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犀牛状况报告》发布！迎2026年9月22日——世界犀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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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雄性白犀牛，拍摄于纳米比亚喀拉哈里沙漠，2025年7月22日。摄影：Giles Lau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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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海潮天下

每年9月22日是“世界犀牛日”。这一纪念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犀牛保护的意识。

2026年9月，国际犀牛基金会（International Rhino Foundation，IRF）发布的《2026犀牛状况报告》（State of the Rhino 2026）显示，在现存5种犀牛中，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 也叫印度犀牛）和黑犀（Diceros bicornis）数量增加，白犀（Ceratotherium simum）近年下降，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和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仍只有几十头。该报告采用的这些种群数字主要来自IUCN非洲和亚洲犀牛专家组的最新估算。

▲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雄性头部标本。1934年1月31日采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辛当克尔塔（Sindangkerta），后保存于博戈尔动物学博物馆（Zoological Museum of Buitenzorg）。爪哇犀为单角犀，现存数量不足80头，是全球最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摄影：P. F. Franck（1934年）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白犀，目前约15,752头。2023年的估算为17,464头，一年后的估算下降到这一水平，主要损失发生在南非，盗猎是重要原因。白犀曾经从20世纪初不足100头的低谷恢复到今天的1.5万多头，但近年的下降改变了这条长期增长曲线。

一头东非黑犀牛（Diceros bicornis michaeli）。摄影：Staycoolandbegood（公域）

▲19世纪埃俄比亚犀牛皮圆盾，用黑犀（Diceros bicornis）的厚皮制作而成。在19世纪的东非和东北非（包括埃塞俄比亚地区），黑犀是当地原生的优势犀牛物种。由于黑犀皮质极厚且坚硬，经由当地匠人浸泡、烫煮、模压并晾干后，会形成极高强度的防护层，能够有效抵御长矛、刀剑甚至早期滑膛枪弹丸的冲击。在埃塞俄比亚传统文化中，犀牛皮盾（特别是黑犀皮与白犀皮）因猎捕和加工难度极高，价值十分昂贵，是高阶军官与贵族战士（如Dejazmach等尊称的拥有者）用的防具，也象征着身份。这件藏品收藏于波兰华沙的波兰陆军博物馆（Polish Army Museum）。摄影：Togrul Safarov（公域）

一对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母子。拍摄于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暨植物园，画面中为雌性个体“埃米”（Emi）与其14个月大的幼仔“哈拉潘”（Harapan）。苏门答腊犀是体型最小且唯一身披红褐色稀疏长毛的现存犀牛，长有双角，目前全球野生个体已不足40头，处于极度濒危状态。摄影：Charles W. Hardin（2008年7月28日）（CC BY-SA 2.0）

黑犀目前约6,788头，高于2022年的6,195头。这个物种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只剩约2,300头，如今数量已经增加到当时的两倍以上。IRF援引的评估认为，如果现有保护力度能够保持，黑犀未来仍有增长空间。

印度犀的最新估算为4,075头，2022年为4,014头。增加的幅度并不大，但放到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变化非常明显。20世纪初，印度犀曾经只剩不到200头，如今已经超过4,000头。它目前仅分布于印度和尼泊尔，IUCN红色名录等级为易危。

印度阿萨姆邦是这个物种恢复最集中的地区。当地目前约有3,260头

印度犀，约占全球估算量的80%；其中卡齐兰加国家公园（Kaziranga National Park）超过2,600头，马纳斯国家公园（Manas National Park）约40~50头。2025年，阿萨姆邦没有报告已知犀牛盗猎事件。当地媒体援引IRF报告称，这是该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二次出现全年零已知犀牛盗猎的情况。

图源：国际犀牛基金会

哪里还能容纳更多犀牛？

过去阿萨姆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盗猎，所以他们的保护工作集中在让犀牛免受盗猎。但当种群逐渐恢复，新的问题出来了——哪里还能容纳更多犀牛？

马纳斯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的印度犀种群曾因盗猎几乎消失。2006~2021年间，22头野生犀牛从阿萨姆其他保护地转移到马纳斯，另外20头孤儿或受伤犀牛经过救助和康复后被放归。重新建立的种群已经开始繁殖。研究人员随后持续追踪这批犀牛，到2022年已经记录到35次出生，其中还包括在马纳斯出生的第一代雌性继续繁殖。

但重引入犀牛后，管理工作并没有结束。部分个体存在近亲繁殖风险，后续可能需要从卡齐兰加、波比托拉等保护地引入新的个体，以维持遗传多样性。草地中的入侵植物清除、常年水源维护也在进行中。当地保育团队已经清理了123英亩退化草地中的入侵植被，累计投入约5,600工时。研究人员指出，马纳斯种群仍需要持续管理。

印度其他地方也在扩大印度犀的分布范围，2026年3月，4头印度犀被转移到北方邦杜德赫瓦国家公园（Dudhwa National Park）的野生草地，使当地自由活动的犀牛增加到8头。西孟加拉邦的贾尔达帕拉国家公园（Jaldapara National Park）和戈鲁马拉国家公园（Gorumara National Park）的种群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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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也叫大独角犀。摄影：architabaruahbhattacharyya, iNaturalist（CC BY-NC 4.0）

同是犀牛，冰火两重天

印度犀的恢复，跟亚洲另外两种犀牛形成了很大的数量差距。

爪哇犀目前约50头，全部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乌戎库隆国家公园（Ujung Kulon National Park）。IRF引用种群存续力分析指出，在现有条件下，该物种未来50年内可能灭绝。苏门答腊犀的估算数量则只有34~47头，近年来没有明显增加。两者面对的共同问题，是种群规模已经小到很难依靠自身增长摆脱风险，栖息地限制和个体之间的繁殖机会也成为长期问题。

这样一来，目前全球26,700头犀牛实际上由几个规模差异很大的种群构成：15,752头白犀、6,788头黑犀、4,075头印度犀，以及总数不到100头的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

马纳斯对印度犀的保护，正在进行的工作已经从单纯保护现有个体，延伸到草地恢复、入侵植物清除、种群遗传管理和新的个体转移。种群数量增加之后，这些工作所占的比重也在增加。

番外：中国历史上的犀牛

上面的报告没有涉及到中国。其实历史上，中国也曾经是犀牛的栖息地。

黑龙江省出土的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生活在冰河时代，在生物分类学上是妥妥的真犀牛。这是当时寒冷干草原上的标志性大型食草动物。基因组学研究表明，披毛犀和今天现存的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在演化树上拥有较近的共同祖先。©Linda Wong 摄于国家自然博物馆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周时期，中原天气比现在温暖湿润，黄河流域分布着大片森林与沼泽，是犀牛的理想栖息地。甲骨文中频繁出现捕猎犀牛的记录，比如商王曾在一次狩猎中捕获数十头犀牛。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气候逐渐转冷干燥，加上人口增加与土地开发，黄河流域的犀牛开始大量减少，分布区逐步向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收缩。

唐宋时期，犀牛的分布区已退缩至岭南、四川及云南一带。到了明清时期，仅云南等边远山林中还有零星的野生个体。

（图文无关）▲根据考古资料，曾侯乙墓的动物雕塑题材极为丰富，兽类中明确包含“犀”，与虎、豹、鹿、牛、羊、猪、狗、猴等并列。这些动物形象部分是以局部造型的方式呈现，例如器物上的“犀首”装饰，即选取犀牛头部最富特征的部位进行描绘和夸张，以求形神兼备。上图是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曾侯乙墓“二十八宿图”衣箱。曾侯乙墓北室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战国时期的皮甲胄，其中有的有资料推测可能是犀牛皮甲胄（小编没拍那件实物）。©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个西汉错金银云纹犀尊（Rhinoceros - shaped Bronze Zun），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青铜酒器（礼器），是镇馆之宝。图源：国家博物馆

这件明代的名叫“犀牛望月”镜架，材质为无机质的铜。其造型独特且富有意趣，以犀牛的灵感为主题进行设计制作。©Linda Wong 摄于国家博物馆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20世纪初，中国本土的野生犀牛彻底灭绝。

1916年最后一只中国双角犀（苏门答腊犀亚种）在云南被捕杀，1922年最后一只中国大单角犀（印度犀亚种）在云南产区消失，自此中国本土的野生犀牛种群彻底告终。

（图文无关）中国古代存在过数量众多的野生犀牛。从全新世早中期到宋元时期，犀牛曾广泛生活在中国黄河流域及以南的广袤区域。中国历史上的本土犀牛主要有3种，均属于亚洲犀牛：印度犀、爪哇犀、苏门答腊犀。中国野生犀牛历史分布区域图。历史上，中国野生犀牛的分布变迁状况与亚洲大象颇为相似，总体呈现南迁趋势，且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过短暂、小范围的北返现象。具体的南迁可划分为5个关键时期。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其分布的北界能达到河南安阳殷墟地区。到了公元前900年至前200年期间，中国野生犀牛分布的北界于秦岭、淮河一线附近不断变动。在公元580年前后，其北界从杭州湾、钱塘江下游北岸起始，向西经过（江西）湖口，而后折向北至淮河上游，再往西延伸至秦岭一线。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此时中国野生犀牛分布的北界已推移至南岭及（福建）武平、上杭等地。至公元1450年左右，其北界之一为（广西）玉林（现玉林市玉州区）以西、横县以北、灵山以西至十万大山一线；西部的北界则处于（云南）广南府（今广南县一带）、元江府（今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一带，以及盈江县稍北一线。这些分布变迁见证了中国野生犀牛栖息地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南移的过程，也反映出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对其生存空间的影响。上图是国家博物馆的犀牛历史分布图。©Linda Wong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中国古代犀牛的灭绝，是气候变冷与高强度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气候冷暖交替导致犀牛的适宜栖息地不断向南退缩。过度捕杀与资源消耗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古代军队大量制备皮甲（“犀甲”），一顶全套犀甲需要消耗整头犀牛的皮；加之角被视为贵重的药材与雕刻工艺品原料，导致野生犀牛遭受了持续数千年的捕杀压力，最终无法维持种群恢复所需的最小规模。

中国国家博物馆“数说犀尊”展览中用于高精度采集文物数据的三维扫描工作平台。核心设备是GOM ScanCobot自动化三维扫描系统，配套工业机械臂正对放置在展台中央的四羊方尊复制品（或用于扫描训练的模型）进行数字采集。该平台用于对文物进行非接触式扫描，为构建高精度三维模型、支持文物修复及数字化展示提供技术支撑。摄影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北京动物园犀牛馆内，游客们驻足于南方白犀展区前，透过玻璃展窗观察犀牛。它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犀牛之一，也是现存五种犀牛中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种（属于“近危”物种），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南非、纳米比亚、肯尼亚等国。像北京动物园这样的机构，向公众进行科普教育，提高人们对犀牛保护意识，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虽然今天本土野生犀牛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却以文字的形式，永久地刻在了中华文化的语言基因里。如李商隐的《无题》诗讲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以及现代汉语中表示锋利、锐利的“犀利”，最初与犀牛皮制成的铠甲有关。

小种群效应

小种群效应（Small Population Effects）是指当一个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降到很低时，个体数量本身会成为新的风险来源。例如配偶难以相遇、繁殖个体不足、遗传多样性下降，以及偶发灾害造成的影响被放大。这些风险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在学术界被称为“灭绝漩涡”（Extinction Vortex）。

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野生佛罗里达豹的数量骤降至仅约20~30只，成为了极度孤立的小种群。该种群全面爆发了严重的小种群效应，近亲繁殖导致隐性遗传病频发，超过90%的雄性出现隐睾症、精子异常以及先天性心脏缺陷（房间隔缺损），免疫力也大幅下降。种群几乎丧失了自然恢复能力。后来为了拯救该物种，生物学家在1995年不得不从德克萨斯州引入8只雌性美洲狮进行“遗传救援”（Genetic Rescue），通过注入新的基因才打破了这一灭绝漩涡。

重引入

重引入（Reintroduction）指把某一地区已经灭绝或局部灭绝的物种重新释放到其历史分布区。阿萨姆曼纳斯国家公园（Manas National Park）的犀牛恢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曼纳斯位于喜马拉雅山麓，历史上曾分布有比较大的印度犀种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当地社会动荡和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保护区管理，偷猎使犀牛数量急剧下降，到21世纪初当地种群已经局部灭绝。2006年起，印度犀牛愿景2020（IRV2020）开始为Manas的犀牛恢复进行栖息地和安全评估等准备工作。2008年，首批两头印度犀从波比托拉野生动物保护区（Pobitora Wildlife Sanctuary）转移至Manas。此后，IRV2020陆续开展野生犀牛转移，到2021年共将22头犀牛从Kaziranga National Park和Pobitora转移到Manas，其中10头来自Kaziranga、12头来自Pobitora。另有20头孤儿或受伤犀牛经过救助和康复后重新放归。随着反偷猎、栖息地管理等措施加强，重引入和放归的犀牛开始在Manas繁殖，并出现第二代、第三代个体。到2021年，当地犀牛数量已恢复到40余头，重建后的种群开始具备自行繁殖的能力了。

栖息地承载力

栖息地承载力（Habitat Carrying Capacity）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一个栖息地能够长期支持的某种动物种群规模。犀牛数量增加后，食物、水源、草地质量和空间是否足够，就会成为重要问题。除了本文讲的印度犀，北美黑足鼬（Mustela nigripes）的重引入与恢复过程，是另一个高度契合小种群效应、重引入机制以及栖息地承载力理论的典型案例。

黑足鼬曾广泛分布于北美大草原，专性捕食草原犬鼠（Prairie dogs），并以犬鼠的洞穴为栖息场所。20世纪后期，栖息地丧失加上主食草原犬鼠被大规模毒杀，结果黑足鼬的野生种群快速崩溃。1980年代全网只剩下18只个体，面临极高的近亲繁殖与随机灭绝风险。保护部门随后抢救性捕获了这18只个体并开展人工繁育，从1991年开始，将繁育出的个体陆续放归至怀俄明州等历史分布区，成功打破了小种群的灭绝漩涡。可是，重引入的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栖息地承载力。黑足鼬90%以上的食物来源于草原犬鼠，1只成年黑足鼬1年要吃掉100~150只犬鼠。要维持一个能够自然繁殖的种群，就得有数千公顷连续、且高密度的犬鼠分布区。如果重引入区域爆发鼠疫、导致犬鼠数量骤减，环境承载力会瞬间下降，黑足鼬种群的恢复也会随之停滞。保护团队先用口服疫苗控制鼠疫、稳定犬鼠密度，在确保承载力达标后精准放归，最终帮助黑足鼬在野外重新建立了繁殖种群。

思考题·拓展思维

Q1、阿萨姆和尼泊尔2025年都实现了零已知犀牛盗猎，但印度犀的保护压力并没有消失。当盗猎已经得到控制，什么因素会成为犀牛种群继续增长的瓶颈？随着种群恢复，栖息地面积、食物资源、种群密度、人兽冲突和疾病等因素中，究竟哪个会先成为限制因素？

Q2、全球种群数量增长当然重要，但如果80%左右的个体集中在印度阿萨姆，全球总量增长是否足以代表这个物种的灭绝风险下降？你觉得，一个物种需要多少个彼此相对独立、具有稳定繁殖能力的种群，才能真正降低单一地区发生疫情、洪水或其他灾害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Q3、犀牛数量增加之后，保护成效应该用什么来衡量？如果一个保护区里的犀牛数量增加了，但栖息地持续退化、种群高度集中，或者繁殖个体越来越少，你觉得这样的“增长”是否足以称为种群恢复？

Q4、大型动物普遍寿命长、性成熟晚、繁殖率低（通常几年才产一仔）。就像本文中提到的爪哇犀牛的例子，它曾是亚洲分布最广的犀牛，遍布东南亚多国，但如今全球仅存约50头，全部被压缩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极小的国家公园里。如果大型动物注定在“人类世”率先消失，那么“保护”的本质是否已经从“拯救物种”变成了“延缓死亡”？

大型动物在人类世更易灭绝，那“人类世”这个地质概念本身，是否正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物种筛选器”？人类文明的“成功”，或许恰恰以其他大型生命的“失败”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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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IRF

文 | 王芊佳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9月

海潮天下

王芊佳.《2026犀牛状况报告》发布! 印度犀升至4075头，但五种犀牛命运分化 | 9·22世界犀牛日.海潮天下.2026-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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