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派人物准备再战,反对英国重回布鲁塞尔规则体系.雷德伍德勋爵称,欧洲与美国之间不断扩大的生活水平差距应令欧洲感到“羞愧”。欧盟支持者正努力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曾任玛格丽特·撒切尔重要顾问的雷德伍德勋爵坚信,英国摆脱布鲁塞尔束缚后前景更为光明。他是跨党派倡议“无界英国”的核心成员之一,该倡议旨在为英国勾勒新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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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伍德曾是撒切尔的首席政策顾问,支持私有化政策,并称撒切尔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板”。他对激进改革的理念依然充满热情。他的家庭背景也影响深远。父母曾从政府补贴住房搬入自有住宅,这一经历深刻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希望重建“有产者民主”的梦想,并将父母成功购房称为“我们家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这要归功于父亲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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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雷德伍德曾与约翰·梅杰竞争保守党党魁。当被问及如果如今重新踏入政坛,会选择加入保守党还是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加入保守党,因为这是唯一真正成气候的政党。”雷德伍德决定不参加2024年大选,结束了他作为沃金厄姆选区议员的长期生涯。他坦言,自己“无法认同该党采取的所有党派立场”,但凯米·巴德诺赫重新点燃了他对保守党的热情。
75岁的雷德伍德表示:“我当时已经和党内有太多分歧,无法对选民说‘我仍是一名保守党人’。但如今,我很自豪能够带着保守党人的身份,也非常乐意在上议院接受保守党党鞭的领导。”他认为,巴德诺赫是自撒切尔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保守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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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德伍德看来,英国首位女首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面,可能会让那些将她视为意识形态斗士的人感到意外。他说:“在我看来,那就是她身上巨大的温暖与人情味。她始终真切关心自己接触过的人,也关心那些处境困难、希望政府伸出援手的人。这是她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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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记得撒切尔“惊人的工作强度”,以及她在每项决策中始终追问的一个问题:“什么对公众和国家最有利?”他说,对这位已故首相而言,治理国家并非“党派政治问题”。“这正是我欣赏她、喜欢为她出谋划策的原因,因为我对如何让国家更加自由、更加繁荣有自己的想法,而她对其中许多建议都非常重视。”
如今,雷德伍德警告,如果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将“失去自由”,还必须作出“数额巨大、进一步增加的财政贡献”。他说:“以净零目标为名、损害工业基础的议程将进一步强化……我们也将失去善待动物的权利,因为英国实际上已经提高了动物福利标准,例如禁止活体动物出口。”雷德伍德并不担心英国可能再次举行公投,并确信支持以成员国身份重返欧盟的主张能够被击破。他说:“如果你问人们,‘你希望因欧盟而缴纳更多税吗?’或者‘你希望欧盟制定更多英国法律吗?’绝大多数人都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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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工党推动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做法“愚蠢”,并质疑采用布鲁塞尔规则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说法。这位上议院议员坚信,英国与欧盟的联系损害了国家利益,认为欧盟迫使英国“进口大量更廉价的欧洲产品,结果使许多英国工厂倒闭”。他还抨击“净零极端主义”,称:“认为欧盟总体上以及英国尤其应当成为一个能源成本高企的地区,这一想法注定会对传统高耗能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他担心,工党正在延续欧盟传统中某些最糟糕的部分。他说:“如果立法过多、监管过度,就会毁掉就业岗位。欧盟就做过不少这样的事,而英国政府如今还想做得更多。”随着各党派对英国低增长率和生活水平停滞的担忧上升,英国未来与欧盟关系的讨论重新升温。大西洋已出现显著的繁荣差距:去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0027美元,英国为57607美元,欧盟平均水平为4708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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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伍德表示,英国有机会“借鉴美国带来增长、繁荣和更高收入的优点”,同时拒绝欧洲其他地区那些“摧毁就业、压低工资的糟糕做法”。他警告英国不要效仿欧盟模式,并说:“如果你要向一个外国政府提出提高增长率的建议,你不会说,‘你们应该提高税收,把所有人都管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欧盟面临诸多挑战,雷德伍德并不预计这个集团会像苏联那样瓦解,也不希望看到它失败。
他说:“我认为它还会存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从来不是那种希望它倒霉或预言它失败的人。我不认为任何成员国目前已经到了即将退出的地步。”他回忆,自己曾被一些“友好的德国人”邀请共进午餐,对方希望“纠正”他对欧洲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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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们天真地以为,我足够聪明,最终会接受他们的观点。当我证明自己并不认同他们时,他们便相当恼火,开始对我大喊:‘你不明白!你不会有任何影响力!’我回答说:‘我不想对德国施加任何影响。我不是德国人,也不知道德国公众想要什么。我不会自以为是地告诉你们该怎么做。那你们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地告诉我,在我的国家该怎么做?’”
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的十年间,随着英国改革党的崛起,英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该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经常领先于保守党。曾任威尔士事务大臣的雷德伍德并不担心中右翼选票竞争加剧,巴德诺赫和法拉奇正争取选民信任。他说:“他们都希望成为首相。这是一种完全健康的抱负;就凯米而言,这也是现实的可能。每个政党都必须做自己该做的事,公众会作出决定。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英国人民的常识。在我迄今为止的政治生涯中,他们通常比许多试图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更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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