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八年,淮安漕运总督衙门里,摆着两份关系极重的文书:一份关乎数百万石漕粮能否北运,一份涉及江苏全省的赋税、刑名与吏治。两位大员都在江苏境内,却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这个问题,难就难在“品级”和“权力”不能混为一谈。清代官场里,官衔会因兼衔、时期不同而变化;一名官员实际能管多少事,也不只看品级高低。
漕运总督的分量,源自漕粮。清代每年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征收漕粮,主要通过运河送往京师。扣除折色、存留等部分后,仍有相当数量供应京城粮仓,关系八旗生计和京师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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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清廷设置漕运总督,驻淮安,专门管理各省漕务。漕粮起运、船队编制、运道疏浚、沿途交兑,以及漕运官吏的考核,都在其职掌之内。八省漕政官员,原则上都要接受他的节制。
有意思的是,漕运总督并不是只坐在淮安发号施令。康熙二十一年以后,漕粮起运北上时,漕督通常要随船巡视运道,察看河道险要和沿途弊端。粮船抵达天津后,他再改走陆路进京,向皇帝述职。
这种一年一度的觐见,使漕运总督和皇帝之间保持着直接联系。漕运出了问题,地方官可以推诿,漕督却很难置身事外。康熙年间,漕督的权势颇重,并非普通的专门事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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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级上,清初漕运总督一度为正二品。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地位还要进一步提高,能够与总督相提并论。这个时期的漕督,通常高于单独任职的巡抚。
江苏巡抚则不同。他驻苏州,管的是一省地方事务,包括钱粮征收、刑狱审理、官员考核、水利工程和地方治安。江苏是财赋重地,事务密集,巡抚虽然不专掌漕运,却直接面对全省各府州县,行政范围更广。
乾隆十八年,朝廷调整漕运总督的兼衔,将原来的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改为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衔。漕督的名义地位随之下降,开始更接近巡抚的层级。也就是说,不能拿清初的漕督品级,去套乾隆以后的全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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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看管辖面积,漕运总督似乎更广,毕竟牵涉八省;若看行政实权,江苏巡抚更像一省主官。漕督能催办漕粮,却不能随意任免八省地方官,也不能全面处理各省民政。巡抚掌握的事务虽集中在一省,实际触角却深入地方基层。
两者发生冲突时,也要看具体年代。清初漕运关系京师粮源,漕督身份特殊,江苏巡抚往往需要配合。到了乾隆中后期,漕运弊端日益显现,运输成本高涨,漕粮折色、采买和仓储问题不断受到朝廷议论,漕督的实际威望便逐步减弱。
当时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漕粮从产地运到京师,耗费远高于直接在京城购粮。地方官员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往往倾向于买粮交仓,漕运制度原有的意义受到冲击。漕督虽掌名义上的八省漕务,却缺乏足够的地方行政手段。
这就造成一个尴尬局面。漕运总督的公文可以涉及多省,但遇到河道、钱粮和船丁问题,仍需各省督抚落实。地方巡抚若不积极配合,漕督往往只能上奏弹劾,不能直接调动全省资源。到了晚清,巡抚权力膨胀,这种差距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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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仕途看,乾隆以前,漕运总督常被视为重要位置,升迁时调任六部尚书并不罕见。乾隆以后,漕督转任地方巡抚的情况增多,说明其政治地位已经发生变化。江苏巡抚因财赋、漕运和江南事务交织,实际影响力反而持续上升。
所以,若问清初谁的品级更高,漕运总督往往占优;若问乾隆以后,二者多在相近层级,具体还要看兼衔。若比较长期行政权力,江苏巡抚更强;若置于清初漕粮体系中,漕运总督的分量又不可小看。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清廷改漕运总督为江淮巡抚,驻地仍在淮安,并划入江宁布政使所辖部分府州,与江苏巡抚分治江苏事务,但仍受两江总督节制。这个调整本身,正说明漕运总督这一专门职位,已经难以维持早期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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