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月，江西玉山、怀玉山一带，红十军团主力被重兵压缩在山地之中。粟裕担任参谋长不久，面对的不是普通撤退，而是一场关系数百名红军伤员生死的突围行动。
当时，能够行动的部队只剩八百多人，还带着三百多名伤员。山路被封，敌军层层搜索，伤员无法快走，部队也不能大规模交火。粟裕与政治部主任刘英商量后，决定利用夜色和山地地形分路穿插，把掩护、行军、转移伤员几件事同时推进。
这次行动十分凶险。突围部队既要甩开追兵，又不能丢下伤员。粟裕后来形成的指挥风格，在这次行动中已经显出雏形：不贪恋一处得失，先保存骨干，再寻找新的落脚点。经过连续转移，部队终于将三百多名伤员送到闽浙赣军区后方医院。
突围成功，并不等于脱离险境。
上级很快作出决定，要求这支部队向浙江境内发展，组建一支挺进队。原因很现实：浙西南山地广阔，敌军控制相对薄弱，适合小部队隐蔽活动；与此同时，闽浙赣各地仍承受着巨大压力，向敌后伸出一支力量，能够牵制部分敌军。
此时部队只剩四百多人，粮食不足，弹药更为紧张。迫击炮没有炮弹，机枪缺少子弹，真正能够依靠的，主要还是手中的步枪。浙江并非无人防守，所谓薄弱，只是敌军部署不够严密，绝不是可以轻松通过的地方。
粟裕和刘英没有把困难停留在请示上，而是着手整编部队。1935年春，挺进师逐步建立，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部队进入浙西南途中遭遇战斗，伤亡一度超过百人，形势相当紧迫。
闽浙赣军区随后补充了一个团，行军途中又吸收了一批原红七军团旧部，人数约一百五十人。力量得到补充后，挺进师在浙西南站稳脚跟，依靠山区开展游击，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活动区域。
这支部队能够生存下来，靠的不只是军事指挥，也离不开一批干部在后方、地方和基层的苦撑。
谢文清负责没收委员会工作，实际承担着筹措经费、组织供给的重要任务。他在游击区建立补给基地，尽量解决部队的粮食、药品和服装问题。1937年敌军加紧进攻时，他带队转移并另建游击据点，直到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前后仍在坚持。后来他曾被捕，获释归队后主要从事地方和医疗方面的工作。
杨干凡担任地方工作团团长。挺进师主力转移后，他仍带队留在当地，坚持发动群众、保存力量。1937年敌军大举搜剿期间，他率第二纵队作战，在凤凰山宿营时遭到突然袭击，牺牲于突围战斗中。
王蕴瑞是挺进师参谋长，后来担任浙西南军分区司令员。长期游击使他积劳成疾，最终不得不离开山地养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重新回到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有意思的是，干部的结局并不相同。第三纵队政委方志富长期在杭江铁路沿线活动，牵制敌军运输和联络。主力转移后，敌军集中兵力围攻，他率少数部队在龙泉茶园被包围，战斗到最后仍未投降，最终牺牲。
第一纵队政委杨金山也经历了类似困境。部队突围后，他原本准备寻找当地游击力量会合，却始终没有取得联系。队伍被迫分散，他带领一部在缙云玉环岭作战时牺牲，年仅二十七岁。
供给部长刘达云曾与第一纵队共同开辟根据地。敌军加紧进攻后，他一度带队转移，但在连续困境中产生动摇，后来擅自离开队伍，回到故乡生活。革命队伍中的选择，从来不只是口号，也包含长期饥饿、疾病、追捕和死亡压力。
卫生部长张友昆则守住了另一条战线。他不仅为游击队员治病，还带领医务人员深入村庄，为群众诊疗，并培养基层医务力量。后来他离开游击区回乡行医，新中国成立后调入赣州医疗系统工作。
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兼特派员张文碧，始终没有离开队伍。转战浙南后，他又担任第二纵队政委，在瑞安西部山区坚持斗争。新四军成立后，他继续参加抗日战争，后来担任第三野战军部队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怀玉山突围留下的，不只是一场成功的军事行动。粟裕、刘英带出的这批干部，有人在战斗中牺牲，有人因疾病退出一线，有人经受住了长期考验，也有人在压力下离开。挺进师后来能够在浙西南站住脚，正是这些不同岗位上的人共同支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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