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重磅新作｜国际汉学家齐慕实：这本书提出了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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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用什么概念理解中国，是郑永年教授“解释中国三部曲”贯穿始终的追问。继前两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著作出版之后，郑永年教授的最新著作《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作为政治和文明主体的中国自身，讨论中国的政治体系建立在怎样的文明与制度基础之上，又如何在近代转型中被重新塑造。

围绕这一问题，郑永年教授从反思“东方专制主义”的西方研究范式入手。他认为，这一范式常以中西对立来理解中国，容易遮蔽中国政治体系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为此，他提出“内部多元主义”，强调统一政治权威之下仍然存在着制度分工与权力配置。在其看来，传统中国的决策、执行与监察各有其位；进入近代以后，革命与现代政党的兴起，又改变了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传统政治秩序如何延续、调整并重组为现代政治体系，由此成为全书的重要线索。

在收入本书中文版的序言中，国际知名汉学家、中国历史学者、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齐慕实（Timothy Cheek）从历史学视角探讨了郑永年的这一尝试。他注意到，本书并未停留在宏观判断，而是深入皇权、官僚体系、贤能政治、国家与社会等具体制度，试图从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中解释中国。正如郑永年长期强调的，理论最终仍要回到经验本身。这种对制度细节和历史连续性的重视，也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路径。

IPP评论现刊发这篇序言，希望为读者进入这部著作、把握其问题意识与解释路径提供线索。

序言作者

齐慕实（Timothy Cheek）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金庸中国研究讲座教授

郑永年教授重磅新作——

《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

*以下为齐慕实（Timothy Cheek）为《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中文版所作序言。

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却值得认真细读。郑永年的学术抱负，与全书600多页的篇幅、丰富的材料和细密的分析彼此相称。他试图纠正社会科学界在理解中国治国理政问题上的诸多偏失，进而提出一种更准确的中国政体解释，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政治体系”（body politic）。

在序言中，他把本书视为自己解释当代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两部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再造和转型》（2010）和《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与黄彦杰合著，2018）。再加上其学术生涯中十余部重要专著与编著，郑永年早已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他的文字清楚、自信，也因此更容易引发争议。总的来说，虽然我对书中的部分论断抱有相当强烈的疑问，但我依然认为他提出的问题极有价值，他的结论也足以激发富有意义的讨论。

郑永年、黄彦杰著 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文版《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

郑永年的目标，是比前人更好地“对中国的政治体系进行概念化，哪怕还谈不上理论化”（详见英文版第xiii页，下同）。这首先就给读者设下一道门槛，因为这几乎意味着对既有中国国家研究的大面积否定。不过，郑永年的批评并非只针对某一方。他既批评中国国内学界，也批评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政治体系的分析。书中提到，他出身中国农村，当年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时，就曾对老师们的观点感到失望。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科学一直没能发展出“立足中国自身实践并能够解释中国实践”的原创概念或理论（详见英文版第xii页，下同）。

《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英文原版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由Routledge出版社在2022年出版。

而西方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看来问题更严重。他们陷入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框架，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与现代民主“西方”根本不同、彼此对立的世界。

这正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主题，作者用70多页的篇幅追溯并分析了从希罗多德（Herodotus，古希腊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德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汉学家）直到当代各种“威权主义”模型的思想脉络。

卡尔·魏特夫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总体权力的比较研究》。郑永年教授在新著中将魏特夫置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谱系之中，并批评这类分析框架容易将中国与西方塑造成对立的极端。

与常见的“东方专制主义”批判不同，郑永年并没有系统回应这些既有批评，只是顺带提到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裔美国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中文版第10页，下同）。但他运用自己在政治理论上的训练，重新界定了“东方专制主义”在此处的含义：它是一种把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学术范式；它将中国与西方看成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的两个极端；最终，它会使研究者“从学者变成道德评判者”，把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第19页）。

颇有意味的是，郑永年用来突破这种局限的关键资源，反而来自费正清（John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上一代历史学家的洞见，而这些人恰恰常被不少年轻批评者视作“东方主义者”。这一点既显出他在普林斯顿求学时期所受的学术熏陶，也折射出历史学家与规范社会科学家之间由来已久的方法分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学”与“中国研究”之别。若读者对“东方专制主义”这个词不太认同，不妨像郑永年一样，抓住其中更具体的特征，把它看作当代中国研究主导范式的若干组成部分。按照他的定义，所谓范式，就是“某一时期一个社会中最标准、最广泛持有的价值观或思想体系”（第18页）。

尽管措辞锋利，甚至把主流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归入“东方专制主义”范式之中，郑永年仍强调，自己真正关心的不是“否定”，而是与同行展开对话，以实现一个更根本的目标：更准确地“阐明中国国家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第32页）。接下来的500多页，正是围绕这一目标徐徐展开。

本书第二部分用约200页的篇幅梳理中国政治体系的起源与历史；第三部分较短，讨论晚清以来的现代转型；第四部分则是作者自己承认的全书核心，同样用200多页的篇幅分析当代中国制度；第五部分则转向对中国政治体系未来的思考。

除了对当代中国的长期研究之外，郑永年还系统整理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中古、近世和现代治国理政的二手文献，这种勤勉与概括能力令人佩服。他受的是政治学训练，却有意承担起历史学家的角色，试图超越那些信手拈来的简单例证，去面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对于熟悉相关研究的读者来说，这部分内容未必有多少新发现，但对希望更新历史认知的政治学者而言，仍然相当有帮助。只是郑永年尚未充分吸收一些更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历史学家、汉学家）在《大国》（Great State，2019）中对蒙古统治影响所作的重新评估。

这本书的一大长处，在于郑永年极其重视细节。归根到底，他是以政治理论家的眼光来重读中国传统和近代早期治国理政的历史，论题包括世俗主义、“社会化”的自然法、皇权、核心制度、帝国政治及其制衡、“现实存在的”贤能政治、不平等与代表问题，当然也包括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对于研究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样一个深受20世纪政治理论训练的头脑，或许也能为理解汉、唐、明等时期的治理结构带来一些新问题和新角度。

明代《徐显卿宦迹图》中的朝会场景。郑永年教授以政治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皇权、官僚体系、制度分工及国家治理结构。

第三部分关于1850—1950年“现代转型”的短章，大体上重申了郑永年的“组织化党权”命题，也就是他对中国式列宁主义政党的描述。这一判断对人们把“党”直接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Party”，也即竞争性政党的惯性理解，构成了有力挑战。因为中国共产党显然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政党组织。书中这些细节值得认真咀嚼，也进一步支撑了他的一个重要判断：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秩序，“未必与资本主义和民主天然冲突”（第329页）。

说到当代制度，郑永年主要讨论的是2012年以来中国当今领导人领导下的中国党政体制。他把这一体制放在邓小平开启的初期改革，以及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体制演进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总体而言，他认为当今中国国家领导人重新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模式，已经形成一种“新范式”，取代了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若干尝试。和许多政治学著作一样，郑永年也讨论了2012年以来的制度变迁与权力进一步集中的过程，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始终把这一切放回这本书的前文铺陈的“中国治国理政”历史传统中来理解。这里的关键，是他提出的“道德忠诚”概念（第二十四章）。

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构成了古今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项核心特征。他甚至提出一个颇为醒目的判断：“道德之于中国国家，正如立法之于西方国家”，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第453页）。这一部分还对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作了细致评估，并延伸讨论了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为了进一步说明“道德忠诚”，郑永年选取了三个案例：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毛泽东的“学雷锋”，以及江泽民的“以德治国”运动。他最终得出的结论看似简单，却值得认真推敲：“因此，每一代政治领导人都必须开展道德教育，不仅要让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形成良好的道德忠诚，也要让普通公众具备这种意识。”（第495页）

第四部分后面的几章[1]，开始集中呈现郑永年的一些基本发现。他的总体判断，表面上听来近乎一句老话：中国在变化，但中国始终还是中国。不过，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更为细腻。他希望读者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发生正式意义上的”民主化“，并不等于完全没有政治改革（第508页）。在第二十五章“大话语与小真实”中，他专门讨论了这一点：即便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主导政体，党内领导方式和行政运作层面依然发生了许多务实而渐进的调整。

比如，他细致分析了江泽民时期的改革，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其理解为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扩大执政党社会基础”的努力（第521页）。郑永年还将2012年以来广受关注的权力集中，特别是反腐运动，理解为对过去20年间政治寡头的一次系统性打击。在他看来，这一过程最终导向了一项关键的制度变革：2017年中共十九大全面恢复了中央政府的监察权，这一点他在第二十章有详细说明。他的核心论点是，监察权的复兴，使中国传统治国理政中的三权结构重新显现出来，也就是决策权、执行权与监察权三者的分立。换言之，中国确实在变，如今更具列宁主义色彩，但它又依然延续着自身政治秩序中那些极其顽强、绵长的特征。

2018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

另一个重要见解，是郑永年关于“持续制度建设”的看法。说中国领导人仍在推进制度建设，这个论证本身并不算特别成功。比如，桃李（Holly Snape）在本刊2024年7月第92期发表的新研究，就揭示了日益增强的“政治个人化”与所谓制度建设之间的矛盾。不过，郑永年在这里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是否论证成功，而更多在于他借此勾勒出，在现有体制之下真正的制度改革可能是什么样子。这也是他以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身份，为政府提供政策思考的时刻。他提出了中国当前政治体制运行面临的五大挑战。重要的是，这五项挑战都不以政权更替为前提，但每一项都要求对现行制度进行更深入、更扎实的改革（第531—532页）。大多数政治学者大概都会承认，这份问题清单相当中肯。它也足以消除一种简单的怀疑，即郑永年的著作虽然批评西方学界，却并不只是为现实权力作辩护。

这五大挑战都值得单独展开研究。

第一，需要更清楚的政治规则来界定中国国家三种权力，即决策权、执行权与监察权之间的“分工”。目前三者边界不清，存在引发权力竞争的风险。

第二，如何保证决策既有效又具协商性，并且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郑永年用了带有历史意涵的说法，把它称为“民主”且“科学”的决策。他强调，当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压缩了决策输入，从长远看必然适得其反。对此他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但他打开了一扇门，提示我们也许并非只有自由民主这一种解法。而在这里，他对中国早期治理传统的详细梳理，也确实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替代路径。我以为，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很有价值，胜过匆忙宣布答案。中国的领导者需要认真思考：“政策决策权如何把开放、民主（程序）、分权与集权等要素整合起来？”（第531页）

第三，如何确保执行权真正有效？在这一点上，郑永年把讨论引向官僚体系，以及过度集权对官僚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压力之下，官僚往往转入一种自我保护式的消极状态。

第四，如何限制监察权？若缺乏有效约束，监察权就可能演变为一种封闭的、缺乏制衡的审讯权力。

最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究竟应当划在哪里？在党权的统摄之下，市场与社会又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列出这份沉甸甸的问题清单之后，郑永年以一种颇有中国传统治道意味、也颇能体现其“道德忠诚”思路的口吻作结：

“如果这些关键难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就可以在‘党领导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三权内部分工’的体制，并有望保持长久稳定。但如果不能，体制改革可能会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以党政分开为主题的模式。”（第532页）

全书最后提出了四种可能的变化图景，以回答国际学术界长期关切的中心问题：“什么样的民主会来到中国？”（第551页）在各种可能推动变化的力量中，包括外部压力、自上而下的瓦解以及自下而上的革命，郑永年更看重第四种道路：渐进的政治开放（第563页）。在这一点上，他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哲学家慈继伟等人并不遥远。慈继伟在《中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China，2019）一书中，也借助罗尔斯式的分析方法，努力在“真正的”民主理想与面对现实政治之间寻求平衡。郑永年与慈继伟都在向学界发出挑战：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究竟什么才算“民主”，也需要超越“民主对威权”这种过于简化的二元对立。

读到最后，郑永年留给读者的，既是一种恳切的希望，也是一种克制的期待：愿中国的未来能够通过整合那些分散、冲突却同样真实存在的力量与政治资源而展开，而不是走向动荡、革命或政权更替那样更剧烈的道路。这本厚重而细致的著作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却非常有力地提出了那些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如果有一天，在中国国内，中国学者又能够自由而公开地讨论本书所触及的这些严肃议题，我希望郑永年会坐在那张桌旁，而我也愿意在场聆听。

[1]《文明与政治》中文简体版拟分为两卷出版，本书为第一卷。原英文版关于当代的内容（即本文所说的第四、第五部分）将编入第二卷另行出版。——编者注

※本文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教授齐慕实（Timothy Cheek）撰写的书评。该文原载于The China Journal, volume 93（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nuary 2025）。感谢作者和杂志社授权，特作为序言收入中文版，以飨读者。本文由袁冉东博士翻译。

新书介绍

《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

【作者】郑永年

【译者】邱道隆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ISBN】978-7-213-12289-7

【作者简介】

郑永年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创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中英文著作百余部，包括《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论单边开放》《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保卫社会》《中国模式》等。

【译者简介】

邱道隆，北京大学—康奈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译有《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等著作。

【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沿用“东方专制主义”范式解读中国，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造成中西之间日益加深的认知鸿沟。

本书依托丰富的史料与缜密的分析，深度剖析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脉络，揭示该范式实质是带有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主观知识建构，而非基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践与思想传统。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政治学家的锐利眼光回溯历史深处，围绕世俗主义、社会自然法、皇权、制度分化、帝国政治制衡、贤能政治、不平等与代表等核心议题，旁征博引，显微阐幽，在呈现中国历史复杂性的同时，梳理并重释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内在演化逻辑与实践特征，清晰阐明了中国国家是什么以及如何生成，近代遭遇列强冲击后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型与自我再造。

本书也由此表明，只有将中国置于其历史脉络与自身文明传统之中，而非以西方理论来定义中国，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当代制度。

【本书目录】

序言

前言和致谢

第一部分 “东方专制主义”

第一章　中国研究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及其问题

政治：理性与情感

方法论陷阱

“范式”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问题

关于本书

第二章　“东方专制主义”及其起源：欧洲和帝制中国

费正清和史景迁

对话，而非否定

欧洲和帝制中国的互动

元朝之后的中国和欧洲

第三章　从古希腊到启蒙时代的“东方专制主义”

近代早期与东方专制主义

启蒙时代与东方专制主义

总结

第四章　19世纪以来的“东方专制主义”

20世纪初的东方专制主义

东方专制主义及其当代变种

总结

第二部分　中国政治体系：形成和演化

第五章　世俗主义和政治秩序

中华文明中的“法”

西方文明中的上帝、自然法和法律

中国的宗教

自然法在中国政治哲学中的缺位

总结

第六章　社会自然法

社会自然法和等级政治秩序

中国政治等级中的义务和权利

法律与社会区分

中国的法

法的来源

法治

从礼到史

总结

第七章　皇权

“国家就是一切”：政治中心性的起源

政治中心性与权力分散化

第八章　制度分化和“内部多元主义”

皇权的三种权力

皇帝及其官僚体系

汉代

唐代

宋代

明代

清代

监察权

第九章　帝王政治及其制约

政治和决策权

军事影响力的缺失

地方行政和中央—地方关系

结语

第十章　贤能政治和国家—社会纽带

贤能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

贤能政治的起源

历史传说

两个经验观察

一种哲学假定

第十一章　教育、社会区分和平等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

在社会区分和平等之间的教育

“贤”及其衡量

结语

第十二章　选贤任能制度及其演变

汉朝时期

三国时期

隋朝时期

唐朝时期

宋朝时期

元朝时期

明朝时期

清朝时期

结语

第十三章　不平等、代表性和责任

教育产生的区分

教育和不平等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士绅

第十四章　官僚与公民社会

作为公民社会的士绅

作为制衡力量的“公民社会”？

“统而不治”和小政府

小结

第三部分　近代转型

第十五章　近代革命和政治权力

三场欧洲革命

晚清的危机与改革

洋务运动

清末新政国家建设实验

精英、阶级和社会革命

第十六章　民族主义、主权和现代党权

民族主义和主权

议会制度的失败与列宁主义的崛起

第十七章　组织化党权

孙中山与列宁主义国家的引进

作为组织化党权的中国国民党

精英和社会阶级

作为组织化党权的中国共产党

总　结

注　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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