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11月14日凌晨，浙江外海，高岛观通站的雷达兵盯着荧光屏上的亮点，忽然报出一句：“发现大型目标，航向六十二度，速度十二节。”这一刻，华东军区海军等待了多日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海面上的四艘鱼雷快艇，没有高大的舰身，也没有厚重装甲。每艘排水量仅二十多吨，主要武器只有两具四百五十毫米鱼雷发射管。它们真正倚仗的，是高速、隐蔽和突然性。
对面的“太平”号却完全不同。该舰排水量约一千四百三十吨，装备多种口径火炮，舰体和火力都远胜鱼雷艇。国民党海军把它视为主力舰，频繁出没于温州湾、台州湾和三门湾一带，承担巡逻、封锁与威慑任务。
那时，台湾当局依靠海空军优势，仍在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面。新中国海军成立不久，舰艇数量、训练水平和作战经验都不能与对手硬碰硬。要完成一次有效打击，不能比吨位，只能比判断、比胆量，更要比谁能把对手引入预设的陷阱。
毛泽东看到敌情报告后，要求华东军区海军寻找机会，打击敌方中型以上军舰。命令传到司令员陶勇手中，压力并不小。陶勇长期在陆军部队任职，转入海军后，一直在摸索如何把陆地作战中的突然性，转化为海上的战术优势。
一次研究作战方案时，副司令员彭德清提出，能不能设法伏击敌舰。陶勇起初认为海上无处藏兵，随后却突然意识到，鱼雷快艇本身就是最适合海上伏击的武器。
“敌舰大，目标也大；我们的艇小，反而容易藏住。”陶勇说。
这句话，成了作战思路的转折点。华东军区海军随即组织岸上、海上两套指挥体系，由观通站负责搜索和引导，鱼雷艇编队负责接敌和发射。计划看似简单，真正执行却需要极高的协同能力。
有意思的是，陶勇并没有急着让快艇单独出海搜索，而是利用大型舰艇掩护小艇。10月31日晚，几艘护卫舰在高岛附近进行巡航，舰艇舷侧拖带着鱼雷快艇。由于雷达只能看到较大的舰体，加上航向和距离的巧合，敌方观测人员没有察觉异常。
护卫舰完成巡航后，鱼雷艇悄悄脱离，隐蔽停在高岛附近海域。155号、156号、157号和158号艇，就这样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等待那艘被台湾方面寄予厚望的“太平”号。
11月3日，目标一度进入预定海区。可是海况突然恶化，风浪超过鱼雷发射条件，艇队只得放弃攻击。小艇空间狭窄，人员无法舒展身体，官兵们在海上连续坚守，忍受寒冷、饥饿与疲劳。十多天的等待，考验的不只是体力，还有每个人的神经。
11月14日零时5分，雷达终于捕捉到目标。确认是“太平”号后，作战命令立即下达。四艘快艇分成梯队，借助岸上雷达指引，从不同方向高速逼近敌舰。
战斗过程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案展开。155号和156号在接敌时形成距离差，157号插入两艇之间，四艇无法同时齐射。但海上战机转瞬即逝，指挥员没有犹豫，随即下令分批发射鱼雷。
1时35分30秒，155号艇首先发射两枚鱼雷。随后，157号、156号和158号相继完成攻击。八枚鱼雷划入黑暗海面，快艇立刻转向撤离。几秒钟后，远处传来沉闷爆响，水柱冲起，浓烟遮住了“太平”号的舰桥。
命中敌舰的是158号发射的一枚鱼雷。爆炸在舰体右舷撕开缺口，海水迅速灌入，舰艇失去机动能力。由于事发突然，舰上人员一度误以为遭到空袭，炮火竟朝天空猛烈射击，错过了有效反击机会。
“太平”号随后发报求援。凌晨3时，大陈岛方向赶来三艘军舰，试图拖带受损舰艇返航。可是进水越来越严重，拖带行动无法维持。7时15分，拖缆被迫砍断；7时42分，“太平”号沉没在距高岛约18海里的海域。
这次战斗中，四艘鱼雷快艇没有一艘受损，却击沉了吨位远超自身数十倍的军舰。对华东军区海军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战果，更证明了小型高速艇在近海突击中的价值。台湾方面随后连续召开紧急会议，蒋介石获悉“太平”号沉没后受到沉重打击，身体不适并住院治疗。
多年以后，曾经参加这场战斗的158号鱼雷快艇退役，并被收藏陈列。它没有留下庞大的舰身，却把那场夜袭中最关键的几个字保留了下来：隐蔽接敌，突然出击，击中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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