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13年，给活猪灌水，给文强塞钱！重庆“肉霸”王天伦覆灭始末

2003年12月中旬，天还没亮透，重庆合川的生猪交易市场已经闹哄哄的了。几百头活猪挤在栏里，白汽从口鼻里一团一团喷出来，在冷空气里散开。

经营户潘桂生这天照旧赶早市，他手里压着一批收来的生猪，心里盘算的还是老规矩：自己收的猪，自己处置，赚的就是这份起早贪黑的辛苦差价。合川地方不大，做这行的谁不知道，这一片儿的猪，最好乖乖送去永红公司屠宰——那是王天伦、王东明兄弟俩的场子。但潘桂生没送，他做了一辈子本分买卖，未必觉得这条新规矩压得过老道理。

但是，几天之内，他就死了。

后来检方的起诉书对这场死亡有所描述——王东明“指使杨玉华、王洪伟等人‘教训’潘桂生”，潘桂生被殴打致死。

一个猪贩，因为不肯把生猪送进别人的屠宰场，被“教训”掉了性命，而下达指令的这一家，当时正在把生意做得更大：半年前的2003年7月，王天伦刚注册成立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即将从合川杀进重庆主城区。

在当时，谁也没有人想到，这桩沉底的命案，会在四年后掀起一场波及重庆警界高层的地震，又会在六年后把一个戴着政协委员头衔的亿万富翁送上被告席。

王天伦的人生起点，在重庆市合川区宝华镇龙门村。综合相关媒体在他案发后回访的报道，这个后来掌控了重庆猪肉市场半壁江山的男人，身高不足一米六，只有小学文化，不讲究穿着。

1983年，十七岁的王天伦开始经商，从此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猪肉。宝华镇的老邻居们向记者回忆，王天伦做生意很卖力，“披星戴月”，起早摸黑，“苦得不得了”。在同行最初的印象里，创业时期的他甚至算得上和蔼、讲诚信，常穿着脏旧的衣裤在集市上忙活，靠汗水攒下第一桶金。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农家子弟白手起家的标准剧本。1996年5月18日，王天伦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成立重庆永红食品有限公司，自任法定代表人，主营生猪屠宰。从这一刻起，剧本开始变味。

永红公司一开张，最为看重的不是销路，而是猪源——没有足够的猪进场，流水线就是一堆废铁。

法院的判决后来还原了王家的办法：为了保证猪源，王天伦安排弟弟王东明和王天平、李沧海等人守在合川的收购点上，凡是捂着猪不肯交给永红屠宰的经营户，等来的不是讨价还价，是拳头。判决书里那些冷冰冰的被害人代号——夏某某、黄某某——在当年的集市上，每挨一顿打就是替王家立的一则告示：猪，要交到永红来。

到1999年3月，王东明开始正式招兵买马，张应、杨玉华等人先后入伙，强迫交易、故意伤害、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开始有组织地批量发生。从猪栏到案板，合川的生猪收购市场就此换了主人。

2003年是关键的一年。

7月，今普食品注册成立，王天伦的触角伸向主城区的大渡口、九龙坡和高新区。12月，潘桂生命案发生。

潘桂生被殴打致死后，凶手没有立刻伏法，案子沉底之后，王天伦给垄断装上了一层现代企业制度的壳：安排王天平、王天秀等人“巡查”主城农贸市场，案板上只许卖今普的肉，谁敢不从，巡查组就威胁、就动手；据权威媒体报道，他甚至以支付工资为名，把渝州交易城物管部主任刘朝忠收入彀中，借职务之便锁死整座交易城的猪肉渠道。一家公司的“市场管理部”，就这样成了一台覆盖收购、屠宰、批发、零售的暴力收租机器。

这台机器最来钱的秘密，藏在屠宰之前。庭审中，公诉人披露：工人们在屠宰前用高压枪、大水枪给活猪注水，一头猪灌进几十斤乃至上百斤自来水，转头按肉价卖出。生猪由于灌水太多，当场胀死在屠宰线上，是常有的事。

耐人寻味的是法庭上出现的另一组数字。王天伦的辩护律师辩称，仅凭几名被告人的供述不足以证明注水；2008年到2009年间，渝州交易城农贸市场的客户曾6次向12315举报病死猪肉或注水肉，“但是工商部门查了5次，并没发现此情况”。

这句话原本是用来辩护的，落在旁人耳朵里却是另一个意思——原来民间早就嗅到肉不对劲，一次次举报，却一次次查无实据。

一头头猪被活活胀死，和六次石沉大海的举报电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在绝对的垄断面前，连消费者的舌头和举报热线都会失灵。

而在这个过程中，王天伦本人正在加冕。据媒体报道，他曾致信有关方面建言“放心肉工程”，希望获得扶持与定点屠宰资格；这个极富吸引力的建言为他换来了市领导的重视，也开启了他此后六年扶摇直上的“红顶之旅”。

重庆众多猪肉商们后来流传着一句话：“可以这么说，政府的扶植，成就了王天伦与重庆今普。”2004年前后，重庆主城区屠宰场从108家压缩到8家，定点屠宰的闸门落下，站在闸门内侧的王天伦顺势做大。

2006年，今普进入重庆市各大中小学食堂，成为“放心肉供货企业”；媒体称其成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之一，年产值达30亿至40亿元。王天伦本人戴上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的头衔，成了镁光灯下的“爱心企业家”，收获过“一个带来放心肉的人”的称誉。

光环的另一面，是资本登门：2008年9月，在重庆市政府有关方面的牵线下，上海梅林以八千多万元受让今普51%的股权。一家上市公司做完尽职调查，与这位政协委员郑重握手。只是那份合同里看不到屠宰线上被胀死的猪，也看不到2003年冬天那个沉底的命案。

事实上，从2004年起，王天伦就没有真正脱离过官方视野。财新网当年的报道留下了一条令人窒息的时间线：2004年11月5日，群众举报王天伦涉黑团伙活动猖狂；11月17日，时任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作出批示，要求“汇总信息，广开渠道，及时查证惩处”；此后，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总队长、主管打黑的副总队长也先后批示，要求严处并上报结果。再往后，2005年、2007年、2009年，公安机关不断收到关于王天伦的举报和信访材料。

有批示，有举报，有受害人——那几年为什么立不了案？面对“2004年至2007年是谁在保护王天伦”的疑问，公诉人当庭给出的解释是：涉黑案件复杂，搜集证据较难，需要长期侦查，因此当时并未马上立案。采访庭审的记者把这个回答原样记下，又替公众补了一句追问：从2004年开始，这个案子不缺举报人，不缺受害人，甚至不缺现场。缺的是什么，不言自明。

2007年9月，潘桂生的命案终于东窗事发，王洪伟等人落网。接下来这一段，是王天伦案里最像小说的部分。

中新网的庭审报道记录了这笔“消灾账”的完整链条：9月中旬的一天，王天伦找到重庆劲力酒店董事长李劲松，出资50万元，请李托关系“了解”此案；李劲松找到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拜托他约文强。

之后的一天晚上，李劲松在渝北区加州的一家餐馆里，把20万元现金交给了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又把10万元送给了黄代强。50万元的本钱，一顿饭，一条人命的价钱就此谈定。

文强收钱之后，向刑警总队的高层和办案警员施加影响，一支队正在侦办的案子被移交到黄代强分管的三支队；黄代强不组织侦查，中断侦查活动。结果是：已经落网、已经做出有罪供述的王洪伟、张应等人，最终仍被取保候审。白纸黑字的供述，敌不过一份来自系统内部的移交决定。

经济观察网的报道还显示，检方证据中，除文强、黄代强外，王天伦通过中间人向另外5名警察行贿共计22万元。这条22万元的行贿链里，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刑警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肖英，他收到中间人转来的2万元后，立即向单位汇报，把钱上缴了。同一个系统里，有人收钱压案，有人收钱上缴，一黑一白，只隔一层窗户纸。

2009年6月，重庆打黑风暴骤起，43岁的王天伦应声落网。半年后，12月8日至1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连续四天公开审理此案，23名被告人同庭，检方举示的证据多达141册。

这四天里，王天伦给所有在场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几乎全部指控态度强硬、拒不认罪；但在最后陈述前，他向辩护人席、审判席、公诉人席和旁听席深深鞠躬，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进大城市“淘金”，白手起家办起永红、今普；他还特意提到，2007年猪肉价格高涨时，他曾拿出资金解决部分困难群众的吃肉问题，“对社会也有一些贡献”。

这些话半是真情，半是策略——街坊邻里记忆里那个披星戴月的勤快人，和起诉书里的“猪霸”，确实是同一个人的两张面孔。

面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他十余次反复申辩同一个意思：2004年主城屠宰场从108家压到8家，是把猪肉的经营权交给了少数定点屠宰商，“是政府给了我垄断的地位”，“我担负了政府给我的权利”。

他甚至说：做大了，就说我是垄断、是黑社会；做不好，又会说我对不起政府的扶植。这番话把庭审拖进了一个更尴尬的区域——他的獠牙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定点屠宰的闸门、倾斜的政策、一路的扶持，都是他獠牙上的镀层。

当公诉人追问那笔八千多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为何不用于偿还今普近亿元银行贷款时，王天伦默认了钱进了自己和弟弟的腰包，只淡淡辩了一句：那是今普土地升值的钱。

重庆坊间对这桩案子的议论，比法庭上更直白。中国青年报在庭审报道里直接使用的称呼是“坊间称为‘重庆猪霸’”——猪霸、肉霸、屠夫，这些绰号从来不是媒体发明的，是集市上一口口传出来的。

同行蒋成玉受访时的一番话，道出了很多人对暴力的另一种理解：王天伦采取暴力手段垄断市场，“并不出乎同行们的预料”，甚至“假如再给王天伦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或许还会选择使用暴力”。

在不少屠宰业同行看来，王天伦是一个被政策和杠杆一起吹起来的“泡沫”：当年他举债一亿多建起今普，屠宰行业回本缓慢，巨额投资压得他喘不过气，而卸下包袱的唯一办法，就是绝对垄断收购和销售两端——暴力不是他性格里的偶然，是这套生意模式里的必然。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这个案子当作标本，透过它窥探那些年重庆的“高肉价之谜”：猪肉垄断作为一种资源垄断只是表象，有评论直言，其背后潜伏着决定性的权力垄断——没有一支会被20万元拨动的办案队伍，再凶的“猪霸”也只是一头没牙的肥猪。而在普通市民的记忆里，拼出的是另一幅图景：肉注水了，大家都知道，就是没人管。

2009年12月30日，一审宣判。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记录了审判庭里那串漫长的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行贿罪，八宗罪数罪并罚，王天伦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元。

同案23人中，唐友彬被判死缓，彭刚被判无期，其余20人获刑一年至二十年。

审判长汤伟专门解释了这一亿元：该组织十余年间聚敛钱财逾亿元，判处亿元罚金并没收其聚敛的财产，就是要铲除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换块招牌东山再起。

2010年2月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案子的余震远超法庭。

文强在2009年10月10日就本案所作的证言，是整个重庆打黑系列审判中第一份在法庭上出示的文强证言；这份证言后来在文强受贿案的判决里落了印——那20万元被法院正式认定。2010年7月，文强被执行死刑。

当年下令“教训”潘桂生的王东明，后来另案受审，被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等八宗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一千万元。

当年走出看守所大门的王洪伟们，重新戴上了手铐。

连上海梅林也在第一时间变脸：王天伦被捕次月，它即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据第一财经报道，此后的判决与公告里，这家公司一路追讨数千万元，直到2012年，公告栏里还挂着追讨盈利预测补偿的数字。锦上添花时称兄道弟，大厦倾覆时寸土必争——资本的记性，向来比江湖好。

从1983年宝华镇那个披星戴月的少年肉贩，到2009年被告席上听八宗罪名一一念出的死缓犯，王天伦走了二十六年。

这二十六年里，他给活猪注过水，给人命标过价：一头猪灌进上百斤自来水，一个猪贩的命经由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层层转手，变成了一张取保候审决定书。而民间其实一直醒着——六次12315举报、五次查无实据的检查、集市上越传越响的“猪霸”绰号，都在等一个能压住保护伞的时机。

从2009年重庆这场风暴，到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再到转入常态化以来的“打伞破网、打财断血”，王天伦案成了最早的写照之一：垄断若不受约束，会长出暴力；暴力若买得到庇护，会喂出“猪霸”；而终结这一切的，只能是把伞和网连根拔掉的制度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