。

那一毛钱的屠宰税，曾经换成十八万银元的建设经费；十八万银元，又变成了一座大学最初的屋檐。饶家院后来消失了，重庆大学却从那里走了出来。它留下的不只是几进旧房，更是地方社会如何在艰难条件下筹办教育、延续学术的一段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