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

1938年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北大籍中文系师生合影，

前排左起：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郑天挺、逯钦立

二排左起：傅懋勉、徐松林、周定一、马学良、宋汉濯、马彭騵、詹瑛、刘泮渠,三排左起：陈士林、何善周、张盛祥、陈登忆、向长清、阴法鲁

宋太宗认为“开卷有益”,他说：“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宋实录》)但是孟子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两个人谁说得对呢?抑或都对呢?“开卷”是对“不开卷”而言，读书总比不读好，宋太宗说得有道理。“尽信”对“不信”而言，一般来说，书可信，但不能尽信，孟子说的也有相当道理。我们的看法是要读书，但不能乱读，要有选择地去读书，再说书很多，所谓“浩如烟海”,不选择怎么读法!

选择，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看这种书对我们的工作有用或无用。我们史学工作者读书，要根据历史科学的任务进行选择，即要选读与我们的专业、研究方向、长远的或当前的任务有关的书籍。

按照研究方向选择读物，要挑选那些好书来读，要读那些史料价值高的书籍。我们所说的好书，就古人遗留下来的史籍讲，指有见解、有事实、首尾一贯的书。我们不是要求它有正确的见解，而是要有明确的观点，并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加以说明的观点。古人有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镛之开，不如一户之明。”(《淮南子·说林训》)观点不一定多，但一定要能一以贯之，不自相矛盾。我们对古书的要求是：系统分明，“提纲絜领”;叙事详实。能“穷源竟委”,大事不漏(然非事事毕聚),关键分明，重点突出。

研究明代的历史，清人著的《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书，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好书”那一类的，是要认真读的书。下面对它们略作评介，对阅读这些书籍的方法，也介绍一下。

一《明史》

《明史》的纂修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清军刚攻下扬州，清廷就设明史馆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充撰修官。明太祖朱元璋在灭元的同年，命令宋濂等修元史，是后一王朝替前王朝修史最早的；清在明亡的第二年就着手纂修明史，是次早的，可见清朝统治者对总结明朝的统治经验是很重视的。但是在这些修史人中有的是刚投降清朝的汉人，有的是满人，他们并不具备修史的素养和条件，所以没有开展什么工作。1679年(康熙十八年),康熙帝在开博学鸿词科的同时，任命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纂修明史，这才真正开始修书的业务。以后又先后任用王鸿绪、张廷玉为总裁，主持修书的业务。1735年(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明史》定稿，到1739年(乾隆四年),大学士张廷玉等正式向乾隆皇帝进呈，至此《明史》经过九十五年的修撰，方告成功。这是中国史书上纂修最久的一部书。

《明史》所以修了那么长的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顺治期间，战争频仍，不利于修书；明末的史料不足，如缺少天启四年、七年和崇祯整朝的实录；修史人对明朝历史的某些问题看法不同，争论不休。以上都是次要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满洲与明朝的关系问题不好写。自明初起，满洲就隶属于明朝，关系非常密切，而清朝统治者极力隐讳这种关系，史臣不能直书，严重影响修史的进度。最后还是完全撇开两者的关系问题，才把书编成。

《明史》共336卷(包括目录四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为360卷，与实际卷数不同，过去有人怀疑原本是360卷，存于宫中，传世的经过修改，故卷数少了。后查明并没有360卷本。

《明史》在体例上，有不同于前人史书的地方。本纪方面，《明实录》没有建文实录，有关资料附在《洪武实录》后；没有景泰实录，其事夹在英宗正统、天顺实录中了。《明史》则有恭悯帝纪和景帝纪。《历志》中加了许多“表”,对其所表述的内容，便于读者明了，是一个进步。《艺文志》只书明代文人及其作品。而且不管它是否定稿和出版，但对前人著述既不涉及，这样对一些古书之亡佚没有考察交待，割断了整个的学术发展史。《明史》以前的正史中有艺文志，分类著录国家收藏之书，是对后人有用的目录学资料，《明史》无此，实为缺陷。《明史》的《表》分十三卷，比以前正史多出《七卿表》(六部尚书加都御史)。它不搞九卿表，因为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官阶低，人数多，故删之。谈迁的《国榷》就采用了《七卿表》,所以它还不是《明史》的独创。列传共220卷，分为22类，新添《阉党》、《流贼》、《土司》等传。

纂修过程中对一些体例问题，经过争论，才作了权宜处理。这些问题是：

关于兴宗(懿文太子、建文帝之父)、睿宗(世宗之父)的立传问题，朱彝尊主张为他们作纪，说：“旧史有名始有位，有位始有统，然存则无统，去则无位”。汤斌认为只能把他们放在诸王中作传，于是折中两种意见，为他们单独作传，置于后妃传与诸王传之间。

“世家”问题。朱彝尊认为徐达(后人分两系，袭魏国公爵者住南京，定国公爵者在北京)、沐英、李文忠等爵位，孔子后裔的衍圣公，皆世代相传，应该作世家。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理学传”问题，由徐元文提出。成化、弘治以后，讲理学的盛行。分为各派，应仿《宋史》,分列《儒林传》和《理学传》。这个意见遭到黄宗羲等人的坚决反对。修《宋史》的元人是程朱派，故崇理学，为之特立专传。黄宗羲属于阳明学派，所以不赞成推崇程朱(徐、黄的论点分别见他们的文集《含经堂集》、《南雷文定》)。经汤斌折中，儒林分为三卷：程朱派，阳明派，孔府衍圣公。

“隐逸传”问题，严绳孙认为明代隐逸很多，不少可取者，要立专传，并亲任其事，汪由敦则谓隐逸很少，反对立传，结果立了分量不大的一卷。

《明史》问世之后，自然要引起人们的评论。但它是“钦定”的官修正史。人们不敢批评，而赵翼大加恭维一番。他认为《宋史》芜乱，《元史》草率，《辽史》、《金史》缺略，惟独《明史》最好。他说《明史》修得早，距离明朝近，易得事情的真象；修的时间长，可以从容改订，取得一致意见；排列得当，不再像《魏书》、《南齐书》那样，把一家人纳在一个传里，能够按时间分开，按性质分类，并依据事迹的大小，确定子附父传，或父附子传；编纂得体，详简得当。《宋史》,一事在各有关传里皆书，而《明史》则彼详此略，同《汉书》一样，减少重复，又用附传解决详略的问题；功罪皆叙之，如写徐阶之贪污与严嵩之受贿，不为徐阶讳；引文适当，如第171卷《王越传》,王越语秦王“下官为王吠犬久矣”,为人批评写的太俗，象戏文。其实不然。因为朱元璋规定王府僚属对王称“官”,而不称“臣”(见卷188《范辂传》);多载原文，少为删节，如卷188蒋钦劾刘瑾文；用存疑互见方法尽量反映真实情况。(《甘二史记》卷31《明史》)赵翼的评论有许多是中肯的，错误也不少。所谓是非取得了一致，事实并非如此。清人对《明史》的批评也有一些，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魏源《清夜斋文集》、包世臣《艺舟双楫》、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均有所涉及。但是给《明史》以公允的评论，则是我们的任务。

作为一本史料书，《明史》有它的特色，也可以说是它的优点：

其一，容纳了较多的反映历史事实的材料。《明史》主要根据《明实录》的素材加工的，《明实录》分量大，资料丰富，记事时间准确，它的缺点是成书后修改太多，如《明太祖洪武实录》,曾经三次修订，以致失实处多。但是经过《明史》纂修者的考核、整理，使《明史》记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其二，反映了明代某些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明史》修纂时间长，使一些历史问题弄得更清楚，有了定论，《明史》把它写进来，一般还是公允的。

二《明史纪事本末》

自宋人袁枢创纪事本末体以来，作一个朝代的纪事本末者多摘正史文字分类编辑之，所以在史料上没有新贡献。但是《明史纪事本末》不同，它成于《明史》之前，观点明确，首尾一贯，资料颇多。是一部有价值的史书。

《明史纪事本末》共80卷，署名谷应泰著,成于1658年(顺治十五年)。此书是否为谷应泰所作，颇有异词，大体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清初四川剑州人张岱(著《西湖梦寻》)所撰，张侨居浙江，谷官浙江学政，在任上买到此稿，据为己作，只在每卷后加“谷应泰曰”。一说是朱彝尊提出的，他说是徐倬(康熙时官侍读学士，有《道贵堂类稿》)代谷应泰所作。姚际恒则说纪事部分为谈迁所撰，“谷应泰曰”出自陆圻(清朝文人，有《从同集》)之手。张、徐、陆都是名手，无论谁作的均不减该书的价值。谷应泰也是学者，全书的“谷应泰曰”辑有单行本，也可证明是他所作。“谷应泰曰”与纪事部分文字风格很不一致，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书籍，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对于作者问题，可以存疑。

《明史纪事本末》同《明史》一样，回避满洲与明朝的关系问题，他的作者这个态度采取的早，所以他出版的也早。但是它后来还是出了问题，第78回写李自成之死是村民杀的，由南明何腾蛟发现的。与清朝将领报告为他们所杀情节不合，对清廷宣传它替明朝复仇的说法不利。清世祖曾召见谷应泰，就此事质问他，这就说明历史著作同当时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正确地评价一本著作，要考察到这种因素。

《明史纪事本末》因同《明史》在材料上没有渊源关系，所以两书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互有异同，互有详略，前者在若干地方详于后者，这是应当重视的。

三 明史的其他重要史籍

《明史》外，纪传体史书还有：

《明史稿》,主要出于万斯同(字季野)之手。万斯同熟于明代史事，以布衣参予明史的修撰，纂集《明史稿》310卷。他于1702年故世，其列传部分至1714年完成，所以是许多人参加了它的编写。康熙后期充任总裁官的王鸿绪对它加以删润，先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进呈列传部分，后于1736年(雍正元年)送呈本纪、志、表部分，并以《横云山人明史稿》之名刊行。《明史》有许多篇目出自《明史稿》。但不同处亦颇多。如关于明末党争问题，明人认为起自隆庆间的张居正勾结宦官冯保，排斥高拱。《明史稿》持此说，对张居正大肆诋毁。这同万斯同个人经历有很大大关系，他父亲万泰是党中人，他在写这一部分历史时有个人情绪和偏见；《明史》则认为党争开始于争国本，浙党的沈一贯等人要负责。又如关于建文帝问题，明初人认为建文帝在燕兵进入宫中时烧死了，明中叶人认为他出走做了和尚，《明史稿》、《明史》都采取了存疑的态度，而《明史纪事本末》则持建文入滇为僧说。

《明书》,清初傅维麟撰，171卷。是书材料比较丰富，在许多方面多于《明史》,但体例不严谨，叙述凌乱，兼亦琐碎，不如《明史》。

《罪惟录》,清初查继佐著,102卷。作者以明朝遗民自居，以“获罪惟此录书”而署书名。他站在明朝立场上，歌颂明朝的光明盛世，掩盖明朝的腐败黑暗，故偏见甚多。他的材料也不多，如郑成功传远不及《明史稿》的详细。

《明史钞略》,庄廷钺据朱国祯稿本写成。他直书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写清帝年号，触了清朝的忌讳，酿成大的文字狱。现存的部分很简略，从它的序、跋、凡例看，也不如《明史》。

有关明代的编年体史书有：

《明通鉴》,夏燮著,90卷，成于1861年前后。作者根据《明史稿》、《明史》,明人的野史、笔记、小说纂写的。他对所用的材料作过考证，取其可用者用之，不可用者弃之。它的价值也在这里，要做到这个功夫，就必须对明史的材料很熟悉，对明史有研究。它也有缺点，主要是采用野史资料多，因而不实之处亦复不少。总起来看，它有观点，有材料，首尾一致，是好书，是明史中编年体里最好的一部书。

《明纪》,陈鹤、陈克家祖孙撰。它是按编年体体例，根据《明史》记述改写而成。观点也一从《明史》,没有任何新东西。

《明鉴》,陈用光作。1818年成书，据《明史》写成，但没有《明通鉴》详细有用。

《通鉴纲目三编》,乾隆四十年修成的官书。因为它是官书，敢于同另一官书《明史》持不同意见，如《明史》认为明亡于崇祯十七年，而该书则谓亡于福王。该书还提供一些新材料，《明通鉴》加以吸收了。

《国榷》,谈迁著于明末清初，108卷。作者刻苦用功，辛勤成此巨著,内容非常丰富，但有文必录，繁琐，是它的缺陷。

《明实录》,明代官修，长达二千九百多卷，它所提供的是素材。

有关明朝历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明史纪事本末》外有彭孙贻的《明纪事本末初编》,补谷应泰之作，五卷。还有倪在田的《续明史史纪事本末》写福、唐、鲁、桂诸王及当时起兵诸人的事迹，有商务印书馆印本。

四《明史》等史籍的读法

我们阅读古代的史籍，首先要了解它的体裁，体裁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的价值所在和作用。比如我们说过的三种体裁的史书，就各有自身的优缺点：编年体史书便于记叙历史发展的过程，但是记事头绪多，于是事件纷出，而重点不明；记传体史书记事写人详细、完整，但是相关的人、事的记叙多重复，同时时间的交待不鲜明；纪事本末体史书是对历史事件、人物作专题的叙述，所以时间明确，重点突出，克服了上两种体裁的缺点，但它失于繁琐，系统不清，往往割裂这一事件人物与他事件人物的关系，不易使人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貌。在这几种体裁中，有人强调读纪事本末体，我们同这个观点相反，主张读编年体和纪传体。假如有志于学习，研究明史，在对明史一无所如的情况下，可以先简单看看《明史纪事本末》;如已经掌握了明代概貌，就要重点读《明史》,当然，这不是排斥读《明史纪事本末》,而是说要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读，不过侧重点在《明史》。

不管是读那一种体裁的史书，每读一本书，不要拿过来就埋头于读正文，正文读完了就以为读过了，读一本书，一定要先读序言、凡例、目录和跋，了解以下三点：(1)此书的材料来源，(2)长短优劣所在，(3)与其他书籍的同异。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把握这本书的史事真伪、作者史观，以使科学地、有效地利用它。

上面讲了阅读古代史籍的注意事项，现在谈谈学习明史史籍的方法。

首先谈如何阅读《明史》。

《明史》文字上好读易懂，但是也有一定的困难，它同其他纪传体史书一样，让你一下摸不清头绪，找不到线索。读《明史》或其他纪传体史籍，我认为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人物制度”贯穿其间。换句话说，要做到点、线、面、体的结合。所谓“点”指历史故事；“线”,原委分明；面，一事与他事之联系；体，以经济作基础，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合起来，有一个立体的感觉。这样通过阅读古籍和研究，要把历史理解为有躯壳、有血肉、有灵魂的历史。

如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呢?具体地说，《明史》的纪、传、志、表如何读法，从何处下手?我认为首先从“志”入手——先读“志”。因为它叙述一个事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它的影响，它同其他事情的关系，实际是一种纪事本末。然后用“纪”说明其先后关系，用“传”充实其内容。所有宝贵的材料都在“传”里，但若不是以“志”做为纲来读，做为线索来读，就做不到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传，就不易找到许多资料。反之则收效快，收获大。如读《食货志》,了解到苏州重赋问题，它提到周忱、况钟等人，顺藤摸瓜，再去读这些人的传，就易于解决问题。《明史》“志”有75卷，也无须卷卷精读，重点读《职官》、《食货》、《兵》、《刑法》等志，《选举》、《河渠》、《艺文》、《地理》等等，可以泛读，其他志则备查阅。读志时如果发现明代大事脉络不清楚或不甚清楚，就可以结合着读本纪，如果认为不需要全读，则至少要看本纪后的“论赞”。《明史》的论赞，概括了一朝的大事和得失，写的简明扼要，为其他史书所不及，是应该阅读的。在“传”中，以下诸卷或诸人之传要重点的读：卷122、123、124、125、126、128(刘基)、130(康茂才)、136(陶安、朱升)、141(方孝孺)、145(姚广孝)、148(三杨)、153(周忱)、170(于谦)、182(马文升)、195(王守仁)、205(朱纨、张经)、209(杨继盛)、213(徐阶、高拱、张居正)、226(海瑞)、250(孙承宗)、255(黄道周、刘宗周)、259(熊廷弼、袁崇焕)、274(史可法)。其中于谦传是一篇好文章，但不是好传记，它叙事不具体，过于简略，如说“万历中，改谥忠肃”,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忽然改谥，没有交待，没有反映出那时防务紧急，使最高统治者忆起昔日之忠臣。而杨继盛传是一篇好传，内容充实，文字生动。

在阅读过程中，如果有文字还不大懂的，不管是词、字义、地名、官名，都要查一查，如“行人”,是明代的一种官名，一查《职官志》就知道了。如果需要查的太多，查不胜查，可以暂时放一放，等等再查，但是凡属必须了解的总要查清它。避免让错误的理解或假想长期存在自己脑中，以致将错就错。

《明史》,是研究明代历史的主要资料书，所以除了运用上述学习方法之外，还要强调指出对它要精读。所谓精读，就是要：

(1)细读，即仔细地读。读不通不中辍，不是不求甚解，而是“求甚解”,如杜甫诗句有“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这“主”字、“窥”字，咬文嚼字地解释，是不以蜀国为正统的，而“幸”字、“崩”字则似是帝蜀的。实际上，杜甫是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而无正统与否的意思。必须从其本质来探讨，才不为其文字所欺骗。这就要求细读，细思量。

(2)前后对照读。要善于在一本书中发现它对某一问题叙述的连贯性或矛盾性，提出新问题，并对《明史》本身加以订正。

(3)反复读。在反复多读的过程中，要结合读有关书籍的有关问题。

(4)常读，达到熟能生巧的目的。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蛾术编》、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书，都是在熟读、多读的基础上，集小成大的，可以说是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创造出来的。

总之，通过精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明史》作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正确地阐述明朝一代的历史。

要精读，就必须刻苦地读，要不怕困难，坚持不解。越是有困难，越要去攻克它。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他说“生而知之”是唯心论的错误观点，但“困而学之”,我们是应当提倡这种精神的。朱熹说“困学勉行，谓之勇”,王应麟著《困学纪闻》。有些封建文人尚提倡或实践“困学”,我们比他们目光远大得多，更应当刻苦地向科学文化进军，最出色地完成我们的研究任务。

其次谈谈如何读《明史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体史书，一般堆砌资料，不厌其详，因之，也给读者造成一定困难。

《明史纪事本末》80卷，60万字，不需要全读，选读三分之二，40万字就可以了。这些篇目是卷一《太祖起兵》,卷二《平定东南》,卷三《太祖平汉》,卷四《太祖平吴》,卷八《北伐中原》,卷十《故元遗兵》,卷十二《太祖平滇》,卷十三《胡兰之狱》,卷十四《开国规模》,卷十九《开设贵州》,卷廿《设立三卫》,卷二十三《平山东盗》,卷廿四《河漕转运》,卷廿八《仁宣致治》,卷三十一《平浙闽盗》,卷三十二《土木之变》,卷三十三《景帝登极守御》,卷三十四《河决之患》,卷三十八《平郧阳盗》,卷三十九《平藤峡盗》,卷四十《兴复哈密》,卷四十一《平固原盗》,卷四十二《宏治君臣》,卷四十五《平河北盗》,卷四十六《平蜀盗》,卷五十四《严嵩用事》,卷五十五《沿海倭乱》,卷五十七《大同叛卒》,卷五十八《议复河套》,卷五十九《庚戌之变》,卷六十《俺达封贡》,卷六十一《江陵柄政》,卷六十二《援朝鲜》,卷六十三《平哮拜》,卷六十四《平杨应龙》,卷六十五《矿税之弊》,卷六十六《东林党议》,卷六十八《三案》,卷六十九《平奢安》,卷七十《平徐鸿儒》,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卷七十二《崇祯治乱》,卷七十三《修明历法》,卷七十五《中原群盗》,卷七十七《张献忠之乱》,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卷七十九《甲申之变》,其他篇只供翻阅。全书的“谷应泰曰”部分可以全读，其中典故甚多，对研究明史无大关系，故不必多在此下功夫。

《明史纪事本末》也有材料烦琐的通病，读时只需注意它的大处。

可以与《明史》,甚至《明实录》对照着读，它同《明史》许多地方有出入，知道即可，不必花力气去做考证。

复次，简单说几句《明通鉴》等书的读法，《明通鉴》的考证部分，只可附带一读，万不可受其引诱，陷入迷途不能自拔。《明实录》、《国榷》,只供查阅，不必细读。

冯尔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