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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特雷斯第二任期即将任满,而联合国秘书长换届,真正进入淘汰阶段。
9月19日,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宣布退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竞选。
就在一天前,安理会刚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她只拿到1张支持票,却出现11张反对票,另外3票没有表态,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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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9月18日的第三轮意向性投票,这次投票并不是正式选举,而是安理会15个成员以闭门方式进行的“摸底”。
投票不会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决定,但它有一个很现实的作用:让候选人知道自己到底还有没有继续投入竞选的空间。
结果已经相当明显,巴切莱特只有1票“支持”,11票“反对”,3票“不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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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拿到9票支持、5票反对、1票不表态,暂时排在第一。
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拿到8票支持,紧随其后。
这里有个细节非常重要,巴切莱特并不是输在“差一两票”,而是支持度已经跌到了几乎没有继续博弈空间的位置。
对于这种级别的国际竞选来说,票数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反对票大幅集中。因为这意味着问题已经不只是“别人更喜欢谁”,而是有相当多成员明确不愿意看到你进入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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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巴切莱特在9月19日宣布退出,其实并不突然,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很容易把巴切莱特的退选理解成一次单纯的竞选失败,但把时间线往前拉,就会发现事情复杂得多。
2026年6月4日,巴切莱特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这次会见并不是普通礼节性交流,巴切莱特在谈到联合国改革时,明确表示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多边主义,同时表示自己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肯定中国长期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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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则表示,中方将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一任秘书长选举。
从外交语言来看,这至少说明一件事,巴切莱特很清楚,中国在这场选举中是绕不过去的一关。
因为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普通国际组织负责人。
安理会最终需要向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推荐人选,而真正关键的一道门槛,就在安理会。
候选人需要获得至少9张赞成票,同时不能遭到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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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哪怕一个候选人在非常任理事国当中人气不错,只要五常中的任何一国坚决反对,前面的票数都可能失去意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巴切莱特曾经积极与中国沟通,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许多人说巴切莱特是“亲华”候选人,但实际上真是如此吗?
巴切莱特曾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22年,她任期即将结束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了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评估报告,报告发布前后,中方公开表达过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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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评价巴切莱特与中国的关系,不能简单说成“亲华”两个字。
她确实曾经积极推动中智关系,也多次与中国进行高层交流;但与此同时,她作为联合国人权高专期间的相关工作,又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争议。
这恰恰是国际政治最现实的一面,一个人在某个议题上与你合作,不代表双方在所有议题上都没有分歧。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9月18日的意向性投票只公布了总体票数,并没有公开每一个成员国具体投了什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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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知道她拿到11张“反对票”,却不能据此断定其中一定包括中国,更不能直接得出“中美联手否决”的结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因素不存在,恰恰相反,安理会秘书长遴选从来就绕不开五常。
如果说中国因素目前只能作为分析变量,那么有一件事情却是板上钉钉的,她先失去了自己国家政府的支持。
2026年3月24日,智利新政府正式撤回了对巴切莱特竞选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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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支持她的是前总统博里奇政府,而新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上台后,智利外交部宣布不再为她的竞选活动提供支持,并表示智利不会转而支持其他候选人。
这个变化对巴切莱特的影响非常直接,因为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表面看是个人竞争,实际上却需要国家长期进行外交协调、争取支持。
一个候选人如果连自己的母国政府都不再替她奔走,竞选难度自然会上升,不过巴切莱特并没有因此退出。
巴西和墨西哥继续支持她,她也选择继续竞选,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时明确表示会继续支持,巴西总统卢拉也公开重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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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直到9月,她依然站在赛场上,只是接下来的一轮投票,彻底改变了局面。
但事实上,巴切莱特此前的支持度已经出现明显下滑,第三轮投票中,她只有1票支持,而格林斯潘拿到9票,第一次摸到了安理会正式推荐所需的票数门槛。
但这里同样不能过早下结论,格林斯潘虽然拿到了9票,却同时有5张反对票,按照安理会规则,9票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已经锁定秘书长职位。
更关键的是,五常是否接受,才是真正的硬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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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最领先的人已经出现了,但真正能够让所有大国接受的人选,还没有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巴切莱特退场之后,竞选反而更加值得关注,因为她退出,并没有让竞争结束,而是把焦点集中到了剩下的候选人身上。
下一阶段,真正的看点不是谁票数最多,目前格林斯潘暂时领先,伯基特紧随其后。
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优势——她们都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同时也是女性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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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为什么重要?联合国成立80多年,还从未出现过女性秘书长。
与此同时,拉美地区也已经很久没有人担任这一职位,历史上唯一一位拉美籍联合国秘书长,是秘鲁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他在1982年至1991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
如果各方希望下一任秘书长既体现地区轮换,又打破女性从未担任秘书长的历史,那么格林斯潘和伯基特都会具备天然优势。
但优势归优势,真正的难题仍然是五常,因为联合国秘书长不是简单的“谁支持票多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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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职位本质上需要大国之间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巴切莱特的故事值得关注。
她这次退出告诉外界一个非常现实的道理,在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职位竞争中,个人资历固然重要,地区支持也重要,但到了最后阶段,能不能让主要大国都接受,才是决定竞选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巴切莱特已经退出,联合国秘书长竞选正式进入更加残酷的淘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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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第二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结束,新任秘书长需要在此之前完成遴选。
接下来,格林斯潘和伯基特能否继续保持领先,其他候选人是否会退场,以及五常最终能否围绕某一个人形成共识,才是这场竞选真正的看点。
巴切莱特虽然退出了,但她推动的“拉美女性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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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她输掉的是一次竞选,却未必意味着她提出的问题就此结束。
而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到底会是谁,现在距离真正揭晓,还有最后一道最关键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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