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昆明五华山，云南省主席卢汉刚从重庆返回，随行人员中多了几位中央特务系统要员。飞机落地后，他面对的已不是普通的地方事务，而是一场逼近城门的政治危局。
蒋介石对云南始终存有戒心。此前，避居香港的龙云公开劝卢汉顺应大势，这封信传到南京方面后，立刻被视作严重信号。第八军、第26军以及贵州方向的部队陆续向昆明靠拢，兵力超过六万人。
卢汉手中的云南保安部队，装备和训练都难与中央军相比。昆明看似平静，实则已被军事压力层层包围。更棘手的是，蒋介石还发来命令，要求卢汉前往重庆“当面汇报”。
这一趟重庆之行，卢汉心里明白，去，可能被扣留；不去，则会给对方直接动手的借口。临行前，他曾对身边人交代：“三天没有消息，就按原定办法办。”这句话没有留下多少回旋余地，也说明他已在为最坏的结果作准备。
9月5日，卢汉抵达重庆，在林园见到蒋介石。蒋介石提出扩编云南保安部队、拨款整顿等条件，换取卢汉回昆明执行“整肃”。卢汉表面应承，9月8日返回昆明时，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等人一同抵达，名义上协助工作，实际承担监视和督办任务。
9月9日晚，昆明突然戒严。军警根据事先掌握的名单，进入报社、学校和一些社会机构，逮捕记者、编辑、学生及商界人士。后来人们称之为“九九整肃”。被捕者达到数百人，具体数字在不同材料中略有差异，但这场行动造成的震动极大。
卢汉签过部分逮捕命令，却迟迟不肯在处决名单上落笔。特务方面催得很紧，他便以“案情复杂，仍需核查”为由拖延。这里面有政治算计，也有现实判断：一旦大规模杀人，云南地方势力、知识界和普通民众都会彻底倒向他的对立面。
10月下旬，重庆方面发来八字电文：“情有可原，罪无可逭。”意思是情节可以体谅，但罪责不能逃脱，实际要求十分明确。卢汉不敢公开抗命，却也不愿成为屠杀的执行者，于是连夜去见滇军元老李根源。
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在云南军政界资望很深。据相关回忆，卢汉把电文抄件交给他后，李根源没有改动文字，只在断句处做了文章，将原来的强硬语气解释成“情有可原？罪无可逭！”他对卢汉说：“先按这个意思缓一缓，能拖一天是一天。”
这个细节未必能单独改变局势，却给卢汉争取了宝贵时间。11月，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到昆明处理后方事务。卢汉借宴请之机，请云南籍元老周钟岳替被捕人员说情。周钟岳指出，被捕者中有不少青年学生，若处置过重，势必引起民众不满。
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矛盾已深，当然愿意借此显示自己的宽厚。听完劝说后，他表示可以酌情释放。卢汉抓住这句话，立即安排办理。从11月底到12月初，被关押近三个月的数百人分批获释。那道尚未执行的处决命令，终于失去了落地的机会。
人放出来了，昆明的危险却没有消失。蒋介石得知后，对卢汉更加不信任，第八军和第26军继续向昆明周边移动，特务也加紧监视。卢汉一面维持表面上的应酬，一面把可靠部队调入城内，控制城门、机场和要害位置。
12月9日，行政院长张群抵达昆明。当晚，卢汉在住宅设宴，邀请李弥、余程万等军政要员出席。席间他借故离开，埋伏的警卫随即控制会场。随后，卢汉登上五华山光复楼，正式宣布云南起义。
中央军很快向昆明发动进攻。12月16日至21日，起义部队与城内军民连续作战，守住了昆明的关键阵地。随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先头部队逼近，进攻部队担心陷入夹击，最终向南撤退。
起义后，卢汉将云南保密系统掌握的人员名册和档案移交有关方面。至于那张被重新断句的电文，它没有改变一支军队的进退，却在最危险的关头，让数百名被捕者多等来了一个获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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