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韬覆灭碾庄后,刘镇湘懊悔无比:都怪自己太狂,害了七兵团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碾庄圩的土圩、水壕和地堡,把黄百韬第七兵团死死钉在了那里。
按黄百韬原先的心思,这地方不能久停。可偏偏有人力主不走。这个人,就是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
他后来认下的那笔账,就落在“太狂”两个字上。
事情得从新安镇说起。徐州方面下令各路兵团向徐州靠拢,黄百韬本来也该快走,可刘峙连发急电,要他在新安镇等四十四军、一〇〇军到齐,再一道西撤。
这三天,误得太凶。黄百韬已经从电台动静里觉出不对,知道华野在大调动,走慢了就可能被截住。
可军令压着,他只能等。等来等去,等到部队准备过运河时,又撞上一件要命的事:河上桥少,部队挤成一团,过得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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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代价。
华野的追兵很快贴上来。第七兵团后卫首先交火,窑湾方向的六十三军也被盯上。到十一月九日前后,黄百韬主力虽然过了河,局面却已经变了:前面是碾庄,后面是追兵,左右都是缺口。
黄百韬不是不知道危险,他恰恰是知道危险,才一到碾庄就想继续走。
可碾庄这个地方,又太像一个诱人的陷阱。
这一带常年受运河水患影响,百姓盖房,地基垫得高高低低;房台之间,留下弯弯曲曲的沟壑、池塘和草洼。李弥部先前驻防时,又顺着这些地势修了工事,交通壕、火力点、地堡、鹿砦,已经有了个大样子。
刘镇湘的六十四军先到一步。他到了碾庄,马上下令修筑阵地。等黄百韬兵团部赶来,阵地已初步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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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刘镇湘的主张就硬了。他不愿再走。
他摆出的理由,看上去也并不轻。
第一,六十四军建制较完整,先前过河时没吃大亏,现在靠着现成工事守一守,比在野地里边走边打稳当得多。第二,六十三军还在窑湾方向没脱出来,要是主力先走,等于把自己人甩在后头。
问题也正在这里。六十三军和六十四军,本就同属广东系统,渊源很深。刘镇湘心里那杆秤,明显偏向了这支“自己人”。
他不光想等,还觉得能打。
在他眼里,碾庄不是绝地,倒像一块能凭坚固守、等援反击的硬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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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判断,后来成了整件事最重的一笔。
黄百韬并非不想走。他手下不少人也主张赶快离开,免得被围在这片土圩和水网之间。可黄百韬还有一层难处:他本就不是嫡系,若在这个节骨眼上丢下六十三军,日后这笔账,谁都能往他头上记。
他没有退路。
十一月九日以后,华野各部加速合围。四、六、八、九等纵队陆续压上来,外围据点一层层被剥掉,窑湾方向的六十三军也很快陷入覆没。
刘镇湘当初要等的那支部队,没有等回来。碾庄周围,倒是越收越紧。
可这时,想走也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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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攻坚打得极狠。碾庄的土圩、水壕和交叉火力,确实让战斗变得异常艰苦。十一月十九日晚,总攻发起。夜里,爆破声、机枪声、喊杀声一阵压一阵,围墙、壕沟、火力点,被一处一处撕开。
到了次日拂晓,攻击部队已突入庄内。黄百韬兵团部所在院落,也被压住了。
他原以为是凭险固守,打到最后,反倒是把第七兵团困成了一口合拢的井。
黄百韬最终毙命,兵团覆灭。六十四军也没能撑住。刘镇湘被俘时,再回看先前那一步,才知道自己把仗看简单了,把华野的攻坚本事看轻了,也把碾庄这块阵地看得太神了。
他懊悔的,不只是没走成。
更是那股劲。那股觉得“有工事就能扛住”“等一等还来得及”“打痛对手再撤也不晚”的劲。说到底,就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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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狂,不是拍桌子的狂,也不是喊口号的狂。
是临战判断里那一下偏硬了,是撤与守之间,偏偏把最险的一条路当成了最稳的一条路。
而战争最怕的,往往就是这一念之差。前头在新安镇磨了三天,后头在碾庄又停了一脚,两下叠在一起,第七兵团再想脱身,就几乎没门了。
刘镇湘后来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到底,就是认了这一脚停错了地方。
十一月的碾庄,土圩还在,壕沟还在,断墙也还在。只是那支号称主力的第七兵团,再也走不出去了。
到最后,留下来的不是那套工事,也不是那点侥幸,而是一个被围困的兵团,一位倒下的司令官,和一个军长在俘虏群里低下去的头——都怪自己太狂,害了七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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