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一带，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徐向前身处两支主力汇合后的复杂局面，看到的并不只是兵力增加，更是一次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战略选择。
会师之后，红军总兵力达到十万余人。6月15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卖国的宣言，正式提出北上抗日。
这个方针并不是一句口号。
当时，中央红军还不知道陕北有一块正在发展的革命根据地，北上以后究竟在哪里落脚，谁也没有现成答案。摆在眼前的，是四川西北复杂的地形、贫乏的物产，以及国民党军队逐渐收紧的包围圈。
红军原先考虑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这里人口稀少，山岭纵横，粮食和物资极难筹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情况也十分复杂。大部队短期行动尚可，若要长期坚持，后勤压力很快便会显现出来。
于是，中央将视线转向川陕甘地区。这个设想有两层含义：一是寻找更适合红军生存的区域，二是进入西北后，争取同当地群众、各方力量建立联系，形成新的战略支点。
张国焘起初并没有立即反对。1935年6月16日，他在电文中表示，可以向川陕甘发展，甚至提出向青海、新疆方向组织远征。但到了6月26日两河口会议，他又主张向南，认为四川腹地有既成根据地和群众基础，红四方面军也熟悉当地敌情。
这份意见并非毫无依据。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经营多年，对四川军阀的作战方式比较熟悉。相比之下，北上可能直接面对胡宗南等中央军部队，战斗风险确实不小。对一支刚经过长征、急需休整的部队来说，选择熟悉区域，听起来更稳妥。
问题在于，战略不能只看眼前一仗。
徐向前晚年在《历史的回顾》中评价张国焘，称其“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事时常常摇摆。徐向前还回忆，张国焘、陈昌浩当时有时谈北取陕甘，有时又说南下川西南，始终没有拿出成熟而稳定的整体方案。
徐向前本人并不赞成红军分裂。他认为，中央提出的方向同红四方面军原有的川陕甘计划存在相近之处，只是中央要把立足点放到更广阔的陕甘地区，而不是退回四川根据地腹地。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的处境十分为难。他赞同北上，却希望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不愿看到红一、红四方面军彼此分开。后来中央红军先行北上，消息传到四方面军驻地时，他一度坐在床板上，半个小时说不出话来。
更紧张的时刻随即出现。有人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已经离开，是否进行追击。陈昌浩拿起电话询问徐向前，徐向前只说了一句：“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避免了局势进一步恶化。
南下看似能回到熟悉的地盘，实际上却可能陷入更深的包围。蒋介石并不急于把红军赶尽杀绝，而是试图把红军困在川北，以封锁和消耗削弱其力量。红军一旦向南，活动范围会被四川军阀和中央军共同压缩。
当时，国民党军已经在汶川、松潘、平武、大渡河右岸等地布置重兵，既防红军北进，也防红军东返和西入川康。表面上看，四川腹地仍有空间，实际上各条通道都受到控制。
北上则不同。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扩大，使国内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国共之间的斗争固然存在，但日本侵略已经成为压在整个民族头上的主要威胁。红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既有军事考虑，也回应了社会情绪。
越向北走，越可能接近抗日前线，越容易同地方力量和各界民众形成新的联系。陕甘地区虽然困难重重，却不像四川腹地那样被多支军队层层封锁，更有利于红军重新建立根据地。
遗憾的是，张国焘后来仍坚持南下，红四方面军经历了极为艰苦的转战，部队和根据地都遭受损失。徐向前由此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所说“南下是绝路”，并不是临时判断，而是建立在敌我态势、群众基础和民族任务之上的战略结论。
所以，徐向前晚年才特别强调，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根据历史环境和革命任务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对当时的红军而言，方向选错，便不只是走哪条路的问题，而是能否保存力量、继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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