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复生：我从“老红军”被打成“大老虎”

陈复生（右一）

来源：《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6月版]

作者：陈复生

一

1951年11月，“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

这场运动，对打击不法资本家在经济上向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活动，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挽救那些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都有重大的意义，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和以往一切正确的政治运动一样（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运动更不必说），在“三反”运动中，也出现了打击面过宽以及由于各种原因伤害了不少好同志的情况，这也是历史事实，我就是被误伤的一个。

我倒霉的时刻往往在自以为春风得意的时候降临。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劳改处的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各方面关系已经理顺，全面开创劳改工作新局面的环境已经具备了。我正在参加公安部的党代会，兴奋地思考着如何贯彻会议的精神，把我们处的工作搞得更有生气。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被抓起来了，说我有贪污行为。

举报我的人叫任明，他原来是怀柔公安局长，后来到公安部劳改处成了我的秘书。一次，在派他押送犯人去延安的途中杀了犯人，我曾经严厉批评过他，使他怀恨在心。

罗瑞卿部长知道我被举报后非常气愤，想到我在延安被判刑5年的事，当场就指责我：“老陈，你怎么旧病复发！”

我也急了，就顶撞了他，“罗部长，你怎么不调查一下？你一个部长怎么可以随便表态！”

又是一次党代会，又是一次转折。在察哈尔军区党代会上，我接到了公安部的调令，在公安部的党代会上，我转到了阶下囚的位置。人生中的偶然性为什么这么多？

我被抓起来以后没有立刻被送进监狱，而是关在机关的一间平房里。应该叫做“隔离审查”吧！不管叫什么，我失去了自由。每天叫我写交代材料。对这一突然的事变，我的思想准备太不足了。我没有充分认识这次“三反”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仔细回想一下这一年半在公安部工作有什么失误，也没有注意一下和我一起工作的人的情绪变化，更没有交代自己有什么“贪污活动”。而是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心理，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认为我们一切工作已经走上正轨，作为中央的一个机关是不会搞错案，冤枉人的。所以，那一个月里，尽管失去了自由，但思想压力不大，以为审查一下，没什么问题，也就让我出去了。我在小房子里安安稳稳地吃饭、睡觉，一个字的“交代材料”也没有写，反而把我养胖了。

我太糊涂了，判断太错误了！这一盲目乐观的态度给我带来了“态度不老实”的罪名。于是对我的审查也升了级。

1951年11月25日，我被押到了德胜门外公安部管辖的第二监狱里，成了真正的囚徒。这一下，我的心凉了，头脑也清醒多了。我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过去。

我参军20多年，入党20年，是在两种极端的环境中度过来的。要么十分顺利，要么倒大霉，但总的说来是在顺境中过来的。参军以后不久就入了党，很快就成了保卫局的科长，团、师特派员，最高曾官至红军总部保卫部长，特别是当特派员，掌握生杀大权，“威风凛凛”，出门有一个班做警卫。当然，我没有胡作非为过。但这种工作性质以及首长信任、工作成效明显的条件，确实使我增长了不注意反省自己的情绪，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可是，康生他们那一次差点整死我，却没有把我的“神气劲”整掉。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大错，是他们陷害；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高级首长关心我、保护我。所以，我并没有从牢狱生活中引出应有的教训，“小错”也没有仔细反省一下。从延安重返前线以后，来公安部工作，又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职务提升快——我有点忘乎所以了。前一个月的态度，正是这一情绪的反映。

我又仔细回顾了在劳改处工作的情况。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虽然有成绩，但缺乏谨慎，有不少缺点、错误。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有疏忽的地方，对家属的某些缺点和毛病有迁就的时候，个人在生活中确有多吃多占的现象。例如，我的副处长曾用公款买了两块手表（他当时说60元一块），给了我一块。那一年冬天没发棉衣，副处长还曾给我买过一件毛背心。对这件事，自己过去并没有认真去想，也没有认识这一错误。

上述情况，在继续审查的过程中，我都向组织上谈了。应当说，如果各级组织实事求是对待我这些问题，对我批评、教育乃至处分，都会对我大有好处，对工作大有好处。

但事情不是按这一正确方向发展的。就在我认真反省、思考以后，我的“态度不老实”的帽子还是摘不掉，反而扣得更紧了。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一顶顶吓人的帽子，一笔笔“贪污”数字不断向我飞来，要我“交代”、承认。我当然不能这样做。我不仅要对个人负责，还要对他人负责，对党的声誉、事业负责。但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态度在当时起不了好作用。

二

1952年7月15日，在我蹲了8个月监狱以后，突然来了一个公安部的干部，告诉我说：“明天公安部的临时法庭要宣判你。你要记住一个数字，你贪污了1700万元（旧人民币），就按这个数字承认。”我的脑子一下子炸了：“什么？我贪污了1700万，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要告诉我这个数字，到时候就承认，可我到哪里去找贪污的时间、地点啊？”我只觉得像掉进了冰窖。

7月16日，公安部的临时法庭果然开了宣判会，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会上的具体情景我已记不得了，倒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当时就不清楚，我的脑子已成了一片空白。我只记得宣判时说我态度不老实，判我5年徒刑缓刑两年。我还记得一件事，第二天，又有人到监狱里找到我，说我在法庭上“承认”的数字多了，要我改回来。

我对自己当然是清楚的。我有缺点错误，但决没有触犯刑律的问题，可以说我多吃多占，但绝没有贪污1700万。可是，自己清楚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成了罪犯——不清楚自己罪行的罪犯。

我经常想，我们党是最要求实事求是的，可为什么有些事总是南辕北辙呢？这一次，我成了“贪污1700万元”的罪犯，不承认不行，承认多了又要我改过来，真不知这是对实事求是的讽刺还是尊重？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回答我作不出来，但我仔细回想过我这次灾难临头的前后情况，有几点是值得一提的，或许对回答上面的问题有所启发。

把我关起来以后不久，在我处搞运动的公安部某局办公室副主任这样说：“公安部要打60只‘大老虎’。从你们劳改处看可以超额完成，真是有山必有虎。”这位负责人没有食言，不仅我成了“大老虎”，而且我处23名干部中，又有10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老虎，总计11名，占全处干部的47.8%。事实证明，这些人中，没有一只真“老虎”。至于整个公安部究竟打了多少只，我并不知道，只是想借那位副主任之口，说明当时的运动是有“指标”的。

事前就规定了“坏人”的数目、百分比，这与出现大量冤假错案有无必然联系呢？

劳改处的工作开展起来以后，部里计划成立劳改局，使劳改处正式成为直属部领导的一个局级单位。决定这件事的时间是在“三反”运动的前夕。运动之后的1952年秋，劳改局果然成立了。那位在我处搞运动的办公室副主任升任副局长，我进了监狱。这是否仅是时间上的联系呢？

还有些情况就比较简单了。在我的问题接近尾声，快要宣判的时候，那些“搞运动”的人又找我谈话，说有人检举：“你和你的保姆睡过一次觉。”我一听，气极了，冲口而出：“岂止一次，有几十次呐！”（可见我的态度确实不老实）。我之所以说这种气话，还没想更多。只是想说这样的潜台词：这样的检举信你们也信吗？后来我才知道，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这件事还是有点来历的。原来，这个保姆的丈夫曾经是我军的一个营长，不知犯了什么罪，被判了5年徒刑。先在天津坐牢，后转到北京来，他的家属才到我那里当保姆。在我被关起来以后，又不知是什么原因，她丈夫被提前释放了。负责办理这件事的恰好是在我处搞运动的那位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就发生了“我和她睡过一次觉”的事。后来我不记得是哪年了，这个女的曾到我的家里向我解释，说是她丈夫让她这样说的，被我轰出了门。不知为什么，文革中，她丈夫的工作单位（在东北）派人来调查，说这个人“陷害老红军”。我说，“这件事你们不要找我，到公安部去问。”我相信，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会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对这件事我一直非常气愤，乃至在宣判大会上，问我这件事时，我还是说了“岂止一次，有几十次呐”这句话。当然，审判者是不管我气不气的，我仍旧被认为是既“贪污”又“腐化”。我后来才知道，在我被关押期间还开了一个展会，我从部队带回来的物品全都被展出来“教育后人”。

不仅保姆“检举”我，我的司机也大大“揭发”了我一下。这个司机姓李，解放前给英国人开车20年。他揭发说，我有好多钱，各个银行都有存款。这一下可苦了公安部的办案人员，他们东奔西走，忙忙碌碌，查了北京许许多多的银行、邮局，结果我的一张存款也没有，一张汇款单也没。这个司机大概也想立点功（因为他和我没有私怨，给我当司机时我在生活上还经常帮助他一点，他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但他不幸运，没有因揭发我捞到什么好处，后来还被开除了公职。1959年，我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碰到了这个司机。那时他大概下肢瘫痪了，双手都拄着拐杖。他居然向我这个“老处长”诉说生活之苦，要我帮助他。尽管在这前后我都当过“东郭先生”，但这次我可没当，而是毫不客气地骂了他一句：这是你的报应！

对这类人，没必要过多指责和评论。我想要说的是，如果少给这些人说话的机会，少制造一点“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场面，少为一些以整人为阶梯的人创造适合的环境，事情是否会好一些呢？

三

1952年7月16日公安部临时法庭宣判以后，不久我就被送往位于清河的新生公学监督劳动，时间是两年（因在宣判以前我已坐了近一年牢，也算服刑期）。不久前还是这所学校负责人之一的我，今天却成了这里的一名犯人。这实在是一场讽刺剧，剧情变化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说句实在话，这次比在延安坐牢时好多了。那一次，不宣不判，不明不白，不知是死是活，也不知要坐牢多少年，而且每天手铐脚镣加身，吃住条件很差。这一次尽管冤枉，但判刑原因、刑期总算“明确”，“监督劳动”的日子也比那时好过。

1954年7月16日，在新生公学监督劳动两年以后，我被释放，回到了离开3年之久的家。“新婚不如远别”，可我见到久别重逢的妻儿时，却没有那种喜悦、冲动，相反，一股难以言表的哀伤充满了心头。这倒不是由于自己含冤坐牢所引起，主要是对妻子的愧疚和怜惜之情所致。就在我被隔离审查以后，妻子沈桂明被开了大大小小43次批斗会，直至造成在批斗会场大出血、早产。我的三儿子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个世界，生下来仅3磅半，两斤多一点儿，因为她母亲怀孕才7个月。在以后的几年里，就是这位刚过20岁的年轻母亲带着5个孩子苦熬岁月，境况之难是很可以想象的，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怎能不愧对妻儿呢？所幸的是，妻子和孩子的身体还都健康，包括倒霉的小三，也长得白白胖胖，壮壮实实。这是对我的极大安慰。

获释以后，我一直住在家里，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一等，又是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倒是充分享受了一下所谓的天伦之乐，每天守在妻儿的身边。可这种日子也并不好过，在更多的时间里，我是在回忆、思考、反省，考虑着如何度过自己的后半生。用前几年一些青年朋友的话说，我在苦苦地进行着“自我设计”。

第二次入狱对我的刺激比第一次还大，尽管在肉体上受到的折磨没有第一次厉害。无论在狱中还是回家以后，我都感到委屈、苦闷、不服，自尊心也受到了强烈的伤害。我翻来覆去地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不该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吗？是我不该努力工作吗？不是，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感情上，我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被旧社会夺去了生命，母亲年轻守寡。为了生存，为了过好点的日子，母亲和我都追求过，奋斗过，但结果是一无所获。是我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共产党，才真正找到了生路，才能够扬眉吐气，挺胸做人。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手握相当权力的领导干部，如果我当初不参加革命，我能有今天的本领、觉悟、家庭、好生活吗？绝对没有，我的命运决不会比我的父亲好多少。

至于今天的挫折，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整个事业来说，都是不幸的。但从人民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出现我所遇到的这样的挫折又在所难免。这与父母亲错误地责骂自己的孩子是有相似之处的。作为一个家庭，父母冤枉孩子、孩子不理解父母而引起误会的事情总会发生。因此，作为孩子，决不能因为父母亲一两次错误的责打，就忘记了父母亲多年的养育、培养之恩，负气出走，与父母脱离关系，更不能反目成仇。如果那样，至少不是一个思想成熟的孩子。当然，作为父母，也必须及时了解情况，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实际行动解除给孩子造成的精神或肉体的痛苦。任何称职的、爱自己的孩子的父母也一定会这样做，一定能这样做。

思来想去，我还是要跟着共产党走。尽管我在组织上不是党员了，但在思想上不能离开党，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这是我个人根本利益的需要，是我情感之寄托，理想之所在。

但是，我到什么地方工作，做什么工作好呢？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到青海去，还做劳改工作。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我想得很多。首先，青海偏僻，离北京远，在那里工作较单纯，不会惹更多的麻烦，能“躲”得清静些。

其次，也是满足我虚荣心的需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我认识了许多首长、战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北京，身居重要领导岗位。而我却成了“劳改释放犯”。这些同志会怎么看我，我看见了他们又说什么呢？如果到了青海，彼此见不着面，也就省事多了。这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一直持续了许多年。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我曾看见杨尚昆首长，尽管我们十几年未见面了，但我还是没打招呼，立即躲开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些顾虑是多余的，不正确的。

第三，也是从我个人的生计考虑。我出狱后定为行政18级，工资八九十元，维持七八口人的生活，是很困难的。而青海地区工资高，消费水准低，我这样的人在那里生活还稍好一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来自农村，出身农家，当农民种地，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愿望。所以，我对到青海劳改农场工作很感兴趣。在祁连山下奋斗一场，最后埋骨祁连山，我也心满意足了。

经公安部批准，1955年10月8日，我带着爱人和5个孩子，举家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走上我生命旅途中又一段艰难的历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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