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 | A·G·苏兹伯格：由 1500 万份历史初稿讲述的美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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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纪念《纽约时报》开展目击式新闻报道 175 周年系列文章的一部分。

我的书桌上方挂着一幅岛屿版画。画里，是一个尚且年轻的国家里一座尚且年轻的城市。鹅卵石街道两旁排列着低矮的建筑，没有一座高过教堂尖顶。视野中看不到桥梁或隧道；纵帆船和明轮蒸汽渡船挤满岸边，作业繁忙的码头沿海岸铺展开来。这是1851年的纽约市。

那年9月18日，在岛屿南端的拿骚街，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纽约时报》出版了创刊号。报纸是在尚未完工的阁楼里借着烛光编排出来的，只有四页，文字密密麻麻，没有彩色印刷。售价一美分。

本周五，《纽约时报》迎来创刊175周年。过去几个月里，我发现自己的目光总会被办公室墙上的那幅版画吸引。这份报纸创刊时，室内用电尚未出现，汽车、广播、电话、飞机和计算机更是无从谈起。这样一份报纸竟然延续至今，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而《纽约时报》又何其幸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得以见证、记录并追问如此多的历史。

在《纽约时报》，我们相信，报纸的职责是追寻真相，帮助人们理解世界，并让有权势者受到问责。这意味着，要让人们获得作出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意味着，通过更充分地了解邻人的生活、希望和忧虑，把多元的社群连接起来；意味着，代表公众向政府和商业领袖提出尖锐的问题。也意味着，做这一切时，都必须坚守公平、准确和独立——用我们长期奉行的信条来说，就是“不偏不倚，无所畏惧，也不偏袒任何一方”地报道新闻。

因此，《纽约时报》175周年恰逢一个更大的里程碑，也显得格外契合：美国建国250周年。真相、理解与问责，是一个强大国家和健康民主不可或缺的基础。

在61,011期报纸、约1500万篇文章中，《纽约时报》的版面记录了美国非凡的成长历程：从一个人口2400万的新兴国家，成长为一个人口近3.5亿的全球超级大国。这里记录新技术的出现，也追踪随之而来的社会震荡；记录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及“谁被承认为美国人”这一范围如何不断扩大；揭示战争、经济萧条和悲剧时刻造成的伤害，也记录胜利、经济繁荣，以及这个国家那种“总能办到”的韧性——它往往能从困境中走出来，而且变得更强。

合在一起，它们就是美国历史的初稿。每天都在续写新的一卷；这份记录如此厚重、如此广泛，平均下来，足以装满一本1000页的书。而这部作品最主要的作者，是那些被我们派往世界各地、亲眼见证事件并把所见告诉读者的记者——他们不仅确认事实，也把事实放回具体语境中，解释这些事实为什么重要。

南北战争的第一声枪响在萨姆特堡响起时，我们在那里，我们的记者随即被当作北军间谍逮捕。此后数年的战事中，我们也一直在现场。其中一些战役，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战争部长甚至先从我们的版面上读到消息，早于前线将领把战报送回。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我们的华尔街报道就曾警告市场中的鲁莽投机，因此惹恼了势力强大的金融家。后来，美国跌入大萧条，一位银行业领袖感叹道：“如果当时我们的美国社会能够听进那个声音，今天的处境本来会好得多。”

我们的记者冒险奔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有人献出生命，也有人落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把政府配给的稀缺新闻纸优先留给这些报道，以确保它们能够送到美国公众手中，为此甚至拒绝刊登广告。

在民权运动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我们的一名记者正在孟菲斯的洛林汽车旅馆，一名刺客就在那里枪杀了马丁·路德·金。他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对自己说：“写。写下来，把你看到的一切都写下来。全都记下来。”

就在25年前的这个月，当其他人逃离双子塔倒塌的现场时，我们的记者却冲向燃烧的废墟。此后的20年里，我们的记者长期驻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讲述随后发生的战争。直到今天，我们仍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报道。如果我们不把美国这些历时最久的战争留下的教训和后果记录下来，这个国家又要如何从中学习？

尽管我们对最高新闻标准的坚守无人能及，但一路走来，我们同样犯过错误，有大有小。每当出错，我们都会努力向读者坦诚说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并督促自己做得更好。

这就是成为这个国家“记录之报”的含义：一份伟大却并不完美的报纸，坚定不移地记录着一个伟大却并不完美的国家。

如果没有美国长久以来对自由探究和自由表达的坚守，《纽约时报》以及我们所倡导的独立报道模式，不可能延续至今。同样，如果没有新闻机构行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美国这场大胆的民主实验恐怕早已遭遇严重挫折。公民自治要求人们能够接触可靠的信息来源，借此作出知情选择，也能判断自己的领导人何时没有按公众利益行事。这正是为什么新闻业是宪法中唯一得到明确保护的职业。正如美国建国者所认为的那样，新闻自由是“自由的伟大堡垒之一”。

今天，美国新闻自由的未来并不确定。长期支撑原创报道的广告商业模式已经崩塌；仅仅20年间，美国就失去了近3500家报纸，以及绝大多数地方新闻岗位。随着新闻机构耗费巨大成本生产的报道，被人工智能背后的科技巨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窃取并重新利用，这种衰退看来还会继续。

与此同时，在财务实力受到削弱的情况下，新闻界正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针对其权利和正当性最直接的政治攻击，有时甚至会在这种压力面前退让。其结果是，能够获得足够机构资源和机构担当支持、去完成这些艰难工作的记者越来越少——去见证那些否则可能无人看见的事件，去揭露那些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掩盖的权力滥用。

175年来，《纽约时报》已经十分习惯在巨大压力下工作。我的同事在履职过程中曾遭绑架、逮捕和枪击。有人在脚下的地雷爆炸后幸存下来，也有人从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生还。有人受到外国政府监视并被驱逐出境；还有人遭遇抗议、调查，被拖进法庭。

19世纪70年代，纽约的特威德老板建立的政治机器几乎掌控了纽约市和纽约州政府的每一个角落。他曾设法阻止《纽约时报》刊发一篇最终导致其垮台的调查揭露。他的同伙先是威胁，后来干脆提出行贿；按今天的币值计算，这笔贿赂远远超过1亿美元。《纽约时报》的出版人很快便拒绝了。

近一个世纪后，当拳头、警棍和子弹都没能阻止我们的记者报道民权运动时，种族隔离主义者转而把司法体系当作武器，发起一连串诉讼，企图让《纽约时报》破产。

两党的美国总统都曾想方设法向新闻界施压，阻止自己不喜欢的报道。约翰·F·肯尼迪曾监视我们的一名记者。理查德·尼克松试图阻止“五角大楼文件”发表。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曾诉诸法院，试图迫使《纽约时报》记者交出机密消息来源。

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敌视新闻界——他把新闻界称作“人民的敌人”。他指责记者犯下叛国罪，而这一罪名最高可判处死刑。新闻报道一旦令他不满，他便亲自起诉新闻机构。他还指示其政府动用公权力手段，对履行记者职责的人展开调查、发出传票并提起公诉。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人们，新闻界的重要性经久不衰：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一样，仍然阅读《纽约时报》。他仍然依赖我们的报道，仍然回答我们的提问，也仍会在对自己有利时引用我们的报道。事实上，有一次到访《纽约时报》时，他甚至当面对我和同事说，《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大瑰宝，也是世界的一大瑰宝”。

新闻自由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大，也因此使现在成为一个尤其适合提醒自己的时刻：我们的国家一如既往地依赖可信的信息、语境和问责机制。事实上，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因为那些仍坚持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原创、独立报道的新闻机构，正在被社交媒体网红、党派宣传者以及贩卖恐惧、愤怒和虚假信息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所形成的浪潮盖过声势。

我们之所以知道自己所知道的许多事情，往往正是因为记者。他们不只是记录了这个国家最初的250年，也赋予公众力量，并促使公职人员保持诚实。当前全球范围内民主受到侵蚀的局面已经发出清晰警告：当新闻自由受到削弱，其他自由很快也会随之失守。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夸张，我愿请任何人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人民是自由的，而新闻界却不自由。

美国建国周年与《纽约时报》创刊周年在这一刻重合，恰好提醒我们，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持久的联系。其中还隐含着一种延续下去的承诺：我们的国家经历过许多风浪，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也总会找到走过去的办法。

但这些周年纪念同样提醒我们：历史必须被记录下来，我们才能从中汲取教训。我们此刻经历的一切，真的前所未有吗？上一次发生类似事件时，事情是怎样发展的？什么办法奏效了？什么没有？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一如既往，《纽约时报》的版面记录着我们共同历史留下的教训，也寄托着我们对共同未来的希望。

A.G.苏兹伯格（A.G. Sulzberger）是《纽约时报》现任出版人、纽约时报公司董事长，也是掌控该报一个多世纪的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成员。他毕业于布朗大学，职业生涯从地方新闻记者起步，2009年进入《纽约时报》，先后担任记者、编辑和管理职务，2018年接任出版人。与单纯的企业管理者不同，苏兹伯格长期把自己的核心职责定义为维护《纽约时报》的独立性、公信力和新闻标准。他尤其强调新闻机构应追寻事实、帮助公众理解世界，并对权力进行问责。近年来，他持续公开讨论美国新闻自由面临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压力，同时积极介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版权争议。《纽约时报》起诉OpenAI和微软后，他也成为传统新闻业捍卫原创报道价值、媒体独立和内容使用权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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