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重返家乡的理由

The Case for Moving Back to Your Hometown

我曾把家想象成一间候车室，一个我必须待着、直到能去往别处的地方。后来我离开了，却无比思念它。

Ernst Haas / Getty

“鸟不拉屎的地方”、“应该消失的地区”、“一片荒野”：当我听到别人——那些出于好意的朋友、上司，或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这样称呼我视为家的地方时，着实吃了一惊。

家，就是坐在那张由我祖父亲手打造、送给我母亲的长长餐桌前写下这些文字的地方。那是妈妈做的柠檬蛋糕与咖啡的香气在屋子里袅袅飘散，也是那些儿时每年万圣节、整条街一起办辣椒聚餐时遇见的邻居们。如今，我就是这样想起家的。可在我在这里长大的大部分时光里，家却更像是个候客厅——一个我必须待着、直到能去往别处的地方。

有一种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缘由：我想象着每一条街巷都各不相同，生活就像一扇旋转的门，不断迎来新的人、新的体验与新的去处。我从中看到了一种吸引力——那是一种告别与远行的冲动，一种拥抱那种介于青春与成熟之间的漂泊感。我也把迁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视作成长过程中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标志。

在高中时，我曾无比渴望离开，以至于如今回想起来都让人有些难为情——我曾幻想，只要到了别处，我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怀着对归属感的渴求，我认定那种归属只能在别处才能获得，不禁怀疑：新的地方是否也会让我蜕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去一次次尝试、去不断重塑？

我四处漂泊，仿佛迷失了方向，又在苦苦寻找自我——好像只有不断追寻，才能迎来美好的事物；仿佛唯有寻找，才是让自己变得重要的唯一途径。可这样的状态从不持久。为了上大学，我搬到了离家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每天往返于工作与校园之间，却总在麦当劳的停车场里默默啜泣：因为我不再属于那个家，更谈不上融入校园，只能在两者之间的夹缝中茫然漂泊。大一结束后，我回到了家——能这样做的，其实是一种莫大的幸运——试图用一些珍贵的瞬间来屏蔽那些关于“我”为何“撑不下去”的议论：比如清晨和妈妈一起喝咖啡，又或是和家里的狗狗尽情嬉戏。

我倍感羞辱，不仅是因为我离开了学校，更因为我公然偏离了身边所有人走过的那条传统道路：一旦离开家，就不再回来。年轻人本不该如此——我们远走他乡，去闯出属于自己的路。

可我并没有。我一次次地搬回家。为了找一份离家几小时车程的工作，我租下了一间带画廊式墙面的公寓，即便没有医保也能勉强付得起房租；在那间公寓的地板上一边工作一边读全日制的学校——可等到供职的机构陷入财务困境、我的慢性病又突然加重时，我又不得不回到家乡。后来，当我搬到纽约——自以为终于“闯出一番天地”——却遭遇了疾病、孤独与一起骚扰事件的多重打击，让我狼狈不堪地重返故土，内心既涌起浓浓的慰藉，又因这种感受而深感愧疚。每一次离开，我都惊觉：等待我的并非全新的自我，也非什么新近获得的冒险勇气，而是浓浓的思乡之情。我曾以为自己必须证明，在别处也能“闯出一片天”。可事实上，回到家，反倒是一种解脱。

我越是听人们描述自己的家，就越对那种似乎颇为流行的观念感到不安：大都市不过是二十来岁年轻人的冒险乐园。对于“从小城镇到大城市是一场成人礼”的说法，我也愈发失望。即便身边有人因为生活成本更低、或是不得不回乡照料家人而搬回老家，旁人谈起他们时，仿佛他们伸手去抓住青春年华那根秋千杆，本该荡向下一个阶段，却偏偏落了空。仿佛“回归”被塑造成了一种“放弃”。而把迁徙本身当作一种成人礼——尤其是那些被奉为极致青春体验中心的地方——比如大城市和大学城——随着我不断深入思考，这种观念就愈发显得难以自圆其说。

家，是一场充满特权的对话。那些面临住房不安全——包括无家可归、寄居亲友、遭遇驱逐与被迫搬迁，或承受高昂住房开支——的年轻人，正艰难应对着一种难以维系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健康、幸福感与安全感，更意味着社会身份与自我认同的丧失。住在车里，或是辗转于朋友家的沙发之间，并非只是某种美化“无拘无束”之“冒险”的青春刻板印象；它之所以发生，往往源于种种现实境遇：遭受虐待、无力支付房租甚至找不到负担得起的住房，或是为了一份工作远赴他城，却因失业而陷入无处安身的困境。据美国全国无家可归者联盟统计，约有55万名年龄不超过24岁的青少年和青年曾经历过持续一周以上的“无家可归阶段”。然而，在那些列举“哪些绿植好养活”“哪些街区酒吧最多”的文章里，这一关乎家与迁徙的现实却鲜少被提及，仿佛搬家就只是如此而已。

在那些有幸更换居所的青年群体中，并非所有人都出于相同的原因搬家，而这些原因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摆脱责任、迎来冒险。2010年，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年属于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据一项2014年的研究显示，他们往往同时面临多重社会责任——既要承担家庭与社区的义务，又要应对工作与学业的种种要求。这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以及对家与归属感的体验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教育心理学教授达拉尔·卡西亚菲卡斯告诉我，离家出走历来被视为迈向成年的社会学标志之一。但她指出，回馈社区、以新的方式为家庭作出贡献，其实也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那些具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

因此，便形成了一种拉扯与张力：追求那种被美国化了的、独自闯荡、自主开创人生的理想，往往要以切实地为家庭与社区作出贡献为代价，卡齐阿菲卡斯解释道。“在我所接触过的许多年轻人中，他们都将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视为一种真切的失落感，”她说。而我几乎从未听闻——甚至可以说从未见过——有人把那种失落感，或是思乡之情，描述成某种我们理应逐渐摆脱的东西。

据说，作为年轻人，你拥有的行动力与机遇是此生难得的；若不加以把握，便错失了这个年龄段最珍贵的契机——探索。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在探索与冒险之余，你也同样需要稳定与承诺。新鲜感会让我们体验到一阵多巴胺的激增，可随着新奇感逐渐消退，这种愉悦也会随之淡去。正因如此，初到一个陌生之地时，我们总会感到既震撼又兴奋；而那些曾经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居所，到了第三年，日复一日地目睹同样的景致、走着相同的通勤路线、喝着那家熟悉的咖啡店，早已褪去了最初的光彩。不难理解，为何新的开始总能令人怦然心动，它们仿佛一个个醒目的标记，昭示着生活正在以某种方式向前迈进。

22岁的莱妮与我聊起她童年卧室里的那份新奇——疫情期间，她的大学校园关闭，她便回到那里，至今仍在那里工作。（为便于她坦率谈及个人生活，文中仅以名字相称。）谈到那些与她同在家中迈入成年、却纷纷奔赴新的研究生院、移居新城市的朋友们时，她解释道：“尤其是在我们为自己书写的人生‘成长记’里，迈向下一章往往深深扎根于所处的地点。”她清楚自己的人生正经历诸多蜕变，但因为身处儿时的那间卧室，外人看来似乎并无多少变化与成长。与此同时，她又补充道：“我也认识不少搬了城、开启了全新篇章的人，可他们如今却格外不满，内心空虚。”

“全新开始”这一理念早已深深嵌入了诸多关于“青年成人体验”的营销话语之中。从一开始，大学就被塑造成一个让年轻人自主做决定的契机，而这种呈现往往忽略了诸多现实因素，比如本州与外州之别、私立学费的高昂，以及可能阻碍人们远行的家庭责任；更不用说，并非每个年轻人都渴望或需要同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我还记得，那些并不了解我处境的人曾告诉我，上大学就是“我的机会”，让我得以在异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一旦做出上大学的选择——如果真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它便仿佛是一片应许之地，许诺着你将从此自主决定未来的去向。

随后，它不断演进，而你接下来的去向则取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找到一份工作、继续求学，还是能够谋得一份工作，以及是否负担得起那份工作所在的城市。

莱妮是家中第一个从大学毕业的人，如果她离开家乡，也将成为家里第一个走出本州的人。尽管家人会支持她的任何决定，她却坦言，自己内心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既不愿错过什么，又不确定那些被自己错过的究竟是不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

社群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但在更广大的美国社会中，我们却告诉年轻人要学会独立自立，而这往往令人倍感痛苦，”卡齐阿菲卡斯说道。她补充道，这一点常常被忽视：“照顾家人或社区，并反过来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关怀与支持，确实能带来切实的益处。”在最美好的时刻，家会让人仿佛被温柔地拥抱着。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关于“又搬回父母家”或“都三十岁了还和室友合租”的调侃，与其说是对年轻人失败的评说，不如说是在揭示我们有时如何把独自闯荡置于一切之上。

对学生而言，似乎只有方程的一边得到了关注：那些关于你将就读哪所学校、毕业后又将移居何处的宏大命题。而这些议题被不断放大，反而让其他同样重要却更为日常的问题无处立足：你在哪儿会感到安全、觉得自己真正属于那里？你是否对许多地方都怀有乡愁——既怀念故乡，也眷恋大学城，或许还惦念着某个截然不同的所在？一个人真的能在多个地方扎根吗？

由于“搬家”早已深深嵌入我们对人生这一阶段的观念之中，即便并非人人都能“达成”这一里程碑，留在原地却几乎鲜少受到庆祝。人们习惯以告别聚会来迎接新的冒险，以毕业典礼来纪念一个篇章的结束与另一个篇章的开启，而长久停留在同一处，反倒显得乏味无趣。

有时，由于我们总是把重新开始浪漫化，安顿下来似乎就自动等同于“将就”或“妥协”。记者、也是《这就是你的归属：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家》一书作者梅洛迪·沃尼克认为，年轻人在刚从学校毕业时会经历一个“FOMO期”，也就是“害怕错过”的阶段，这时他们会觉得“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反而像是在将就”。沃尼克对我说：“人们总有一种想要去体验各种不同事物的冲动。而在美国文化中，我们也一直有着一种传统观念：要想向上流动，就得不断迁徙。”

整个行业都围绕着流动与漂泊这一理念展开，其中就包括那些提供家具租赁的订阅式服务。倘若你尚不确定自己究竟会待多久，或者房东明年会不会涨租、让你不得不另觅新居，那么那种一应俱全、浑然天成的“永恒”——比如配套齐全的餐具、不会只是一堆纸箱的床头柜、以及挂在墙上的装裱画作——便显得格外奢侈。

由于诸如拥有住房等传统的稳定指标对许多年轻人而言似乎遥不可及，我们仿佛被一股力量推向了相反的方向：不断奔波，就能把一切都尽收眼底，不放过任何一点。当时的我正是如此——我想把所有东西都看个遍。可如今回想起来，这又为何意味着忽视那些近在眼前的事物呢？

在我们的交谈中，沃尼克指出，在美国，不仅对小城镇存在偏见，就连安于一地也难免受到歧视。我们往往把这种心态视为“放弃宏大梦想”的象征，沃尼克说，而这种逃离感正是某些年轻人尤为深切的体验。我仿佛被点名道姓般地触动了——而且理由充分：我一直固执地相信，只要离开当下所处之地，生活才会真正开启。这种观念让我与那些连开口都不敢的梦想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它让我得以不断构想、反复重塑那个“最美好的人生”，以为只要换个新地方就能如愿以偿，却不知不觉忽略了：我的真实生活其实就发生在我身处的每一个角落。我可以参与其中，也可以选择等待。而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

“如果我们正寻求自我重塑或打造全新的身份，搬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或许会让这一切变得更容易。不过，沃尼克也澄清道：‘真正改变我们的，并不是那个新地方本身。它也许会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甚至为我们提供一些契机，去调整和改善自身的一些方面。但不可否认，你还是会经历那么一刻——‘天哪，我还是那个老样子的人，带着一身包袱，而如今又不得不再次启程了。’”

我仿佛天生就为归家而“接线”，正如人们以为我们生来便为离别而“接线”一样。任何足以将我诱出家门的冒险，都抵不过那些把我一次次拉回家园的羁绊。我回家的方式，就像在烈日下度过一天后不知不觉沉入梦乡——等你回过神来，已身在其中；等你意识到自己想要回家时，它早已悄然降临。对我而言，成长之痛的一半，就在于渐渐明白：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得不为自己营造一种家的感觉；而即便曾倾尽心力想要远行，到头来我真正渴望的，不过是寻觅那些归家的时刻，找到那些能让我重新回到那个最像自己的所在的方式。

我们不必总是不断迁徙。有时候，暂时驻足、安顿下来，同样能带来深刻的转变——它让我们有机会在稳定的情境中认识自我，而不仅仅是沉浸在追逐目标的节奏里。当我们回归家园时，便能静下心来盘点真实的自己。这并非因为想早早停下冒险、只想安于一隅而半途而废，也绝不是对探索之理想的否定；相反，它提醒我们：探索可以以多种方式展开——在我们的社区里，在我们构筑家园的方式中，在我们于不同情境下与自我相处的样态里。这仿佛就是回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身边。

作者：肯塔基州的自由撰稿人雷恩斯福德·斯托弗是《平凡的岁月》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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