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五回,秋雨落在潇湘馆外,宝玉披着蓑衣去看望黛玉。两人谈笑之间,一个看似轻松的细节,恰恰牵出了北静王这个人物,也让“黛玉嫁给北静王”的说法露出了破绽。
北静王水溶在书中身份显赫。他年轻有为,得皇帝信任,又曾在秦可卿出殡时与贾府往来。宝玉第一次见到他,便觉得对方“风流潇洒”,两人很快有了交情。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人把北静王与黛玉联系起来。
但问题在于,黛玉与北静王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相识基础。她久居闺阁,行动受礼法约束,不可能像宝玉那样自由出入王府。两人的关系,最多只能借宝玉身边的物件,短暂地发生一点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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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宝玉把北静王送他的鹡鸰香串拿给黛玉。那串东西并非寻常饰物,原是皇帝赐给北静王的物品,转到宝玉手里,已经带有身份与恩宠的意味。换作旁人,恐怕会当成珍宝收藏。
黛玉却毫不在意。她看了一眼,直接说道:“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
这句话听着尖刻,实则很符合黛玉的性情。她拒绝的未必只是香串,也包括香串背后的男性权势和世俗价值。在黛玉眼中,宝玉送来的东西若沾染了她不愿接受的意味,哪怕出自王府,也不能因此变得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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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发生在雨夜。宝玉穿着北静王送的蓑衣斗笠来到潇湘馆,黛玉见他那副模样,觉得像戏台上的渔翁。宝玉兴致很高,便说也要替她弄一套。黛玉却笑着回绝:“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
表面看,她是在笑自己的装扮,实际上仍然是拒绝。北静王的物件两次来到黛玉面前,两次都没有留下好感。若说这是曹雪芹有意埋下的婚姻线索,那么黛玉的反应,显然不是接纳,而是切断。
更不能忽略北静王已有王妃这一事实。南安太妃与北静王妃一同到贾府看姑娘,书中对此交代得很清楚。北静王若再迎娶黛玉,按照宗室婚姻与闺阁女子的身份秩序,涉及的就不会只是才子佳人的相逢,而是正妻、侧室以及家族利益的复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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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出身姑苏林家,又是贾母亲自疼爱的外孙女。她可以寄居贾府,却不等于身份低微。这样的姑娘,即使家道中落,也不太可能被安排给已有王妃的藩王做妾。至于入宫选秀,书中也没有这条明确线索,把她牵到皇帝或北静王身上,更多是后人根据意象进行的推测。
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探春给黛玉取的雅号。大观园结诗社时,探春想到潇湘馆中的斑竹,引用娥皇、女英哭舜的传说,称黛玉为“潇湘妃子”。她还打趣说,林黛玉将来想念“林姐夫”,竹子都要被泪水染成斑竹。
这段话当然带着姐妹间的玩笑,却不是毫无意味。潇湘馆原名“有凤来仪”,后来黛玉住了进去,凤、湘妃、斑竹几个意象便叠在一起。曹雪芹写园林题名,往往不只是交代环境,人物居所也常常与性情、命运相互映照。
不过,“妃子”二字不能直接等同于皇妃,更不能据此断定黛玉将嫁给某一位藩王。古典小说中的称号,常有借典抒情的作用。探春是在用娥皇女英的故事形容黛玉多泪、多愁,以及她对婚姻和离别的想象,并非明白宣布一桩王府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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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探春本人后来确实走向远嫁。第五十五回以后,南安太妃相看姑娘,探春的婚事逐渐与藩王体系发生关联;到八十回之后的相关判词和曲文,又把她的远嫁写得更为明显。她与黛玉同处姐妹群像之中,却不能简单据此推出二人会共同嫁到异地,更不能把“娥皇女英”当作现实婚配名单。
黛玉的归宿,关键不在北静王是否风流,也不在一串香珠、一件蓑衣,而在她始终把真情看得比身份重要。她愿意接受宝玉的心意,却对王府的符号保持冷淡;她在潇湘馆中落泪,牵动的是身世与爱情,并没有主动向权势靠拢。
因此,北静王婚配说缺少人物相识、情感发展和婚姻安排三方面的支撑。探春那句“潇湘妃子”,更像一枚带有悲剧色彩的文学印记:它写出了黛玉的泪,也写出了潇湘馆的气质,却不能替小说补出一场并不存在的王府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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