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真评《作家们毫无进展》｜他的天才，在于能够理解

《作家们毫无进展：珀金斯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沃尔夫书信集》，马修·J. 布鲁科利、朱迪丝·S. 鲍曼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552页，118.00元

当《了不起的盖茨比》在1925年4月出版时，二十九岁的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已经在走下坡路。这部作品的销量没能延续他早年作品《人间天堂》（1920）和《美与孽》（1922）的辉煌。《人间天堂》出版第一年售出了四万多册，《美与孽》则约为五万册，但到1925年底，《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销量不足两万册。出版不到十年，此书已大受冷落，而到了1940年5月（此时距菲茨杰拉德去世只有半年多），更是基本绝版，以至于山穷水尽的菲茨杰拉德用近乎可怜的口吻写信给他的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询问是否可以出版某种廉价普及版本来让它重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2024年苏富比售出的天价《了不起的盖茨比》

不过，在菲茨杰拉德身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地位不停攀升，成为了最能代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成就的作品，尤其在拍卖场上，“盖茨比”更是最为人向往的现代文学珍品之一。2024年4月，苏富比售出了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落槌价三十七万七千美元，是该拍卖行有史以来售出的价格最高的一册珍本——能拍出如此震撼的价格，主要因为此书的护封存世稀少，且绝大多数经过修复，而苏富比那本天价“盖茨比”的护封保存特别完好。为了拥有一本最接近初次问世时原貌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买家也像小说主人公一样，着实为梦想疯狂了一把。而菲茨杰拉德本人对这张由弗朗西斯·库加特（Francis Cugat）设计的护封的青睐——尽管他当时看到的设计草稿究竟是不是这张护封，尚有争议——也结成了某种奇异的故事包浆。在1924年8月27日左右写给珀金斯的信里，他恳求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把你留给我的那个护封设计给别人。我已经把那个画面写进书里了。（I’ve written it into the book.）

在马修·J. 布鲁考利和朱迪丝·S. 鲍曼编的《作家们毫无进展：珀金斯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沃尔夫书信集》中，正文部分并没有选录这封信，但可以在1924年11月18日珀金斯致菲茨杰拉德信的脚注里找到相关内容。该书收录了出版史上最著名的编辑之一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与三位同他交往最深的作者的两百零六封书信。珀金斯生于1884年，比菲茨杰拉德大十二岁，比海明威大十五岁，比托马斯·沃尔夫大十六岁，论年龄差，他可算是三位天才作家的长辈，而这种亦父子亦挚友的情谊，也得到了至少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确认，他们都在信里将他们仨称为珀金斯的“小子们”。三位作家的性格、处境与写作风格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完全反映在了他们写给珀金斯的书信中。而要说这三位作家有什么共同点，那便是他们都曾频繁面对创作者的困境，而珀金斯是他们共享的倾诉对象。当然，他们“毫无进展”的肇因不尽相同，珀金斯则运用他善于设身处地的天赋，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

珀金斯

菲茨杰拉德是三人中珀金斯最早发掘的作者，虽然投稿一度受挫，让他感到前景黯淡，说出了那段著名的丧气话：“我白天写广告文案，晚上则痛苦且半心半意地模仿流行文学，这样尝试了四个月后，最后决定两者只能取其一。所以我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回家了。”（1919年7月26日菲致珀信）待《人间天堂》终于出版时，他还没满二十四岁，成为当时以书目保守著称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最年轻的长篇小说作者。凭借此书，他不仅在文坛一炮而红，还如愿娶到了泽尔达。在前期经济尚能勉强维持、人生还算顺遂时，他经常与珀金斯分享读书感想，热心推荐他看好的新锐作者（海明威就是他力荐给珀金斯的），乐于帮珀金斯出谋划策，甚至调动广告人的专业素养，自拟新书的宣传语。虽然从他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草拟的标题“西卵的特里马尔乔”“通往西卵之路”“跳得高的情郎”等来看，菲茨杰拉德似乎并不擅长起书名，但他对于出版和宣传营销的一些看法，倒确实不乏真知灼见，比如“我感觉只有当好书成群出版时，公众对书的兴趣才会高涨”(1924年12月20日左右菲致珀信)“不要说‘菲茨杰拉德做到了！’，然后下一句说我是一位艺术家。对艺术家感兴趣的人不会对‘做到了’的人感兴趣”（1925年6月1日左右菲致珀信）。

在“三个小子”中，真正能和珀金斯一起欣赏其他作家，并为发现别人的长处而高兴的，其实只有菲茨杰拉德。在他俩通信的前半段，这种知己好友间彼此分享美好的愉快气氛还没有被菲茨杰拉德后来不断恶化的债务危机冲垮。但菲茨杰拉德成名后纸醉金迷、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为他后来的“崩溃”（crack up）种下了隐患。随着后期越来越入不敷出，菲茨杰拉德的信件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向珀金斯本人和出版社借款的请求，语气也不复早年的意气风发，而是充满着消沉与颓丧。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他只能放下计划中的一部部小说，去好莱坞写剧本谋生。做别人文字的二次加工者令他痛苦，且这种痛苦并未缓解他的穷困：“每次我去好莱坞，尽管能获得丰富的报酬，但总是使我在经济上和写作上都出现倒退。”（1936年10月16日菲致珀信）珀金斯清楚地知道，菲茨杰拉德“蜡烛两头烧”的状态无法长期维持，但他的人生早已积重难返，“你从未有过不需为生计奔波的时光，从没摆脱过财务焦虑”（1936年9月23日珀致菲信），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边鼓励他打起精神写作，一边借钱给他渡过难关，甚至在获得一笔额外收入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帮助菲茨杰拉德，“总之，我还剩余一千美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横财’吧，你尽管拿去用，如果它有助于你写这本书”（1939年11月30日珀致菲信），只希望他的生活能稍许回到正轨。

作为在菲茨杰拉德的推动下被“挖角”到斯克里伯纳的作者，海明威与珀金斯的交流以具体事务为主，往来通信的篇幅也较短，言简意赅，谈钱多过谈私事，“回想起来，我们之间所有的通信仿佛都是关于钱的，几乎都是通过电报”（1944年2月17日珀致海信）。当涉及创作时，海明威的言辞时常透着非凡的自信，即便面对的是还不算太熟的编辑：“我正在修改《太阳照常升起》，写得真他妈的好。”（1925年12月31日海致珀信）而当与海明威在基韦斯特度过八天后，珀金斯也为他的生命力所深深打动：“……海明威的品格让我赞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没有人比他更强健、更体面。”（1929年2月14日珀致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二世信）当然，强悍的生命力在海明威的身上也意味着冲动、口无遮拦和过剩的自我意识。面对批评家的恶评，他屡屡扬言要诉诸暴力，“我能把他们任何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并有一次当着珀金斯的面与麦克斯·伊斯特曼扭打了起来。在书稿中，他频繁使用的粗鄙字眼令珀金斯和出版社头痛。至于他对真实人物，如亨利·詹姆斯不加修饰的嘲弄，更是让珀金斯费了不少口舌规劝他修改：“我也知道你的感受——他是像巴尔扎克那样的历史人物。可说实话，本市和波士顿到处都有认识他的人，他们不可能像你这样看待他。本社就有四个人是他的朋友，其中有两个还是密友。”（1926年7月20日珀致海信）

海明威

海明威是个视事业高于一切的人，大部分时候头脑清晰，能量饱满，在写作上也十分自律。就书稿的进度而论，他似乎是最让珀金斯“省心”的作者，而他也以典型的海明威风格回答了为何“作家们毫无进展”：“你要知道，你的天才们为何拖延那么久，害怕出书，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巨大的恐惧，害怕它是冒牌货而非世界名著，害怕有人发现这一点。”（1934年11月6日海致珀信）除了海明威自己的作品，他俩在信中最多交流的内容之一就是菲茨杰拉德。珀金斯时常向海明威诉说菲茨杰拉德的困苦，希望海明威可以帮助这位曾经关系亲近的老友。海明威的态度与其说冷淡，倒不如说是讥讽居多，但那些讽刺的话又表明，他对菲茨杰拉德的个性有着透彻的认识：“他太迷恋青春，直接从青春跳到了老年，没有经历成年。当感到青春流逝，他就吓坏了，觉得青春和老年之间是没有过渡期的。”（1936年2月15日左右海致珀信）男子气概和好胜心在海明威的人生中占据核心地位，他对菲茨杰拉德的嘲弄或许正是这一性格的某种投射，在菲茨杰拉德去世前不久，他终于承认了这一点：“我一直对司各特有种愚蠢、不成熟的优越感，就像一个倔强、肯吃苦的小男孩讥笑另一个天才但柔弱的男孩。”（1939年3月25日海致珀信）。但生命力是不可再生的，随着生命力的逐渐衰竭，海明威的创作也必然走向暗弱。当海明威写出《丧钟为谁而鸣》后，只有珀金斯看出来：“我就是知道，他绝对完了。”

德国出版人西格弗里德·温塞德在《作家和出版人》中说：“作者和出版人之间发生的不愉快来源于出版人这份工作奇怪的两面性。他必须——正如布莱希特所说——生产并且销售‘神圣的商品——书籍’，也就是说，他必须把思想和买卖捆绑在一起，使得文学家得以维持生计，出版商得以维持出版。”在三人中，托马斯·沃尔夫与珀金斯相识最晚、年龄差距最大，交往却最多，一度亲密无间。沃尔夫的精神状态也最不稳定，他的信就像他的书一样，连绵、跳跃，夹杂着爆发的情绪和闪耀的灵光。他也是三人中唯一与珀金斯决裂，离开斯克里伯纳转投其他出版社的作者。

西格弗里德·温塞德著作《作家和出版人》

沃尔夫作品的初始手稿往往体量巨大，内容庞杂，需要细致的整理加工才能出版。对于作家来说，初稿和定稿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本不奇怪。但沃尔夫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似乎没办法独自完成这一去芜存菁的工作。在协助沃尔夫修改《天使望故乡》的过程中，珀金斯与他的友谊迅速升温，沃尔夫也在信中浓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对他的感激：“您为我创造了自由和希望。”“您是我人生的锚石之一。”（1929年12月24日沃致珀信）此后，沃尔夫写给珀金斯的信件多数都很长，像面对一位完全信任的心理医生一样，无拘无束地袒露着内心的各种想法，而对于沃尔夫来说，这些想法带来的郁闷明显多过快乐、纠结明显多过明朗。与年长他十几岁的舞美设计师艾琳·伯恩斯坦（Aline Bernstein）的情感纠缠尤其令他苦恼，在1931年1月19日写给珀金斯的长信最后，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沃尔夫日后与珀金斯的反目，或许在此时已能找到某种互文：

我知道世上有一种卓越品质是不会妥协的，有一天我会找到它，它说“爱”就真的是爱，它说“永远”就不是指四个月，它不会轻易谈论绝望和死亡，除非果真如此，它的结局不是毁灭和苦难，而是生命与美好。

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

沃尔夫第二部作品《时间与河流》（1935）的定稿耗费了珀金斯更多心血，成书前夕，尽管珀金斯极力反对，沃尔夫还是将此书题献给了他：“……他坚持与本书作者共同度过苦涩、无望和疑虑的日子，让作者在绝望之时也不放弃。”此书如愿畅销，给沃尔夫带来了更盛的名望。但不久之后，沃尔夫和珀金斯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导火索之一是记述沃尔夫写作、编辑《时间与河流》的作品《一部小说的故事》（1936）的出版，它导致人们开始非议没有珀金斯的帮助，沃尔夫就无法写作。在跟珀金斯决裂前的几封长信中，沃尔夫将困扰他多时的问题和盘托出，说要挣脱束缚，获得自由，甚至引用约翰生博士（Samuel Johnson）写给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那封著名信件中的比喻——“维吉尔诗中的牧童最终与爱神相识，后又发现他是岩石所生”——来宣告文人的独立。但真正折磨沃尔夫的依然是人与人的情感变化，是现实与他理想化的期待之间难以弭平的裂痕，“谁都没有权利把算计和友善、商业上的谨慎与个人友谊、财务上的精明与个人感情混为一谈”（1936年12月23日沃致珀信）。对此，珀金斯一开始感到很困惑，试图用理性与沃尔夫沟通，但后来他也渐渐理解了沃尔夫那“两套筹码”的说法。沃尔夫认为，出版社编辑刚接触作者时，往往都以交朋友的名义，等到涉及具体事务时，却马上变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拿出另一套筹码，但像他这样的作者，“其个性似乎以一种特别密切的方式渗透进了工作中”，从始至终只有一套筹码，那就是信任与友谊。尽管他也相信，珀金斯与他的友情是真实的，可即便如此，珀金斯及其所代表的出版社依然持有两套筹码，而正因为他曾与珀金斯走得那样近，这种撕裂才让他格外难以忍受。

托马斯·沃尔夫

转投哈珀出版社后，托马斯·沃尔夫生前再也没有正式出版过作品。1938年9月15日，沃尔夫因脑结核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去世。去世前一个月左右，“已经有种预感”的沃尔夫在病床上写信给珀金斯：“……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我永远都会想你、怀念你，正如我永远会记得三年前的7月4日，你我在船上相见，然后去河边的咖啡馆喝了一杯，之后我们登上高楼楼顶，感受下面这座城市和生活的所有奇异、辉煌和生机。”

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内部，麦克斯韦尔·珀金斯的选题被称为“珀金斯的书”，除了“小子们”的作品，他也出版了林·拉德纳、欧斯金·考德威尔等优秀作者的代表作。书不可能本本热门，更不用说传世，但珀金斯总能让他的书看起来值得被认真对待。然而，对于一个现代出版企业而言，珀金斯却不见得是位理想的编辑。时转势移，到了1970年代，斯克里伯纳的老板小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认为，珀金斯“致力于发掘、鼓励小说家的使命感，导致他们未能建立结构均衡的书目，这损害了斯克利伯纳出版社的利益”。像珀金斯这样的编辑，主要是人在决定工作，而非相反；作为老板，你既无法通过所谓的先进管理制度复制一个珀金斯，也难以精准量化他的工作内容，而无法复制的人和难以量化的工作，也就意味着上级对下级的失去控制。珀金斯是出了名的对朋友忠诚，但从《作家们毫无进展》中的通信来看，他并未因此忘记身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员工的责任，公司的利益和市场的现实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但即便是这种程度的平衡，在出版社后来的掌舵者看来可能也是一种越界。

珀金斯的女儿伯莎·弗罗辛厄姆说：“我认为他真正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理解每个人独特的才华，从而最大程度地拓展他们的思维，但他的要求从不超出作者的能力范围。”他一生坚守的对朋友的忠诚背后，是他对朋友的真正理解和接纳，而真正的理解不仅需要智力，更需要优良的品格。珀金斯这位“天才的编辑”正是凭借着这一才能，站在创作者、出版社和读者构成的三角的中点，为出版社挖掘了重要的作家，为他们的书找到了广泛的读者：“书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无足轻重。”

《许多书的诞生：一百年的阅读、写作和出版》

爱德华·L. 伯林盖姆（Edward L. Burlingame）在《斯克里伯纳杂志》担任高级编辑多年，是珀金斯的老同事，曾激烈反对出版《人间天堂》。他的儿子罗杰·伯林盖姆后来也成为了该社的编辑，在他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百年庆撰写的非正式社史《许多书的诞生：一百年的阅读、写作和出版》（Of Making Many Books: A Hundred Years of 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中，记录了几位名编辑应对作家们跌宕情绪时的不同风格。罗杰·伯林盖姆认为，作家在潜心创作时，犹如身处一片幽深的水域，异常孤独；他们会大声呼救，但呼救的对象往往不是同行好友，不是婚姻中的另一半——前者难免妒忌你的成功，后者的建议又无法排除情感因素干扰——而是与作者最终目标一致的编辑。面对作者陷入创作瓶颈时的沮丧，老伯林盖姆的做法是运用自己广泛的阅读量，向书本求援：“读一读《威尼斯商人》中杰西卡恋爱那一幕吧，到时你写的这一章就会豁然开朗。”珀金斯没有那么书卷气，他擅长的是找准时机巧妙地岔开话题，把作者从自怨自艾的深渊前拉回来：

有一次，一位作者站在珀金斯的办公室里倾吐他的苦闷，珀金斯走到窗边，仿佛被那份沉重的同情压得喘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儿，他没有转身，说道：

“我真的搞不懂，这些忙忙碌碌的人为什么都走得这么慢。走得飞快的只有那些穿着旱冰鞋、无事可做的男孩。我们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不也穿上旱冰鞋呢？”

顾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