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2年4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兴建三峡工程。会场里的分歧，并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围绕移民、生态、文物、航运和工程安全展开的一场严肃讨论。
那场表决最终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资料中常提到，有9位专家型代表明确投下反对票，他们提出的担忧，后来并没有随着工程开工而自动消失。
三峡并非突然出现的设想。
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应在长江三峡一带修建水闸，改善航运并利用水力发电。这个构想放在当时，更多是一种面向国家工业化的远景设想，距离真正施工还隔着测绘、技术、资金和政局等重重关口。
1931年长江大洪水造成严重灾害，三峡工程再次进入水利人员视野。1932年，国民政府组织勘测队进入三峡，形成了关于长江上游水力资源的初步报告。1944年，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受邀考察，提出过相关方案。
但战争打断了一切。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内局势又陷入剧烈变化，纸面上的工程自然无法落地。三峡设想几经提出，又几经搁置，真正的难题始终摆在那里：怎样把一条巨大的河流纳入可控制、可调度的水利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治理被提到国家建设的重要位置。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受灾严重，京广铁路也曾长时间中断。洪水过后，防洪问题不再只是地方事务，而成为关系大片人口和经济腹地的国家课题。
1956年，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词句。1958年，中共中央讨论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水利枢纽问题。可在当时，工程规模太大，地质条件复杂，施工设备和技术力量也不足，苏联专家并不认为立即建设具备充分条件。
有意思的是，三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研究，而是先从葛洲坝做起。1970年，葛洲坝工程获准建设，目的之一就是为将来的三峡工程积累经验。施工初期，围堰、航道和设计等环节接连出现问题，工程一度调整。经过重新勘测和修改方案，葛洲坝于1974年恢复建设。
这段经历给水利部门提了个醒：大坝不是图纸上的几条线，江水、岩层、船舶、设备和人员，任何一项出现偏差，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工程的论证，因而持续了多年。
1980年，邓小平视察葛洲坝。面对三峡工程是否推进的问题，他强调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既然看准，就要下定决心。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跳过论证，恰恰说明工程必须在充分研究后作出国家层面的选择。
反对意见集中在四个方面。移民数量可能达到百万量级，安置和产业转移压力极大；库区大量城镇、农田和交通设施将被淹没；峡江生态与泥沙输移可能发生变化；如此巨型的水利枢纽，也必须考虑战争和极端破坏条件下的安全问题。
这些担忧并非危言耸听。
1992年表决前后，相关部门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勘测、论证和方案修改。工程确定后，移民安置成为投入最大的部分之一，库区居民需要搬迁，许多原有城镇也要重新建设。部分文物通过迁建、保护和考古发掘得到保存，但并非所有遗址都能完整留在原地，一些地方文化景观确实永远改变。
生态方面同样如此。三峡水库形成后，水位和流速变化影响了泥沙过程、鱼类洄游及局部水域环境。工程配套建设了水生生物保护、鱼类增殖放流和水质监测等措施，但这些工作属于长期治理，不能理解为建坝之后所有影响都被彻底消除。
1993年，三峡工程进入施工准备阶段。1994年正式开工，1997年11月8日实现大江截流，2003年首批机组发电，2009年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大坝坝高185米，坝轴线长度约2309米，水库正常蓄水位175米，总库容约393亿立方米。
工程建成后，防洪、发电和航运效益逐步显现。它能够削减部分洪峰，改善长江中上游航运条件，并形成巨大的水电装机规模。不过，三峡并不能单独“解决”长江全部洪水问题，流域治理仍需要堤防、分洪区、水库群和预警调度共同配合。
至于军事安全方面，公开资料没有显示当年专家所担心的极端情形成为现实。大型水利枢纽的防护、调度和结构安全，始终属于国家工程管理中的重点内容，不能用一句“没有发生”来否定当初提出问题的价值。
那9位专家的意见，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是否阻止了工程，而在于他们把代价清清楚楚摆到了决策桌上。三峡工程最终建成，靠的是长期论证、技术积累和国家动员能力；而移民、文物与生态问题，也确实伴随工程进入了持续治理阶段。历史没有把这些顾虑抹去，只是让它们成为工程运行中必须长期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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