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初版115周年：启发的，与被误解的

提起“企业管理”，我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流水线与科层制，抑或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拧螺丝的荒诞画面。

《科学管理原理》便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一百多年来，这部著作与它的作者泰勒，既启发了无数管理者与管理学研究者，也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其中不乏误解，如认为泰勒持“人如机器”的机械论。

今年是《科学管理原理》初版115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的中译本也于近期问世。管理学者马亮在再版导读中，将泰勒放回他自己的文本，看他究竟说了什么。或许我们能借此重新认识这位“管理学之父”的贡献和局限，也重新理解管理本身的意义——它不只是效率的工具，更是一种让众人之事变得更好的学问。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科学管理原理》再版中译本导读《管理学的永恒魅力》。文中“见注释1”等说明，对应文末注释。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马亮

《科学管理原理》

作者：[美] 弗雷德里克·泰勒

译者：朱碧云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8月

管理是众人之事，而管理学就是一门探究众人之事如何加以计划、组织与协调的学科。（见注释1）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于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被视为管理学的奠基之作。这本书开创了管理科学研究的先河，而泰勒本人也被视为管理科学之父。一个多世纪以后，重读这部经典之作，依然可以感受到泰勒对管理科学的孜孜以求，以及百年管理学的永恒魅力。

什么是科学管理？

泰勒开篇就谈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演讲，提到“提高国家效率这一更大问题”的重要性。（见注释2）他认为，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就是导致“国家效率”损失的罪魁祸首。他强调，国家不仅应该发掘人才，而且需要培养和训练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他指出，管理是一套科学方法，在各行各业和各类组织都具有普适性。

泰勒开宗明义，强调管理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雇主和雇员的“财富最大化”（maximum prosperity），而这“只能是生产力最大化的结果”。他认为雇主和雇员之间不是对立的敌我关系，因为科学管理的基础正是在于坚信雇主和雇员“两者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实现雇主和雇员财富最大化的科学管理目标，同人类社会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异曲同工，体现出管理不唯效率至上，亦追求社会公平。

泰勒认为，工人“磨洋工”（soldiering）或“怠工”（loafing）是“当今社会的最大毒瘤”。他区分了两种磨洋工，一种是“出于人自然的懒散倾向和本能”的“自然性磨洋工”（natural soldiering），另一种是“出于人际关系所引发的更加错综复杂的思虑和顾忌”而导致的“体制性磨洋工”（systematic soldiering）。相对来说，体制性磨洋工的危害性更大，且能够通过科学管理加以解决。他很同情工人，但是不认同工人“磨洋工”，以及工会对工人怠工和罢工的纵容。他希望通过科学管理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为其争得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

管理学包括多个一级学科（其下设若干二级学科），如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图为纪录片《企业》（2003）画面。

虽然被称为科学管理，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哲学。泰勒强调，科学管理原理包括四大根本原则：工序科学，选择和培训工人，管理者与工人密切合作，以及管理者与工人公平担责。泰勒将科学管理总结为科学、和谐、合作、最大产出、效率最大化和财富最大化，并认为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

过去的管理依靠工人的经验积累和口口相传，并没有科学的检验，也难以推动知识的传承。工人每日劳作，操练其手艺，但是对其从事工作的原理却可能“日用而不知”，并不清楚其背后蕴藏的深奥科学。科学管理则希望将工厂的各项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并使其能够标准化，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率。这是一种知识管理，推动工人的工作经验科学化和标准化，进而形成可以复制、传承和推广的知识体系。

泰勒指出，“科学管理的主要内容很大程度上就是任务的计划和执行”。归根结底，科学管理意味着要研究工作任务的程序和环节，选择和培训优秀的工人，并为其设计最趁手的操作工具，从而实现人员—任务—工具的最优匹配。当然，科学管理不完全是任务管理，还涉及激励。“这两个因素，也就是任务和奖金……构成了科学管理机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们过去是，现在也是管理机制中的制高点，所以它们尤为重要。它们的适用需要管理机制里几乎所有其他因素的支持。”

在泰勒的时代，“激励主动性”（initiative and incentive）被视为一种最优的管理哲学，但这是“把问题留给工人，让工人独自解决”。这意味着放手让工人自主决断，而没有发挥管理者的作用。泰勒认为，“‘激励主动性’的管理方法的根本原理必然是把所有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每个单独的工人，但是科学管理原理却把问题的解决交到管理层手中”。

在雇主与雇员之间，泰勒创造了管理层，而且认为这不会带来“官多兵少”的问题，因为管理层的确增加了人手，但是降低了劳动成本并提高了整体效率。所以，泰勒所推崇的科学管理相当于创造和扩大了一个专业管理职业，使更多人可以专门从事科学管理工作。管理层能够帮助工人提高效率和增加收入，也可以助力雇主降低成本和增加财富。特别是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催生了劳工办公室，也带动了这一管理职能的发展。

他认为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种管理哲学，要求管理层承担更多责任（依靠管理层），而不是把责任都推给工人（依靠工人）。泰勒强调，“相比旧的管理体制，科学管理方法可以统一地、在更大程度上充分地激发工人的‘积极主动性’（指他们的辛勤工作、良好愿望及创造天赋）”。这是因为“这种工人和管理者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是现代科学管理或任务管理的精髓和实质”。

电影《年会不能停！》（2023）剧照。

对泰勒的误读与污名化

在管理学文献中，学者们虽然尊称泰勒为“管理学之父”，但是往往认为泰勒坚持“人如机器”（men-as-machines）的机械论，而推崇比其更晚的梅奥（Elton Mayo）和马斯洛（Abraham Maslow）。人们认为梅奥发展了人际关系理论，而马斯洛拓展了动机理论。但是，这种将泰勒的机械论与后期的心理论二元对立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也相当于抹杀了泰勒的思想贡献。比如，1989年就有学者撰文，反驳这种二分法的观点，试图为泰勒正名。该文认为，泰勒的思想不是一种简单落后的“机械人”假设，他对人际关系和动机研究也有一份应得的功劳。（见注释3）

泰勒被视为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家，把人视为纯粹的劳动力甚至是机器。但是，将《科学管理原理》通篇读下来，没有人会对此认同。他知道要为工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也强调要增加休息时间，避免工人过度疲劳。他关心雇主的财富最大化，也强调雇员的财富最大化，而且认为只有二者同时实现，才算是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

泰勒认为，雇主与工人之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当然，他认为工人是粗鄙和低下的，天然有偷奸耍滑的恶习，自然会留有那个时代作为管理层的“傲慢与偏见”。但是，泰勒特别谈到科学管理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激发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与家庭境况，这体现出他对工人的同情和尊重。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年3月20日—1915年3月21日），1911年出版《科学管理原理》。

泰勒强调要注重因材施教、选人用人和人尽其才的管理理念，认为要对工人分门别类，“每一个工人都被个体化对待”，按照其特长来实现人岗匹配。比如，搬运生铁需要一类工人，而钢珠检验则需要另一类工人。毫无疑问，精挑细选的优秀工人是少数的，而其他不合格的工人则不得不被解雇。但是，企业或政府可以通过培训，让他们从事其他更适合的工作，因此这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优化。

泰勒注重任务管理（task management），强调任务的计划与执行，但是并没有忽视工人的重要性。当然，泰勒主要依据生理学和工程学的方法开展实验，而有关心理学的研究因为过于复杂还没有完全融入他的研究计划。他关注人的动机（motives），并研究了对工人采取差异工资会带来的激励作用。泰勒明确工人关注的是激励问题，特别是涉及工资的方面。所以，在提升工人的生产力的同时，他认为也要相应增加他们的收入。泰勒认为工人偏好及时反馈，相对于利润分享机制，每日奖励对于激励工人而言效果更为显著。

泰勒特别强调工人参与管理的重要性，也反复谈到工人联合抵制管理变革带来的挑战。他关注管理层如何手把手地培训工人，来提升他们的技能和效率。泰勒指出，科学管理不允许工人自作主张，但是他们可以提出改进建议并得到嘉奖，所以会有更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在泰勒所描绘的管理理想中，工人的工作时间更少，休息时间更多，工作效率更高，劳动收入也更多。因此，“血汗工厂”把工人的劳动力吃干榨净，将其比喻为“泰勒制”或“泰勒主义”（Taylorism），实在是冤枉了他。与此同时，为什么泰勒的思想在管理学中被以讹传讹乃至遭遇污名化，也是值得反思的学科史问题。

泰勒关注的是微观的管理实践，但是也注重宏观的社会问题与国家治理。总体来说，他是站在国家和社会的立场上审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二者是可以且应该通力合作的。他既没有美化雇主，也没有贬损雇员，他认为要跳出工人与雇主的二元对立，看到全体人民的重要性。毕竟，工厂生产的产品要向全体人民销售，而他们期待的是物美价廉，所以需要平衡雇主与雇员的利益。管理的目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实现劳资双赢乃至社会共赢。这意味着我们要关注劳资关系，以及更大的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无独有偶，泰勒在书的结尾嗟叹英国生产力低下与大面积失业，并认为其症结就在于工人不愿意提高产出，而科学管理原理大有可为。这一点同杰克·伦敦在1902年对英国伦敦东区贫民窟的调查不谋而合，且他也认为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恰恰是商业管理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起来。（见注释4）

科学管理原理对管理实践的意义

任何时代的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泰勒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不应紧紧抓住他的时代局限性不放，而应该关注其开创一门学科的勇气和先进思想的闪光点。更为重要的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即便是放到今天来看，也依然有很强的普适性和适应力。

泰勒强调管理是一门科学，但是更看重管理哲学。泰勒认为科学管理原理不是具体的管理机制和方法，而是一套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的管理哲学。泰勒警告，“不要滥用这种新型管理方法中的机制但抛弃其实质内容，也不要完全忽视过去的经验而试图缩短必要的长时间的改革实施进程”。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管理哲学，而只是推动管理机制变革，则无助于管理问题的根本性破解。与此同时，他警告励精图治的管理者也要耐心对待管理变革，逐步推动各项管理变革，避免毕其功于一役可能造成的风险。

我们可以忽略泰勒在钢铁厂开展的生铁搬运、矿石铲装、砌砖、金属切割、钢珠检验等一系列具体实验，因为这些场景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基于这些具体管理实验而发展的一般性管理哲学，能持久而深远地启迪后人，即便是到现在也不过时。当然，泰勒谦虚地说这些都是旧知识，他只不过进行了加工整理，使之成为一门科学。

纪录片《公司的力量》（2010）画面。

泰勒呼吁要把经验法则转变为科学管理，但时至今日，这一变革进程仍未完成。他指出，“在科学管理下，科学的知识和方法遍地皆是，迟早会取代经验法则。然而在过去的管理体系中，依照科学法则工作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放眼当下的各类组织，这样的管理期待并没有完全实现。目前还有大量组织的管理依然是经验法则的天下，而科学管理原理并没有站稳脚跟。泰勒认为，需要将经验法则转变为科学管理，而这同如今流行的“循证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不谋而合。循证管理和科学管理都是通过科学证据的积累来进行有效管理，通过科学管理研究来持续不断地提升管理效率。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主要是在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工厂发展的，但是他坚信这套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类组织的管理工作。一般将组织分为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它们的目标与属性不同，需要分别加以管理。但是，从管理哲学而言，各类组织之间也有很强的相似性和很大的互鉴空间，可以共享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原理。这启示政府要向企业学习，企业也可以借鉴政府，而科学管理原理能够为各类组织管理提供启发。同理，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将管理学分为多个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以及更多二级学科，但是这些学科之间有很大的交叉融合空间。

科学管理原理对管理学的启示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他的思考源自自己在工厂工作的实践，而他的研究也扎根于一线实操，这使其发展的科学管理原理本身就是“实践出真知”的典范，也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泰勒关注的问题是工厂管理如何实现科学化，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并创造财富，使管理学从经验走向科学。（见注释5）管理理论与实践不应是“两张皮”，而应是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泰勒对管理学的启迪在于，管理学者要回到工厂管理研究，真正扎根一线管理实践，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开展不接地气的空洞研究。管理学得益于作为起点的工厂，也需要重回工厂和重返一线，关注真实世界中的管理实践是如何发生的。（见注释6）

泰勒发展的科学管理原理是源自其在工厂的实践与研究，而其与计件工资制、工程管理等问题相关的论文，也最早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发表。这种从工程和工厂管理出发来探究管理学的路径，同中国管理学的学科发展一脉相承。比如，早期中国管理学也是从机械工程学科发展起来的，而一系列“国之重器”提出的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也显著推动了中国管理学特别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发展。（见注释7）

电影《点球成金》（2011）剧照。

无论是精确测量还是实地实验，泰勒所开展的研究都是管理科学研究，不逊于当前的主流管理研究范式，甚至可能更加科学。比如，时下的大量管理研究都是基于问卷调查、自我报告和主观感知，而这种研究的主观性更强，客观性和精确性不足，也难以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严格检验。

相对来说，泰勒的研究是在工厂实地进行经年累月的扎实实验，通过不断检验和优化工作方法对各类管理理论假说加以检验，对于发展管理科学知识而言具有重要价值。这种把手弄脏和把脚弄脏的实地研究，是管理科学最应该推崇的研究风格。西蒙也指出，理论假设不应只是粗略地提出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某种相关关系，而是要精确到可以进行数学建模和公式推导。（见注释8）但是，相对这种细颗粒度的管理理论而言，管理学依然任重道远。

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和电机，再到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进步加速工业革命并推动管理变革，使组织样态、员工状态和社会形态都在发生剧烈变化。一百年前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和如今人类与人工智能（AI）的关系看似发生了根本改变，事实上可能并无二致。机器人取代工人，而工人成为管理者，由此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人机关系。

在这个加速推进的数智时代，管理者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管理实践需要进行哪些变革？管理学者又要开展哪些研究？这些问题都是泰勒无法想象和回答的，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管理实践者、管理学习者和管理研究者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泰勒的经典之作，我们需要继续求索管理学的意义、趣味与奥妙。

注释：

1.马亮：《管理学：探求众人之事与公共议题的奥妙》，《新京报》2025年6月20日，第B10版。

2.文中有关《科学管理原理》的引文均来自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

3.Hindy Lauer Schachter,“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and the Idea of Worker Participation: A Brief Against Easy Administrative Dichotomies,”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Vol. 21, No. 1，1989, pp. 20-30.

4.［美］杰克·伦敦：《深渊居民：伦敦东区见闻》，陈荣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5.谭相宜：《回到工厂深处：解码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复旦商业知识，2025年9月22日，https://mp.weixin.qq.com/s/AXrg3U11pOCQawpGtAEMsA，2026年6月28日访问。

6.席猛：《回到工厂：那些诞生于制造业的管理传奇》，复旦商业知识，2025年11月24日，https://mp.weixin.qq.com/s/FFVTjUDdbf6SXmEz92EgEw，2026年6月28日访问。

7.郭宇宽、张宏云、冯耕中：《自在、自证到自为的中国本土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历史建构过程研究》，《中国管理科学》2025年第1期，第52—61页。

8.［美］赫伯特·西蒙：《我的模式人生：赫伯特·西蒙自传》，胡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第402页。

原文作者/马亮

摘编/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