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9月3日，重庆街头人群涌动，报童挥着报纸奔走相告。许多人并不知道，战争结束的消息早在半个月前就已传出；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一天后来会被固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几个相邻的日期，背后对应的却是不同历史环节。
8月15日，是日本民众听到天皇广播的日子。裕仁天皇以广播形式宣读《终战诏书》，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由此传遍世界。对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民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街巷里的欢呼，也从这一天开始出现。
但广播不是签约，宣布结束战争，也不等同于完成正式投降手续。
日本政府在8月14日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裕仁天皇的诏书录音也在这一天完成。由于当时的传播条件有限，正式播音安排在8月15日中午。诏书使用的是典型的宫廷公文语言，里面没有直接使用通俗意义上的“战败”二字，而是以“收拾时局”“忍难克己”等说法解释停战决定。
这种措辞并非偶然。日本统治集团希望保留天皇体制的权威，也试图把战争责任说成迫不得已的选择。诏书提到原子弹和苏联参战，却没有正面说明日本对亚洲各国发动侵略的责任，更没有完整交代中国军民长期抵抗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诏书中还说“自交战以来，四年有余”。若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算起，全面抗战已经持续八年；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人民的抗战更长达十四年。日本方面刻意缩短战争时间，实际是在回避九一八事变，也在淡化中国作为主要战场和重要战胜国的地位。
“这算不算真正投降？”当时不少人都产生过这样的疑问。
答案要等到9月2日才完整呈现。当天上午，日本代表团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签字，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军方签字。随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以及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代表相继签名。
中国代表是徐永昌上将。他在盟国代表中较早签下姓名，这个动作所承载的分量，并不只是仪式意义。中国作为长期抗击日本侵略的国家，终于以战胜国身份出现在受降文书上。至此，日本投降才完成了具有国际法律意义的正式手续。
那么，既然8月15日是广播宣布，9月2日是签署文书，为何纪念日偏偏落在9月3日？
关键在于消息传入中国社会的时间。1945年9月2日的签字仪式发生在东京湾，国内普通民众无法即时获知。那时广播设备并不普及，报纸仍是多数人获取重大消息的重要渠道。正式消息经过传递、核实和排版后，许多地区是在9月3日才广泛刊登并组织庆祝。
当时的庆祝活动也并非只安排一天。国民政府将9月3日前后列为庆祝抗战胜利的时间，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以9月3日为标志的公共记忆。换句话说，8月15日更接近“日本宣布接受投降”，9月2日对应“国际签署投降书”，9月3日则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知悉并举行纪念的日子。
这一日期并不是后来临时拼凑出来的。1946年，国民政府已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明确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此后，相关规定几经调整，但日期一直保留下来。1999年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时，9月3日再次得到确认。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日期仍为9月3日。
三个日期，分别对应广播、签字和社会纪念。它们并不互相冲突，也不是简单的日期更换。8月15日记录了日本宣布停止战争，9月2日确认了投降文书的签署，9月3日则承接了中国社会正式获悉胜利消息后的纪念传统。这个日期的形成，正是战争结束从宫廷诏书走向国际文书，再进入普通民众生活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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