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南方杂志社
作者：詹得雄（新华社《参考消息》原常务副总编辑）
世界上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各国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不断探索完善自己的制度
美国做事常常叫人看不懂，今年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竟然吵成了“一个生日，两场派对（party）”的局面。为了庆祝，10年前议会就建立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基金会”。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另外又成立了一个“自由250组织”，要由它来主办一切。它要求各州派彩车到首都来巡游，但是有好几个州公开声明不参加。
这次活动的基调，官方和主流媒体翻来覆去讲的是这么几句话：250年来，美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共和国，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自由的人民，拥有地球上最公正、最持久的宪法。但很多美国人不认同，表现冷淡，甚至发出完全相反的声音。
例如，美国作家马里奥·卡沃洛6月中旬在视频中公开说，中国是“全球最成功的社会和经济体”“中国走过的路是被检验过最正确的路”。近来赞扬中国的美国人不少，但像他这样从制度上来讲，还不多见。
这就不由得引起了对于制度、治理和文化的思考，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制度无疑是第一位的，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成不变的制度。事实上各国都有自己的制度。有了制度，也并非万事大吉，更重要的是治理。制度相同，有的治理得好，有的治理得差，这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文化水平密切相关。
30多年来，最早强调“西方制度决定一切”的莫过于美国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代表了西方在苏联瓦解后的一股霸气。他们急着要向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
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自己治理得很不争气。福山在2004年写道：“我在《历史的终结》中的原始论述严重低估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我曾假定各国只要举行自由选举，有效的治理就会自动随之而来，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根本性错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程序民主，却拙于治理，办不成事，其价值何在？于老百姓何益？
他在今年出版的《世界在走向何方》一书中，又指出了西方民主的致命病根是“否决政治”。政党恶斗，互相否定，结果一事无成。三权制约变成了三权扯皮，老百姓怎能满意？他以德国一个拖了很久的火车站为例说：“这座火车站至今仍未完工，否决政治这个问题似乎是现代民主政体特有的顽疾。”
知道了这些情况，就不难理解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作家为什么会讲那些话。我们在制定“十五五”规划时，西方有一种钦羡的舆论，惊讶中国为什么总能完成一个又一个5年规划，而为何西方就没有这种长期规划的能力？有人提出要抄中国的作业，也要制定长远规划，但怀疑者甚众，质疑即使制定了能执行到底吗？
新中国由贫变富，由弱变强，这是一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伟大探索。我们始终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断完善制度，提高治理能力，排除内外干扰，越走越好。在这个过程中，曾听到过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很快就被否定了。第二句话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总有人宣扬：“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其意思很清楚，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依附西方。我们的回答很坚定：既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有了今天这样大好的局面。
中国之所以能在花花世界面前保持清醒，跟自己的文化有很大关系。英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973年曾经说过：“中国人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需要。”其实中国文化并不神秘，常常体现在我们敬天（客观规律）爱人、向上向善的日常烟火之中，而正是这种习以为常，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事求是，这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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