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宣布了一项针对南非的签证限制新政策。这一次,华盛顿没有加征关税,也没有直接制裁企业,而是把限制措施指向了个人。
一张签证能有多大影响?对于在南非经营的600多家美国企业来说,这个问题突然变得现实起来。
美国管的是谁能进入美国,南非管的是企业如何在本国经营,当两套规则同时落到企业管理层身上,原本属于南美国内政治的问题,就有可能逐步演变为跨国公司的合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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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轮风波的核心,藏在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政策范围里。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9月15日宣布,对参与南非相关政策的外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涉及的行为包括“基于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无偿征收土地的威胁”以及“煽动种族暴力”。美国援引的是《移民与国籍法》第212条(a)(3)(C),该条款允许国务卿以可能产生严重外交政策后果为由,认定外国人不得入境。
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制定政策”,还有“实施政策”和“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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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美南之间出现外交摩擦,承受压力的首先是政府部门和外交官。一旦“实施政策的人”也进入范围,边界就明显向下延伸了。
南非政府官员当然可能首当其冲,但企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人力资源负责人以及其他实际执行相关制度的人,会不会在未来进入美国的审查范围,目前并没有明确答案。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清楚。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声明并没有直接写明B-BBEE——也就是南非“广泛黑人经济赋权”制度,更没有宣布只要一家企业执行B-BBEE,其董事和CEO就会自动被禁止进入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完全当作没看见。美方使用的“基于种族的歧视”这一概念,本身就留下了相当大的政策解释空间,而南非恰恰存在一整套明确涉及种族分类、就业结构和经济转型的制度。
美方最终会把这条线画在哪里,目前尚无定论。换句话说,美方现在还没有直接把南非企业推到墙角,但已经把一根新的红线摆到了桌面上,只是这根线究竟划到什么位置,目前谁也说不准。
如果不了解南非的历史,很容易把这场争议简单理解为“美国反对种族政策,南非坚持种族政策”,但事情实际上要复杂得多。
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后,长期面对一个现实:政治权利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财富、企业所有权、管理层结构和就业机会并没有同步完成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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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南非陆续建立了就业公平制度以及B-BBEE体系,希望通过所有权、管理层、员工培训、供应商发展等方式,提高黑人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
南非贸易、工业和竞争部直到今年9月17日仍公开强调,B-BBEE是其推动经济包容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
就业领域的要求也在进一步落地。南非《就业公平修正法》已经进入新的执行周期,雇员达到50人及以上的指定雇主,需要制定自己的就业公平计划,并朝政府公布的18个行业五年期目标推进。
2026年是新体系开始正式评估的第一年,企业完成情况不仅涉及监管检查,就业公平合规证明还与部分政府合同资格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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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很多企业并不是想简单地在政治上选边站,而是在面对南非真实存在的经营规则。
一家在约翰内斯堡设厂、雇了数百名员工的跨国公司,不能因为美国国内正在重新审视种族和多元化政策,就直接无视南非的劳动和就业法规。
反过来,如果美国未来进一步明确,把某些南非政策的企业执行者也认定为参与“种族歧视”,跨国公司管理层又不得不考虑美国方面的风险。
这就形成了两套规则并行的局面。一套规则要求企业按照南非法律和转型政策经营;另一套正在形成的美国规则则意味着,如果实施的政策被华盛顿认定触碰美国外交政策红线,进入美国的资格可能受到影响。
两边目前还没有真正发生法律意义上的正面冲突,但企业面临的挑战往往不是已经写清楚的规定,而是这种尚未完全划清的灰色地带。
土地问题同样如此。特朗普政府早在2025年2月签署行政令时,就已经把南非《征收法》与种族问题放在一起批评。
但南非《2024年第13号征收法》的情况,比“政府可以随便没收白人土地”的简单说法要复杂得多。这部法律确实规定在特定情况下零补偿可能被认定为公平合理,但同时规定了公共目的、公共利益、程序和补偿框架。更关键的是,截至目前该法律的生效日期尚未宣布,尚未正式全面生效。
因此,美南双方现在争的不只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背后其实是对同一套制度完全不同的定性。华盛顿认为其中一些措施涉及基于种族的差别待遇,而比勒陀利亚则认为这些措施是在处理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留下的结构性不平等。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拉莫拉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南非认为美方错误描述了其国内政策,并强调南非有权通过自己的法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问题。
如果美国和南非之间经济联系很弱,这种争论可能长期停留在外交层面。但现实恰恰相反,两国之间有一大块真金白银的生意。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与南非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约28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约227亿美元,美国从南非进口约165亿美元商品,向南非出口约63亿美元商品,美方对南货物贸易逆差约102亿美元。
南非政府2025年公布的数据则显示,美国是南非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和中国,美国市场约占南非全球出口的7.5%。从贵金属、汽车及零部件,到农业产品、医药和工业品,两国供应链早已不是一句“关系不好”就能轻易切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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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量更为直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美南贸易与投资对话中表示,超过600家美国企业在南非投资和经营,这些企业横跨制造、金融、科技、矿产、消费品和专业服务等领域,雇佣超过25万名南非员工。
所以,这次签证限制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第一次更明显地把政治争议向“个人责任”方向推进。对普通员工来说,美国签证未必直接影响日常工作,但对跨国公司董事、高管和区域负责人而言,美国往往意味着总部会议、董事会、融资路演、投资者沟通和并购谈判。
如果未来企业管理人员因为执行南非国内某些制度而开始担心自己的美国入境资格,这项政策的影响就可能从外交层面传导到公司治理层面。
这并不意味着600多家美国企业现在必须在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之间“二选一”,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它们停止执行B-BBEE或者南非就业公平法律。更加准确的说法是,这些企业原本已经复杂的合规清单里,现在又多了一个变量。
而且美南经济关系本来就已经承受压力。2025年,美国对部分南非商品加征了30%的所谓“对等关税”,南非政府随后一边与美国谈判,一边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并为受影响企业准备支持措施。
从援助到关税,再到如今的签证限制,华盛顿使用的政策工具已经从国家层面逐渐延伸到个人层面,美南关系的摩擦方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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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方面目前没有表现出改变核心政策方向的意思,反而继续强调B-BBEE和就业公平政策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美方也没有释放明显收回措施的信号。因此短期来看,这场争议更可能进入一个边谈边施压的阶段,而不是突然出现彻底决裂。
对企业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各种耸动的猜测,而是美国真正公布和执行限制时,第一批对象究竟是谁。
如果签证限制主要落在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身上,那么它仍然更接近传统外交施压,虽然政治信号很强,但对普通企业经营的直接影响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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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未来名单开始出现公司董事、企业高管、律师或者负责执行就业和经济赋权制度的专业人员,那么整个事件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美国等于开始把南非国内政策的执行成本直接传导给私人部门。
这也是600多家美国企业真正被卷入的可能路径。
美国这次拿出来的是签证,看上去没有关税那么直接,也没有金融制裁那么猛烈,但它触及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谁需要为一项政策的“实施”承担跨境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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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美方没有公布具体限制名单,也没有正式宣布遵守B-BBEE的企业高管会自动成为对象。然而一个趋势已经相当清楚——美南之间的摩擦,已经从过去围绕土地、外交和种族政策的政府争论,逐渐延伸到关税、人员流动和企业经营环境。
美国手里的签证工具究竟会停在政府官员这一层,还是继续向企业管理人员延伸,将决定这场风波最终只是一轮外交施压,还是会真正进入跨国公司的会议室和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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