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派由他，不作由我”：一个书生厅长在沦陷沈阳的一百天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深夜，沈阳城里的枪炮声一阵紧过一阵，电话铃跟着响个不停。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金毓黻从床上惊起，再也睡不着，索性坐等天亮。

这位四十四岁的辽阳人，北京大学国文系出身，黄侃的弟子，五个月前刚刚专任教育厅厅长，是出了名的书痴——他自己说过，“治公之外，无日不读书”。

可这一夜他读不进书。

天亮前，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段自剖：“一月以来，日本各界昌言出兵占据满洲，报纸宣传，有箭在弦上之势，我方之应付稍形迂缓，且鲜负责之人，以致演成今夜之情形，思之不禁愧愤！”

接下来的几天，金毓黻的日记记下一个政权崩塌前的慌乱图景。

十九日，他“乘车入城，到厅略事安顿，即赴主席宅研究善后”，当夜在省主席臧式毅家中和衣而卧；二十日，臧式毅、袁金铠与金毓黻等人商量维持治安的办法，议定“宜用士绅资格出而维持现状”；二十一日，城内“各商开市，人心可期镇定矣”。

然而，这种镇定只是表象，日军需要臧式毅这批人出面收拾局面，也需要先捆住他们的手脚——九月二十三日，日本宪兵把臧式毅、金毓黻等人先后拘进了商埠地鲍文樾的私宅，这一关就是三个多月。

拘禁的细节，金毓黻后来在《沈阳蒙难记》里写得很具体：“余居室与臧公比邻而较小，看守宪兵以锁反扃之，若非便溺，则不得出室门一步。”不久实业厅厅长刘鸣九也被拘来，囚室相邻，两人靠递小纸条互通消息。

日方供应倒算“优待”——屋里有暖气，能饮酒，还能读书写字，日本看守甚至向他求字求诗，可城外的报纸上，他的名字正在被冒用。《盛京时报》接连刊出“金教育厅长主张全部学校开课”，“教育厅长面谕各校长十月八日上课”的消息，那时他正锁在屋里，消息显然是日方借他的名义安定人心。

十月里，日本友人西谷写了些似诗似词的句子向他试探劝诱，金毓黻依其意填了一阕《浣溪沙》作答：“西风恻恻送轻寒，一片花飞向远天，欲将消息问秋残。昔为珠履三千客，今阻金城百二关，不须重话旧因缘。”上片问的是外面的时局，下片今昔对照，末一句几乎就是明告对方：过去的交情，不必再提。

那些日子，真正煎熬的是内心。

金毓黻给自己开药方：“习劳则使吾身疲，治学则使吾神怡。身疲则心不外骛，神怡则随遇而安。”道理讲得透彻，做起来却时时崩塌。他坦白“每日枯坐读书，虽有手不释卷之益，然毫无变化，久之亦感寡味”；读《徐霞客游记》又舍不得快读，“惟恐其尽，手边书本不多，此而读尽，更有何书可读乎！”

十一月里，他从家中取来《唐书》《五代史》《续通鉴》，“足敷二十日阅览之用，心神为之一畅”。长子金长衡从日本归来，托人送进两件衣服和四册《徐霞客游记》，他记下四个字的心情：“得此心为之开。”

当时，最放不下的还是七十六岁的老母亲——家人瞒着她，不告诉她儿子的下落。母亲生日那天，他在囚室里写道，不能归家奉觞、一尽莱彩之欢，“思之黯然”；次日想行遥拜之礼，“旋以非典而止”，连隔空磕个头都觉得不合礼数，终究作罢。

情绪最低处，金毓黻的日记里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笔：“处境已达极蹙，几欲自裁。于无可如何中占一卦以验之。”一个讲考据的学者，被逼到要靠占卜定生死。也正是在这种绝境里，他做了一件最“金毓黻”的事——发愿著书。他立志三个月内写成《渤海国志长编》，设计总略、世纪、列卿等十目，约七八万言。

动笔之后，进展成了他唯一的安慰：“迄今只十六日，已草成三万余言，一日约二千余言。”写到《地理考》时，他又记下：“五日之中，写二万言，每日约四千言，搦翰之勤无过于此矣。今日告一段落，颇有踌躇满志之乐。”

即便在囚室，他仍给自己立规矩：“草成之后尚须覆校原书，前后舛紊亦须一一修正。仓卒观成，疑误必多。”这部日后奠定渤海史研究根基的二十卷著作，最初的三万字，是戴着宪兵的锁写出来的。

三个月后，臧式毅答应与日人合作、获释，金毓黻随即也被放出。日方要他还任教育厅长或省府秘书长，他坚辞不就；日本人干脆把“省府参议”的帽子硬派下来，托臧式毅传话，说“此系日人所硬派，不问君之受不受也”。

金毓黻的回答只有八个字：“硬派由他，不作由我。”

后来关东军参谋森纠少佐当面问他何以不出任事，他答：“无才作事，惟喜读书。”日方索性把沈阳公私藏书集中到张学良旧邸办图书馆，让他去整理，派军曹西田实整日守在旁边监视。他又借修《奉天通志》为名，托臧式毅向日军部交涉，说通志“非金某执笔不可”，这才搬出张邸，甩掉身后的眼睛。

此后四年他深居简出，靠“君子待时而藏器”自守，直到一九三六年借访日之机，化名从神户登上英轮“加拿大皇后号”直抵上海，临行写下“家山念已破，寸心常耿耿。露坐到天明，同舟人未醒”——五年前九一八那夜坐待天明的情景，又一次回到了他的笔下。

金毓黻这一百来天的日记之所以值得细读，正在于它没有英雄叙事，只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困窘、软弱、自欺与自持：九一八的大历史，最终落在这样一个个具体的夜晚里，才显得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