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特朗普终于彻底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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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的急促节奏，让一天仿佛一周，一周仿佛一月，甚至一年。面对特朗普总统反复无常的行事，人们根本理不出任何头绪。即便如此，2026年虽未带来平静，却让局势变得更加清楚。

第二任期已过去 20 个月，特朗普先生重塑了总统职位，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以及彼此之间所能容忍的限度。然而，这一变革虽然影响深远，却可能不如特朗普先生及其盟友未能做到的事情重要。他们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所推动的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上失败了：利用国家机器重塑美国社会。这一失败是过去 20 个月的核心事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比一年前所处境地更少危险的原因。

特朗普第二次就任总统时，带着几项彼此重叠却又各自不同的议程。他最在意的一项，是把行政部门改造成学者所谓“家产制统治”的统治形式，也就是把国家当作领导人的个人财产和家族事务来经营。在家产制体系中，专业官僚机构和中立规则会被国家元首的意志取代，或屈从于这种意志。只要有可能，家产制统治者就会把执法、赦免、项目与拨款、人事任命、职务晋升以及国家权力的其他一切方面个人化并武器化。

据报道，特朗普令自己和家族获利数十亿美元，又试图通过一项虚假的法律和解从纳税人手中攫取近18亿美元，这些都是家产制的表现。他系统性地改变行政部门的用途，使其服务于自己的个人和政治利益，同样也是家产制的表现。

他利用司法部进行私人报复，又动用赦免权为亲信免罪。他把曾为自己进行刑事辩护的律师安插到司法部高层，还在联邦调查局安插了一名狂热的政治效忠者，此人的主要资历，是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攻击那些曾审查特朗普的调查人员。他还清洗了政府内部制约腐败的力量，解雇监察长、职业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探员，而这些人的过错不过是按规矩办事。

特朗普通过制造既成事实来挤开国会，无视宪法界限，强行贯彻个人意志，摧毁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是一例。在最高法院的一定助力下，他把联邦权力集中到总统职位；借助家产制议程，他又把这个职位改造成不为宪法服务，而为他本人及其欲望服务的工具。

特朗普留下持久印记的另一个领域，是政治规范的重设。所谓“规范重设”，是指蓄意降低美国公共生活中界定何种言行可以接受的标准。

例子多得不胜枚举，这里只需回想几个。特朗普把政治对手称为“害虫”，说移民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3月去世时，特朗普发帖说自己“很高兴他死了”。罗伯·莱纳（Rob Reiner）夫妇在家中遇害后，他把两人的死亡归咎于莱纳对自己的批评。他迎合政治暴力，又为之开脱：对威胁曾忤逆他的官员暗表赞许，拿南希·佩洛西丈夫险些丧命的遇袭事件开玩笑，还赞扬并最终赦免1月6日骚乱者。从没有哪位总统像他这样沉溺于霸凌、残酷与仇恨。这一切之下，是工业化规模的撒谎成为常态：他担任总统期间已有数以万计的虚假说法记录在案，其中包括对美国人的虚假指控和向法院作出的虚假陈述。

许多美国人已经厌倦了在这摊污泥里跋涉，想把目光移开也完全可以理解。这正是特朗普所指望的。他取胜，不是靠说服我们接受这些行为，而是靠耗尽我们的心力，直到我们不再反对。每一次违规都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容易；每一次未受惩罚的越界都会重划底线。遭到破坏的不是这条标准或那条标准，而是标准本应适用这一观念本身。主要拜特朗普及其盟友所赐，如今美国可以接受的政治言论与行为，放在短短几年前，即使不至于不可想象，也足以取消一个人的资格。人们已经说不清，一名总统究竟还要说出怎样的话，谈论一个死者、一个遭到杀害的家庭、他虐待过的女性，或煽动暴力，才会让自己付出任何代价。

既然如此，为什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二年，看起来反而没有第一年那么可怕？因为家产制和规范重设尽管破坏严重，却只是他及其追随者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最大的野心另有所指：重塑美国社会本身。

特朗普政府的文化重设计划野心勃勃。它虽得到总统支持，却主要由他身边的人设计和推进。政府内部有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和J·D·万斯（JD Vance）等高级官员，还有曾在政府任职四个月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政府外部有曼哈顿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传统基金会的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以及《作战室》播客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活动人士；另有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Deneen）、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和查尔斯·凯斯勒（Charles Kesler）等知识分子，以及传统基金会、克莱蒙特研究所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等机构。

这群人把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视为阻止并扭转左派接管、改造美国文化与制度的最佳机会。他们把政府权力对准文化制高点，企图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整个社会，以自己的支配地位取代自由派霸权。

圣母大学政治学家德尼恩博士在2023年出版的《政权更迭：走向后自由主义的未来》（Regime Change: Toward a Postliberal Future）中明确指出，需要更换的“政权”不只包括政府职位，也包括社会各界的精英位置。他写道，目标是“以和平但有力的方式，推翻一个腐败且使人腐败的自由派统治阶级”。“必要时，必须通过彰显人民权力来约束和规训当前占据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力位置的人。然而，仅仅限制权力精英并不足够。相反，建立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至关重要。”

与他们的革命野心相称，特朗普的文化战士使用的也是革命话语。班农在2017年宣布要“解构行政国家”。“2025计划”的设计者之一沃特说，目标是让职业公务员被视为“恶棍”。外界普遍认为鲁福设计了本届政府针对大学的行动；他把MAGA运动称为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并说这场运动“必须使用许多人眼中的激进手段”，让大学“陷入存亡恐惧”，令其“倒退一两代”。

换言之，他们的计划是运用政府权力和总统职位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支配公民社会并重构其运行方式。他们要在任何发现“觉醒文化”的地方发动攻击，这是一项覆盖全社会的工程。行动于是逐个领域推进。

大学：2021年，万斯赞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所说的“教授就是敌人”；2023年，特朗普承诺要“切断给那些协助马克思主义攻击美国传统的学校的资金”。他们果然这样做了。他们冻结哈佛、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高校的数十亿美元联邦科研资金，以此为筹码干预招生、招聘和治理；为了对核心学术事务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大学获得正当程序的权利。若非法院介入，特朗普或许已在事实上接管美国的私立大学。

律师事务所：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企图通过撤销安全许可、切断接触联邦政府的渠道，惩罚甚至摧毁大型律师事务所。部分原因是其中一些律所曾挑战特朗普，或为他的对手提供代理。但更广泛的目的，是恐吓整个法律界，迫使其远离自由派事业和客户。（数家律所按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条件达成和解；那些在法庭上抗争的律所则胜诉。）

媒体：总统第二任期伊始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企图迫使美联社等新闻机构更改“墨西哥湾”的名称。这件事虽然怪诞，却预示了此后不断恐吓和改造媒体的做法。总统把传统新闻机构挤出白宫和五角大楼，试图令其边缘化。他以个人名义起诉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新闻机构，迫使对方支付数百万美元和解金；与此同时，他任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公开以吊销执照威胁广播机构。在这种压力下，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的节目一度停播，后来事实证明只是暂时的。

文化：特朗普最初采取的行动还包括让自己出任肯尼迪中心主席。这个由国会特许设立的国家文化橱窗随后被更名，名称中加入了特朗普本人。他停止资助公共广播，取消56个州及辖区人文委员会的经费，还让公共广播公司实际上关门。他下令审查史密森学会的展览和节目，看其中是否含有特定意识形态内容；向国家公园施压，要求删去有关奴隶制的文字。他还和国防部长一起把军队改造成文化战争的展示场：把国防部改称“战争部”，恢复以南方邦联人物命名的军事基地名称，删除纪念塔斯基吉飞行员和纳瓦霍密码员的网页（后来恢复），并从美国海军学院图书馆撤下近400本书。

体育：行政命令为2026年世界杯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成立了白宫工作组，特朗普把自己安插为两个工作组的主席。他要求华盛顿的美国橄榄球联盟球队“指挥官队”和棒球队“克利夫兰守护者队”恢复旧名。他攻击运动员，目的是加深文化分裂。世界杯进行期间，他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让一名美国前锋因红牌受到的禁赛处罚得以撤销。他还花费至少6000万美元，在白宫草坪为自己的80岁生日举办一场终极格斗冠军赛（UFC）笼斗。

街头：或许最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炫示武力，试图教会美国人顺从。它向首都和其他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名义上是为了减少犯罪，实际上是为了控制街头。它派出蒙面、身份不明的准军事化人员进入美国城市，并命令他们采用刻意炫示强硬的战术。在“都会突击行动”中，数千名执法人员涌入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地区；芝加哥、波特兰、洛杉矶等地也同时出现了类似部署和武力展示。现场采访报道这些行动的记者遭到逮捕。

这些行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执法，而是国家试图让公民心生恐惧。在反恐怖主义监禁中心（CECOT）事件中，数百名移民未经听证就被空运到萨尔瓦多的巨型监狱；国土安全部长还高调前往那里，对他们所受的严酷待遇洋洋得意。联邦机构发布充满胜利意味的突袭和逮捕视频，特朗普又暗示美国公民应当成为下一批对象。传递的信息是：“害怕吧。”

每届政府都会试图影响文化。本届政府的不同之处不在于野心，而在于手段和规模：依靠的不是劝服而是强制；不是在一条战线行动，而是同时在所有领域出击，采用前所未有且被法院裁定违法的方式。特朗普及其政府试图恐吓并强行接管私人机构，扭转文化方向，以强力和恐惧自上而下地重塑社会。

特朗普式社会革命确实在少数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减缓甚至逆转了精英机构内所谓DEI，即多元、公平与包容的势头，也抑制了保守派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不过，这两种变化在特朗普就任前都已开始。总体而言，本届政府按照自身模样改造文化的努力已经失败。

历史或许有一天会判定，浪潮是在明尼阿波利斯逆转的。今年1月，“都会突击行动”实施大规模逮捕，闯入民宅，发射胡椒弹，还在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下开枪打死两名美国公民蕾妮·古德（Renee Good）和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并在两人死后诋毁他们。

这场行动的设计者斯蒂芬·米勒，是现代美国史上权势最大的总统助理之一，他对所用方法直言不讳。米勒每天同国土安全部领导层通话，借总统权威指挥“都会突击行动”。据报道，他命令执法人员与抗议者“强行制造冲突”，以赢得“公关战”；他还说，如果明尼苏达州居民开始认为“自己的抗议取得了成功”，政府在全国内地的执法行动就会失败。据报道，他说，抗议者“必须不惜动用一切武力加以击败”。

明尼阿波利斯民众以有纪律的和平抵抗作出回应：数万人在北极般的严寒中游行；人们用烛灯拼出“让ICE永远离开”；全州发起“经济停摆”；州政府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公民网络追踪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并记录其行动；当地民众始终不为任何挑衅所动。

特朗普政府退让了；几天内，负责边境事务的主管便宣布了一项“缩减部署计划”。此后，企图摧毁这座城市抵抗意志的几名关键人物被撤换：行动执法指挥官格雷格·博维诺（Greg Bovino）被调离当地，送回加利福尼亚州；克丽丝蒂·诺姆（Kristi Noem）遭到解职；米勒的声音也明显少了。

明尼苏达州居民证明了自己能够直面武力炫示并取胜，由此摆脱绝望，发现自己并非无能为力。这一刻成为催化剂，影响远远超出双城地区。广大民众看见有人正以他们的名义做些什么，许多人对此深感厌恶。他们隐约看到，一个国家确实可能就此失守，而自己的国家比原先想象的更加接近悬崖边缘。

总统及其阵营还输掉了其他几场关键文化战。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皇身在祖国之外，却言辞直指祖国；他不仅反抗特朗普，而且在道德层面超越了他，展现出一种总统权力无从抗衡的道德权威。在美国国内，“不要国王”（No Kings）游行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抗议活动之一，参与者以愤怒和幽默为武器，毫无惧色。代表哈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律师事务所提起的诉讼赢得了多项关键裁决。联邦法官，包括一些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一次又一次阻止政府行动。马斯克的拆毁队则在失败与声名狼藉中解散。

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总统的支持率崩塌了。选民想要的是边境秩序井然，是驱逐有犯罪行为的移民，而不是一场以残暴手段打上街头的文化战争。再加上他最近在伊朗问题和物价问题上的双重失败，特朗普本已低迷的支持度进一步跌至进入第二任期的总统近乎创纪录的低点。

如果特朗普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五十几，而不是百分之三十几，他很可能会有信心违抗最高法院，或援引《反叛乱法》，从而制造一场名副其实的宪政危机，而且他很可能会得逞。可现实恰恰相反。最高法院今年2月判定其标志性关税无效时，他觉得自己不得不遵从裁决。（此后他换用另一项法律条款，恢复了其中一部分关税。）他恐吓文化领域的行动并未停止；他仍在威胁大学，攻击言论自由。对此，任何人都不应放松警惕。不过，他的注意力已经从恐吓和支配公民社会，转向为自己建造纪念碑。

革命即使失败，也会在大地上留下伤疤。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还剩不到两年半，他仍可能在情绪和心理上彻底崩溃。但局面已经不同。现年80岁的总统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甚至也在失去自己的基本盘。MAGA运动正在分裂，总统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人恐惧。今天，我们知道了一件一年前还不完全清楚的事：美国公民社会比MAGA文化革命者所希望的更难恐吓，也更难重新塑造。

保守派完全有权影响和改变文化，正如进步派确实做过的那样。但他们应当采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方式，靠道德感召和劝服，而不是压倒性的强力。进步派也有应当汲取的教训。特朗普及其文化战士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走得太远，脱离了道德主流；民主党人应当争取并站稳这片主流地带，而不是像他们似乎很想做的那样，猛然向左冲得太远。

那些曾帮助特朗普掌权的人，所作所为不只是不明智，而且负有罪责。即便如此，如今已经可以看出，许多美国人，或许人数已经足够，决意活在真实中，而不是谎言中；决意捍卫自己作为公民和政治主体的自尊；决意让一个已经变得过于冷漠、无情、残酷的国家重拾人性。

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是美国作家、记者和公共政策研究者，现任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曾长期供职于《国家杂志》，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制度、言论自由、知识生产机制、政党治理与公共政策，著有《知识宪法：捍卫真理》《你的幸福曲线》等。

彼得·韦纳（Peter Wehner）是美国政治评论家，现任三一论坛高级研究员，并为《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撰稿。他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先后在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三届共和党政府任职，曾担任美国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的演讲撰稿人、白宫总统演讲撰稿副主任，以及白宫战略倡议办公室主任。离开政府后，他长期从事美国政治、公共政策及政治文化研究，著有《政治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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