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2月，豫皖苏边区陈官庄一带，华东野战军司令粟裕盯着地图，面对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没有急着下令总攻，反而问起了后方：“缴获和筹集的猪，能不能送到前沿？”
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出人意料。战场上，双方正处于生死关头，解放军为何要把肥猪送给对手？答案不在猪肉本身，而在包围圈里的粮食、士气和人心。
淮海战役打到这个阶段，国民党军已经接连失去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于1948年11月下旬在碾庄地区被歼灭，黄维兵团则被围于双堆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原本奉命南下，企图解救黄维，却很快发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华野预设的战场。
杜聿明并非没有察觉危险。他曾判断，继续向南可能遭到围歼，向东撤退或许还能保存主力。然而蒋介石多次催促，要求他配合李延年兵团夹击解放军，打通救援黄维的道路。军令压下来，杜聿明只能前进。
有意思的是，解放军并没有简单追着敌军猛打，而是不断调动、分割和迟滞，使杜聿明集团在运动中逐渐失去方向。到12月上旬，邱清泉、李弥等部被压缩在陈官庄、青龙集附近，20万左右的部队挤在有限区域内，突围通道越来越窄。
包围刚形成时，杜聿明集团仍有飞机、大炮和完整的建制，不能把它看成一支毫无战斗力的军队。邱清泉部战斗力较强，李弥部也有较多机械化装备。华野若强攻，必然要付出不小代价。因此，粟裕选择了另一种办法：围而不急攻，打击其补给，瓦解其信心。
陈官庄一带正值严冬。村民大多转移，附近粮食有限，国民党军原有储备很快消耗。蒋介石曾派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但随着包围圈缩小、天气恶化，空投越来越不准确，许多物资落到了华野阵地一侧。
这时，前线有人主张把这些物资全部扣下。粟裕却作出安排：距离敌阵较近的，允许对方派人来取；落在较远处的，由解放军设法送过去。
这不是单纯的“发善心”，而是一种有明确目标的政治攻势。解放军要让被围官兵看到，自己并非无路可走。只要放下武器，就有饭吃，有伤病救治，也不会遭到虐待。
宣传单随空投物资落入敌军阵地，扩音器反复喊话。华野还把缴获或筹集到的牲畜、粮食送到前沿，其中包括几头肥猪。猪肉的诱惑只是表面，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强烈反差：解放军后方民工源源不断运粮，阵地上能吃到热饭；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士兵却开始缺粮缺柴。
“他们那边还能吃肉，我们连稀饭都喝不上。”一些士兵私下议论。
这种话一旦传开，影响远比炮弹更快。部队开始杀骡马充饥，挖野菜、剥树皮，甚至拆民房取柴。饥饿使体力迅速下降，长时间蹲守的士兵连步枪都感到沉重。更麻烦的是，军官无法保证补给，士兵也看不到援军，原本依靠命令维持的纪律开始松动。
杜聿明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不同方案，认为继续固守、争取时间，未必不是办法；贸然突围，损失可能更大。但在徐州失守、黄维被歼后，外部援军始终没有出现，空投也难以维持，所谓“坚守待援”渐渐成了空话。
粟裕抓住的正是这个变化。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几头猪上，而是把军事包围、物资控制、宣传喊话和优待俘虏结合起来。猪肉让饥饿的士兵看到了具体利益，宣传单告诉他们投降后的处置，解放军的纪律则使这些话具有可信度。
投降者逐渐增加。有人趁夜越过战壕，也有人携带伤员前来。国民党军内部甚至出现了“只要不带武器，愿意走就让他走”的消极态度。李弥部的基层控制力明显下降，邱清泉则仍试图维持抵抗。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经过数日激战，杜聿明集团防线全面崩溃。邱清泉战死，李弥化装突围后逃脱，杜聿明于1月10日在陈官庄附近被俘。至此，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结束，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主力被消灭。
所以，“送大肥猪”并不是战场上的奇闻，而是淮海战役中攻心、攻势与后勤较量的一个细节。真正推动包围圈崩塌的，是失去补给后的饥饿，是援军迟迟不到的绝望，也是解放军将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后的连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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