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队伍中有一批女同志，她们没有被安排在后方，而是和战士们一样背上行装，踏上了漫漫征途。蔡畅的名字，排在这份女同志名单的前列。
她年龄较长，党龄较早，革命资历也深。更重要的是，她待人厚道，处事稳重，在党内外都很有威望。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就称她为“蔡大姐”，邓小平也曾说，自己和蔡畅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对她十分敬重。
蔡畅出身于一个颇具革命传统的家庭。母亲葛健豪年过半百仍赴法国勤工俭学，哥哥蔡和森是早期重要的革命理论家，嫂子向警予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这样的家庭背景，并没有让蔡畅停留在家族光环之下，她很早便独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蔡畅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她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和组织工作，曾任两广妇女运动相关职务，也在中央苏区负责组织、白区和妇女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她继续承担统战、组织以及妇女工作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她主持筹备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先后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并在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期间担任副委员长。
与蔡畅的温厚不同，康克清身上有一种十分鲜明的军人气质。
她出生于江西万安县一个贫苦家庭，1928年参加红军，第二年与朱德结为夫妻。红军时期，她不是单纯随军生活的家属，而是真正参加过战斗和部队工作的女战士，曾担任女子义勇队队长。身材结实，性格刚毅，行军打仗从不叫苦，同志们称她为“女司令”。
长征途中，康克清随身携带手枪和地图。到达陕北后，她曾向朱德表达过继续从事军事工作的愿望。朱德没有把她劝回后方，反而鼓励她学习军事知识，争取成为合格的指挥员。那句“多学一些军事”，背后是对她能力的认可，而不是对她身份的照顾。
贺子珍同样如此。她是井冈山时期较早参加革命的女战士，曾在永新一带组织赤卫队，参与守城战斗。关于“双枪女将”的传说流传很广，但她晚年曾说明，自己并非枪法神奇，战场上的两次射击更多是危急情况下的本能反应。传说可以修饰人物，事实却更能说明她的胆量。
长征途中，部队遭遇敌机轰炸，贺子珍发现还有伤员留在担架上，立即冲出去护住伤员，因此身负多处重伤。医生一度认为她难以撑过几小时，毛泽东坚持把她带走，并说：“留在老乡家，恐怕只有死，抬着走还有可能活。”贺子珍忍受剧痛走完长征，后来被评为三级甲等残疾，却终身没有领取伤残补助金。
邓颖超的革命道路，则更多体现为沉着、细密和坚韧。她少年时期便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她长期负责妇女、机要和白区工作，许多任务不在聚光灯下，却关系到组织联络和革命安全。
1934年长征开始时，邓颖超身体状况并不好，仍随队前进。到达陕北后，她先后承担机要、妇女和统战方面的工作。党的七大召开时，女性中央委员只有蔡畅、邓颖超和陈少敏三人。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周恩来逝世后，她被增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任中纪委第二书记，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位担任正国级职务的女性。1992年，她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刘英的名气或许不如前几位，但她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十分关键。她1925年入党，曾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她赴苏联学习无线电，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参与少共中央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长征中，刘英身材瘦小，同志们叫她“小麻雀”，可她承担的工作一点不轻。遵义会议后，她担任中央队秘书长，负责文件、联络和会议事务。长征途中，重要会议记录和组织衔接，都需要极强的耐心与准确性。有人曾向她表达感情，她却说，长征没有结束，不能考虑婚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英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又进入外交系统，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驻苏联使馆参赞等职。1978年以后，她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工作。她一生生活俭朴，独子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多年，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
这五位“大姐”，经历并不相同：有人负责妇女运动，有人直接走上战场，有人承担机要和组织工作，也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登上国家领导岗位。她们共同留下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而是革命队伍中女性干部能够独当一面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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