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前后，香港杜公馆里，杜月笙、钱新之和骆清华面对两封往来信件，讨论的并不是一桩普通私事，而是一个上海滩旧人物如何在时代巨变中保全自身。
那时的杜月笙，已经不是叱咤上海滩的“杜老板”。上海易手，国民政府退守台湾，许多工商界人士暂居香港，观望局势。杜月笙的一举一动，更牵动着一批上海金融、工商界人物的去留。
他若返回上海，可能被视为旧势力代表；他若前往台湾，又难免成为政治上的陪衬。两边都在试探，两边也都希望他表态。
可杜月笙本人并非没有乡土情结。上海是他发迹之地，亲友、产业和旧日关系大多在那里。但黄金荣留在上海后的处境，让他看得很清楚：昔日风光不能自动换来晚年安稳。
黄金荣后来公开检讨，甚至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扫地，这些消息传到香港后，对杜月笙触动很大。据杜维善回忆，父亲曾担心地说：“我回去以后，会不会也去扫马路？”
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道出了他的顾虑。更难面对的，还有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留下的历史阴影。汪寿华遇害一案，杜月笙虽非唯一决策者，却无法把自己完全摘出去。此时回上海，既是归乡，也可能意味着重新面对旧账。
去台湾同样不轻松。杜月笙与蒋介石方面关系复杂，既有合作，也有距离。他明白，自己在关键时刻有利用价值，可一旦局势稳定，旧上海帮会人物的分量便会迅速下降。到了那一步，主动投靠未必能换来体面。
真正棘手之处在于，他不能把拒绝写得太直白。给一方的信太冷，容易得罪对方；给另一方的信太热，又会暴露自己的选择。香港只是暂居，却必须让双方都明白：杜月笙暂时不站队。
有意思的是，后来流传最广的，恰恰是一出“信封装错”的故事。按照杜家回忆及相关口述，骆清华曾提出，与其明确拒绝，不如分别写两封措辞相近的谢辞信，再让信件在传递过程中“无意”调换。
这样一来，双方看到的内容大致相同：感谢邀请，但因身体状况恶化，哮喘反复，行动不便，只能留在香港休养。信里没有投向任何一方，也没有把话说死。
钱新之长期替杜月笙处理联络事务，外界又知道他嗜酒。于是，一个看似合理的说法被安排出来：钱新之酒后疏忽，把两个信封装反了。
骆清华说：“不如让双方自己明白。”
钱新之接过话头：“这件差错，由我来担。”
杜月笙只回了一句：“那就委屈钱先生了。”
据这一版本，杜月笙让秘书胡叙五分别拟好两封信，内容有意保持相近。随后，写给大陆方面的信装入送往台湾的信封，写给台湾方面的信则装入送往大陆的信封。
这一步的关键，不在于文字，而在于“错得恰到好处”。如果信中内容差异太大，调包便会暴露；如果完全相同，又失去让双方心领神会的作用。两封信都以身体抱恙为理由，却分别保留了对方能够读懂的暗示。
更重要的是，双方都清楚杜月笙的处境，也知道彼此正在争取他。看到这类信件后，谁都能判断出其中的分寸：杜月笙不是没有选择，而是不愿在此时把选择写在纸面上。
这件事的真实性，主要来自家属回忆和后来的口述材料，公开档案中并没有足以完整还原细节的证据。因此，“钱新之醉酒误寄”不能简单当作已经完全证实的事实。但无论信件是否真的如此调换，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确实符合杜月笙晚年的处境与处事风格。
杜月笙后来把这件事讲给长女杜美如听，却留下了另一种说法：钱新之因为醉酒，把两封信寄错了，父亲因此没有回到上海。
这或许正是他有意留下的遮掩。家人听到的是一个疏忽，外人听到的是一桩巧合，而真正了解权力关系的人，未必会把它看成单纯的差错。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他没有回上海，也没有迁往台湾。两封信的故事是真是假，仍有可辨之处；但那种把拒绝藏在误会里、把退让包装成差错的做法，确实像极了他一生奉行的那句江湖话：刀切豆腐，面面都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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