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8月1日，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把一批闪耀着红色五角星的奖章，授予红军中的重要指挥员和英勇战士。这不是普通的纪念章，而是人民军队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军功荣誉。
当时的红军装备简陋，战事频繁，能够得到一枚红星奖章，既意味着战场上的突出表现，也代表组织对其军事指挥、政治工作或特殊贡献的认可。奖章数量不多，前后颁发不到两百枚，因而在革命文物和军史档案中格外珍贵。
红星奖章一般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部分资料还把最高等级单列为“红旗勋章”或作其他称谓，具体名称在不同汇编中并不完全一致，但所指大体都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授予的高级荣誉。
这项授勋并非单纯按照职务高低排列。有人是方面军和军团的主要领导，有人担任参谋、通信、保卫、工兵等专业职务，也有人只是连排级干部甚至普通战士。奖章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没有把基层战斗骨干排除在外。
最高等级的获得者中，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林彪、赵博生、董振堂等人。1933年前后，他们分处中央苏区、闽浙赣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等不同战场，承担着统筹全局或独当一面的任务。
朱德当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项英负责中央苏区重要领导工作，陈昌浩则在红四方面军担任政治领导。几枚奖章背后，连接的是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地方革命武装的组织体系。
二等红星奖章的名单更能说明这项制度的覆盖面。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罗炳辉、陈伯钧、李达、李聚奎、滕代远、毕占云、彭绍辉、王诤、寻淮洲、乐少华、洪超、王耀南、李赐凡、曾希圣、彭雪枫、陈光、符竹庭、吴高群、聂荣臻、邱创成、毛泽覃、周子昆、李青云、袁血卒、朱良才、袁国平、罗荣桓、易荡平、王蕴瑞、夏忠兴、何德全等，都曾出现在相关授勋名录中。
这里面既有罗荣桓、聂荣臻这样的政治工作领导，也有王诤、曾希圣这样的技术和情报干部，还有王耀南这样的工兵指挥员。红军的战斗力，并不只来自冲锋陷阵，通信、侦察、后勤和政治动员同样不可缺少。
三等红星奖章的获得者数量最多，名单也最为复杂。程子华、王震、李天佑、杨得志、杨勇、苏振华、黄永胜、陈正湘、萧锋、梁兴初、钟赤兵、姚喆、郭鹏、谭家述、萧新槐、张国华、田维扬、饶正锡等人，后来都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此外，还有龙德生、许洪飞、李祉清、张寿春、王海山、曹祥仁、邹毕兆、曾保堂、宋裕和、罗义辉等基层干部和专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留下大量个人材料，但在当年的战斗、通信、侦察和部队管理中，承担的往往是极其具体而紧要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红星奖章获得者的后来道路并不相同。有人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继续成长，有人较早牺牲，也有人在复杂环境中经历了曲折。奖章记录的是某一历史阶段的功绩，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个人一生的全部评价。
按照常见军史整理，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成为开国大将的有罗瑞卿、张云逸。开国上将包括萧克、李达、陈伯钧、朱良才、李聚奎、彭绍辉、王震、杨得志、苏振华、李天佑、杨勇、黄永胜。
开国中将名单中，常见的有毕占云、何德全、王诤、邱创成、郭鹏、谭家述、萧新槐、钟赤兵、张国华、陈正湘、姚喆、田维扬、饶正锡、梁兴初等。开国少将则包括王耀南、王蕴瑞、汤光恢、龙潜、曾保堂、罗云、王力生、白志文、萧锋，以及资料中有时写作宋玉林的宋玉琳。
如此计算，通行说法称红星奖章获得者中有45人后来成为开国将帅。需要说明的是，现存名录存在异体字、同名异写和职务记载差异，个别人名在不同资料中写法不一，宋玉林与宋玉琳便是常被重复统计的一例。因此，具体人数和名单应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档案、早期报刊及军史文献相互校核，不能只依据一份转录名单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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