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北京。参加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王泉媛,住处迎来了一位白发老人。来人是王首道,也是她45年未曾谋面的前夫。两人隔着岁月相对而立,谁都没有立即开口。
这场重逢,起因并不复杂。全国妇联邀请王泉媛进京参会,她与王定国、刘英、钟月林等老战友见面。大家听说她当年在河西的遭遇,既惊讶又难过。有人把消息转告王首道,他随即赶来。
沉默许久,王泉媛终于问出了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当年我从河西回来,是不是你不要我?你为什么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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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擦了擦眼泪,回答:“不是我不理你,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
这句话,解开了两个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误会。王泉媛当年并不知道,自己被困河西、音讯全无之后,延安方面传回的是她已经牺牲的消息。王首道在确认妻子“牺牲”后,才重新组织家庭,并没有因为流言而抛弃她。
两人的缘分,始于湘赣革命根据地。1932年4月,19岁的王泉媛到湘赣省委妇女学习班参加培训。她当时是吉安县少共妇女部长,性格利落,能用梭镖、马刀和手枪,工作之外却仍保留着年轻人的活泼。
一次,她在操场附近荡秋千,曾照明指着走来的青年说:“看,王首道来了。”王泉媛早就听过他的报告,知道他是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那一年,王首道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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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的讲话深入浅出,在根据地干部中很有威信。曾照明介绍王泉媛时,特意说她打枪很准。王首道听后笑道:“还是一位女神枪手。”一句普通的夸奖,让两人的关系有了开端。
真正走近,是两年之后。王泉媛调到少共中央工作,参加扩红等事务,曾在王首道身边工作。战事紧张,干部们的个人生活往往由组织和战友操心。蔡畅、刘英等人认为王首道厚道可靠,便试探王泉媛的心意。
王泉媛没有说“不”。不久,在遵义一座天主教堂里,几位女同志替他们办了一场简朴婚礼。没有丰盛宴席,也没有长时间的相守。婚后不久,部队行军,两人便各自奔赴任务。
长征途中,短暂相聚反而成了奢侈。王泉媛跟随总卫生部行动,王首道则在中央红军队伍中工作。两人在两河口见过一次,仅仅相处一夜,又被命令分开。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别会成为漫长岁月的起点。
后来,王泉媛被编入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担任团长。全团有1300多名女战士,却属于战斗预备队,武器和弹药都很缺乏。临泽作战时,她们依托工事多次击退敌军,但面对兵力悬殊的马家军,最终只能奉命分散突围。
王泉媛带着秘书李开芬和5名战士向祁连山方向撤退。饥饿、严寒、追捕接踵而来。她们昼伏夜行,后来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得知她是妇女先锋团团长,便将她单独关押,企图以婚姻控制她。
敌军军官马进昌把绸缎、旗袍和食物送到她面前,王泉媛没有屈服。她提出要把女战友王秀英接来陪伴,又故意提出饮食方面的条件,拒绝成婚。遭到殴打后,她仍寻找机会逃走,最终与王秀英一同脱险,抵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然而,等待她的并非立即归队。按照当时的审查规定,她得到的是暂时不能接收的答复,只拿到5块银元作为路费。她带着王秀英踏上返乡之路,辗转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直到1942年7月回到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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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方面同样没有等到消息。西路军失利后,王首道听到王泉媛“牺牲”的消息,悲痛不已。他等了三年,在确认妻子无法回来后,才与易纪均结婚。此后,王泉媛在家乡务农,后来也重新组建家庭。
1962年,康克清得知她的情况后,认为这位老红军不该被埋没,王泉媛才重新获得工作安排,担任禾市乡敬老院院长13年,并抚养过6名孤女、收养一个儿子。遗憾的是,她后来仍受到不公正对待,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组织结论。
北京重逢后,王首道向全国妇联说明情况,称王泉媛是久经考验的女红军,应当落实政策、恢复名誉。1985年,在王首道、王定国、刘英等人的证明和帮助下,王泉媛重新入党。
1989年8月26日,江西省委组织部第67号文件批复,王泉媛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工龄从1930年4月算起,工资按有关规定重新确定。面对这份迟来的组织结论,她只说:“我不后悔,当初能够参加长征,是我一生最荣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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