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那是为你好”

电影 《给阿嬷的情书》堪称今年国产电影的票房奇迹，很多人都被片中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所打动。然而，一位德国女作家M在看完后，却对片中女主角谢南枝这一“美德的化身”给予了坚决的否定，甚至认为其形象是全片最致命的缺陷。

在她看来，谢南枝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善意的谎言”这一范畴，从道德伦理上来说不可原谅，甚至“即便出于善意，也构成了事实上的违法”：

每一个成年人都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而做出决定的前提是，拥有必要的“知情权”。尤其在涉及到自己的婚姻、财产、身体、家庭关系、人生选择等，知道真相尤为重要。从法理上说，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进行欺骗和隐瞒。 谢南枝明明知道叶淑柔的丈夫已经去世，却刻意隐瞒真相，并且用十八年的时间，冒充其丈夫，持续写情书，制造谎言，这事实上是剥夺了另一个女人知道真相的权利，也剥夺了一个女人再次选择爱情和生活的权利。 知道真相，是进行选择的重要前提。

旅德作家刘瑛虽然记录下了这位M女士的主要观点，却认为这番话“令我错愕”，实在很难理解。

我能理解。因为四个月前看完这部电影，最让我感到疑惑的地方也在这里，，南枝虽然在最艰苦的年代里接济了那一家孤儿寡母，但“这也剥夺了淑柔的知情权，让她失去了人生重新开始的机会”，“在这里，看似完全的利他，与剥夺他人权利交织在一起。但一个人有权这样左右他人命运吗？”

当然，肯定会有人反驳说，批判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再度选择爱情和生活，“那个年代的潮汕女人有可能吗？”就算淑柔在1960年知道了木生之死，又能怎样？她在客观上有选择权吗？

甚至有人认为，从法理出发来探讨情理问题，本身就是很粗暴的：

当评论者在做这样对一个人“应该”独立自主、应该有知情权的预设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进入故事中人物的视点，是心里的那个应然和价值主张压倒了对人物的体认和理解。

根据这种看法，批判实际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强调：只要你“真正”理解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就会明白只能如此，你批判恰恰意味着你还不够了解。

不仅如此，它也拒绝了改变。当你试图指出，有些苦其实是没必要的，下一步很可能不是被引为知己，而是被激烈攻击“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理解我”，因为“你或许原本可以不用这样”被看作无异于指责，而对方想要的是彼此无分别的共情：“只要你充分理解我，就会意识到我别无选择。”

在我那篇的影评底下，有一位读者说，她认为南枝选择隐瞒真相并为淑柔一家默默承担，这符合当时那个时代、文化语境下的“共同知识”，因为当事人共享一种“东亚式情义结构”：

如果“尊重个体自主权、知情权更重要”是当时的共同知识，南枝必然不会采取这样行为。一个证据是，在淑柔得知真相后，她对南枝更多是感激与理解，而非怨言和嗔责。说明“情义结构”中的责任、承担、奉献，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知识。

还有的人认为，用现代观念去批判当时的价值观，是可笑而不可取的，然而这么说模糊了一个焦点，即这部电影本身就是现代人拍给现代人看的，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观众被谢南枝感动？就像那些虚构的古装片，其实哪里真是还原了古代社会？它们之所以能引发现代人共鸣，恰恰因为里面人物的价值观本身就是现代的、或至少是跨越时代的。

那位德国女作家M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她看来，“观众们被令人不可思议的欺骗行为所感动，并不加辨别地当作一种美德来赞颂，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值得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

《别对她说》剧照

之所以有那么多中国人被谢南枝感动，而觉察不到她隐瞒真相有何不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隐瞒是为你好”的心理在我们社会极为普遍。

前些年还有一部电影《别对她说》，改编自美国华裔女导演王子逸自家的真实故事：奶奶确诊癌症，家人们选择隐瞒，为了让所有人能回家见老人最后一面，他们假借了婚礼的名义，但在纽约长大的孙女碧莉却认为奶奶有基本的知情权，一场文化冲突由此展开。

争论的焦点在于：老人是否应该知道自己病情的真相？说起来，谁都不否认她有知情权，然而落到具体现实中，这就难办了。中国人通常都会认为，为了病人好，不能让她知道真相。

其实就算在西方，这也是有争议的。那位德国女作家M就区分了 “善意的谎言”和“知道真相的权利”这两种不同的伦理概念，认为前者强调保护和承受，出发点不是欺骗，而是为了爱护弱者；后者则强调尊重和权利，即任何人都无权以“我是为你好”为由，替另一个人决定什么是“好”。

麻烦的是，这两者不仅有冲突，而且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我想，在谢南枝及支持她的观众心目中，她隐瞒18年也是“善意的谎言”，出发点正是为了默默照顾郑木生妻小；但在另一方看来，不论她抱有何等善意，都剥夺了淑柔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深深影响了其人生。

“知情权”对中国人来说，原本就是一个引入不多年的外来概念，在传统社会，这根本不重要，相反，我们从小可能都听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和教诲：师长替你做的某个决定，虽然你现在还不理解，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那份苦心。

在此有这样几个关键点：做决定的人与被隐瞒的人，是不对等的；做决定的人自信能做出比你本人更明智的决定；只要结果是好的，程序上是否知情并不重要，甚至必须隐瞒。不仅如此，哪怕最后搞砸了，只要那位做决定的人动机纯洁，就能被免于责难。

试想一下《红楼梦》的悲剧：宝玉深爱黛玉，但贾母等贾府大家长却认为黛玉并非良配，隐瞒了宝玉，让他误以为得偿所愿，最后在洞房花烛夜却赫然发现新娘是宝钗。贾母当然爱宝玉这个孙子，那是她的“命根子”，但她却毁掉了三个人的幸福。

“隐瞒是为你好”的安排，最致命的命门就在这里：它忽视了那个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的弱者的个人意志。唯有当双方意志没有冲突、不分彼此的时候，这才能免于责难，然而在现实中，这往往意味着一方的意志压倒了另一方。痛苦就在这里。

任何一个理念，都不是孤立产生的，“知情权”之所以在西方诞生并被现代社会所重视，其根源是个人主义的兴起使现代个人开始意识到，这是要实现自主选择所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样一个个体，认定自身就有实现自治的最高主权，因而必然会反感、排斥他人以“我都是为你好”来替自己做决定，因为那根本不是是否好意、结果好坏的问题，而是对方侵犯了自己的主权。

前一阵就有这么一件事：一个男生中考660分，本可上很好的高中，但其继母却瞒着他们父子，擅自通关系将其志愿改成中专。事后，男生的父亲大发雷霆，要跟她离婚，而她却委屈极了，认为自己完全是一片好心，因为在她看来，现在上大学已经没意义了，中专毕业还能谋到个更好的饭碗。

她没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的判断对错，而是她无权替人决定，那毕竟不是她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必须把对方看作是一个与自己权利对等的、独立自主的成年人，而不是需要自己照顾的弱者，否则当你忍不住越界时，极有可能会吃力不讨好，到头来只是自我感动。

应该说，这些理念其实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已经渐渐深入人心，“我都是为你好”已经被年轻一代普遍视为家长嘴里最令人反感的话之一，但问题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观众被谢南枝所感动？

我想是因为，对务实的中国人来说，道理固然是那个道理，但它在现实中行得通吗？中国社会有一种浓厚的氛围，就是强调任何原则落到现实中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则轻则被看作拘泥不变通，重则被孤立排斥。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一个人想要始终如一坚持某一原则，几乎不可能，很容易被现实的引力场扭曲。

更何况，那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边界清晰的现代个体，原本也不多，对不少人来说，凡事都得自己做决定，倒是个辛苦的负担，如果有人能替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他们乐于交出自己的权利。

我们社会之所以是今天这样，部分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