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老人照顾将有“新外援”

在香港已婚且育有年幼子女的女性群体中，未聘用留宿外佣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只有45.6%，相反则近乎倍增至82.3%。随着当地人口急剧老化，外佣将如何在长者家居照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文｜《财经》记者 焦建 发自中国香港

编辑｜苏琦

为应对因人口急剧老化而衍生的长者照护需求，继“外籍家庭佣工（外佣）”制度在当地实行超过半个世纪后，中国香港特区一贯相对从严的劳动力引入政策又将出现新调整。

这一调整将以引入“外籍护老员”或更精准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形式体现。具体而言，中国香港将参照目前当地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且在雇主家中居住的外籍照顾员，以此较为精准满足照顾居家长者需要。

按照9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的政策路线，香港计划于明年开始试行这一新举措。与之相应的香港统计资料则显示，当地65岁及以上长者人数将从2019年的132万人增至2029年的207万人，期内长者占总人口比例则会由17.5%大幅上升至26.1%。

这一即将试行的制度，也被认为是香港大力推动的居家安老措施的支撑性手段。面对香港人口老龄化，香港多年来一直积极以“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为政策方针，规划及提供针对老人的社会福利设施和服务，促进居家安老。

这一照顾政策雏形可追溯至当地1977 年发布的《安老服务绿皮书》，发展至今则以前述优先支持长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安享晚年，但这也意味着主要照顾责任落在家庭成员肩上。相关数据显示，当地双老家庭连续九年上升，由2015年16.1万户增至2024年28.3万户，升幅达75.6%。

香港此前公布的一系列社会调查结果也显示，退休照顾者普遍陷入“以老护老”及“以老护残”的困境，一般为独力承担型的照顾者不易向外界求助。81%退休照顾者的照顾对象为长者，23%照顾长者的每周投入超过81小时照顾工作。

如不计外佣人数，当地长者人口到2046年将达到约274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6%。假设长者居于家庭住户的比例及其中的独居率不变，按人口增幅粗略估算，独居长者约36万意味着将接近2021年的两倍。

为应对类似的“以老护老”及独居老人增多带来的护老压力，在9月16日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香港为建设“乐龄社会”也提出多项目标，包括提升长者照顾服务容量、促进跨境养老、加强推广积极养老观、促进长者融入社区、支援长者就业、壮大银发产业主体与规模及完善银发服务标准等。

整体而言，香港将分为“老有所养”及“老有所为”两大方向优化安老政策。作为“外援”型的照顾者，香港如何引入外籍护老员制度仍存在较多待定细节。

例如，按照基础性规划，相关家居照顾员所获得的薪酬或高于香港目前外佣的最低工资，与之相应的，申请入职家居照顾员的外籍人士也需要在赴港前在原居地便已接受护老技能培训并通过考试资格，同时具备相关工作经验。

此外，外籍家居照顾员在引入初期或不设配额。亦有相关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称，中国香港日后或将不限制境外申请人同时就“外籍家庭佣工”及“外籍家居照顾员”两种工作递交申请，最终选择将由他们自行决定，而这一方式也被称为“两条队走”。

这也或将导致中国香港两大外部劳动力引入市场间出现竞合关系。从目前情况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或地区，既是目前中国香港引入较多外佣的来源地，也可能成为中国香港引入“外籍家居照顾员”的主要来源。

《财经》统计香港立法会关于外籍家庭佣工发展的一系列资料结果显示，1995年当地外佣数目为15.7万人，2016年增长至35.2万人，2019年数目曾达到近40万人高峰后曾大幅减少15%左右人数。随着疫情等因素消失，2024年香港外佣人数回升至37万人左右，约占当地劳动人口的十分之一。

外佣对香港经济的贡献较为多元。例如，面对人口急剧老化，近年来外佣肩负的照顾工作已由儿童延伸至长者。以家庭成员全为年满60岁的退休夫妇住户为例，他们中约有8.6%的住户于2023年聘有外佣，比例是1997年3.4%的2.5倍，聘有外佣的长者单人住户比例亦由3.0%上升近3倍至11.0%。

在两种工作可能存在基础报酬差异的情况下，引起相关业界人士关注的一个细节，则是这两种外来劳动力引入政策侧重点不同，已在港外佣或将不能转职成为家居照顾员。

以目前香港外佣工资制度为例，其采用的是政府规定最低工资加市场浮动上调的综合性机制，在疫情等导致供需失衡时主要由市场“随行就市”，在市场较为平稳时则主要以最低工资加提供住所及膳食形式。

香港目前的外佣最低工资标准包含每月5100港元的最低工资及免费膳食（或不少于每月1236元的膳食津贴），以及外佣自原居地到香港及于合约终止或届满时返回原居地的旅费。

部分香港已雇佣外佣家庭对此亦有一定关注。部分市民对《财经》指出，因外佣制度执行及落地较为成熟，目前外佣来港工作主要分“新雇”及“完约”两类，前者为没有在港工作经验的新合约，后者则意味着外佣在港已有一定生活经验，能较快投入下一份工作。从面试到新外佣来港，往往要经历数月的面试考核、核验资格及签约赴港等环节，外佣如直接转职成为家居照顾员，对雇主家庭而言则可能意味着较高的时间及金钱成本。如不能以更高工资吸引外佣继续工作，则面临谁来照顾年幼子女的选择。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23年的统计数字，在当地已婚且育有年幼子女的女性群体中，如她们没有聘用留宿外佣，其劳动市场参与率只有45.6%，相反则近乎倍增至82.3%。

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儿则对此公开表示，外籍照顾员须在原居地受训，需要关注如何确保符合来港要求、核实其资历和证书真伪等。此外，外籍家居照顾员薪酬比外佣高，可能令部分外佣离职并转投该工作，可能对不少香港家庭造成影响。

前述工资差异也可能给香港收入一般的老人造成压力。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认为，引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做法创新，但也应考虑长者负担能力，退休长者积蓄“与日俱减”或无力聘用照顾员，当局应考虑资助长者聘用外佣。

责编 | 杨明慧

题图来源｜焦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