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3月，河北石家庄，一名曾经扛着相机奔走于抗日前线的军人即将被执行死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下命令后，迟迟没有离开办公室，只对工作人员交代了一句：“行刑前，给他做顿好吃的，让他吃饱、吃好。”
这名军人，名叫沙飞。
这顿饭之所以令人难受，不在于它有多丰盛，而在于聂荣臻清楚，眼前这个人既是杀人案的被告，也是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新闻摄影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功劳与罪责，疾病与责任，交织在同一个人身上，案件因此格外沉重。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于广东。14岁时，他进入无线电学校学习，后来参加北伐军，做过电台报务员。那时的他，尚未想到自己会用镜头记录一个民族最艰难的年代。
真正改变沙飞的，是鲁迅的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的苦难。1932年前后，他在汕头工作，收入稳定，却把业余时间大量用来读书。鲁迅笔下的战斗精神，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身边的人：车夫、灾民、乞丐、劳工，都成了他镜头中的对象。
相机不是玩具。
1935年，沙飞加入摄影团体“黑白摄影”。次年，他到广东南澳岛拍摄日本浪人的暴行，并将照片寄往报刊。那一刻，摄影对他而言已经不只是艺术，而是揭露现实、保存证据的工具。
1936年10月，上海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举行。沙飞负责组织和拍摄，病中的鲁迅突然来到现场。沙飞抓住机会，从不同角度记录下鲁迅与木刻青年的合影。
照片洗出后，他寄给了鲁迅及在场的木刻家。遗憾的是，10月19日，鲁迅去世。沙飞接到消息后赶到鲁迅住处，先在遗体前鞠躬，随后才举起相机，拍下鲁迅最后的影像，并记录了葬礼过程。
这些照片后来广为传播，也让沙飞声名大振。但在当时，鲁迅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处境都很特殊，沙飞因此受到牵连，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勒令退学。离开校园后，他索性把更多精力放到社会现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沙飞转向战地摄影。他有一个朴素判断：当时中国识字人口有限，文字宣传有局限，而一张真实的战场照片，即使让不识字的人看到，也能明白战斗意味着什么。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逐步重视随军记者和新闻摄影。沙飞来到晋察冀边区，拍摄战士、群众和敌后生活。河北涞源一带留下的《战斗在古长城》，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聂荣臻很快注意到他的才能。1938年4月，沙飞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专职新闻摄影。后来，他主持筹办摄影展，把边区军民抗战的照片集中展出。照片没有长篇说教，却把战壕、村庄、伤员和民兵训练直观地呈现出来，宣传效果十分突出。
1939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设立新闻摄影科，沙飞任科长。他不只自己拍摄，还培养摄影人员。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成立，沙飞担任主任；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1日，《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出版，收录的150幅照片中，有82幅出自沙飞之手。
长期面对战争伤亡，人的精神不可能毫无损耗。沙飞后来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病情时有发作。战争年代留下的血腥记忆，加上长期劳累，使他的精神状况逐渐恶化。
1949年，沙飞被送往石家庄接受治疗。治疗期间，他得知为自己诊治的医生津泽胜是日本人，受到强烈刺激。津泽胜并非普通日本医务人员，而是较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人，曾在白求恩医院工作，医术和医德都得到许多人的认可。
在一次精神失控中，沙飞开枪将津泽胜打死。案件发生后，舆论迅速关注。沙飞的抗战功劳、被害医生的反战身份，以及他本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都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聂荣臻曾询问：“沙飞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正常吗？”
调查人员答复说，沙飞病情间歇性发作，正常时与常人无异；当时检查结果显示，他在表面上神志清醒。案件经过重新研究后，最终作出了死刑决定。聂荣臻对此极为痛苦，却没有因旧日功劳而放弃军纪与司法程序。
处决前那顿饭，正是这种复杂心情的流露。它不是对罪行的否定，也不是对受害者的轻视，而是对一个曾为民族留下珍贵影像、最终又在疾病中犯下重罪的军人的最后照料。
1950年3月，沙飞被执行死刑，时年38岁。多年后，家属持续申诉。经过调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于1986年5月撤销原处决判决，认定沙飞作案时患有精神疾病，行为不能自控。
沙飞留下过一句话：“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他的相机记录过鲁迅，也记录过长城、战士和敌后百姓。至于那场改变他命运的枪声，则被写进了另一份关于战争创伤、精神疾病与司法责任的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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